蛾术编研究论文

柳宗元《三戒》 柳宗元《三戒》写了三个寓言故事，前面小序已说明了他的创作意图：作者借麋鹿、驴子、老鼠三种形象来讽刺生活中的三种人。这只是对于柳子厚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如果把这三则寓言放到现在来读，是否有它新的寓意呢？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喜爱麋鹿，面对虎视耽耽想吃麋鹿肉的一群狗，故意抱麋鹿靠近狗，让狗们习惯，告诉狗：这只麋鹿可是我喜欢的东西，你们可别惹它！狗因为畏惧主人才与麋鹿友善。哪知这麋鹿却认为狗与它是好友，待到出门，见到外面的狗，继续表现得很亲昵，却被群狗吃掉了。柳宗元借麋鹿讽刺那些依附于豪权之门而得意忘形的人。 以我观之，责任全在于主人生存教育不当。狗们对麋鹿不怀好意，主人开始就应该让麋鹿明白，狗和它是异类，和它们亲昵是危险的。这个故事应该是让家长或教育者看的：越是爱孩子越要给他们更多的挫折，直接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复杂。 黔之驴 黔之虎没见过驴，初见它，觉得是庞然大物。驴一叫唤，老虎大惊，以为驴要吃它。此是以己之凶残度他人亦凶残也。虎慢慢靠近驴，等熟悉了之后故意挑逗冒犯驴。驴生气了，踢虎。虎反而大喜，说，原来就这么点本事！于是凶相毕露，吃掉了驴。柳宗元借驴讽刺那些外强中干而要去触怒强者的人。 在我看来，这驴又没做错什么，天生能力是差了些，只不过叫了一声吓着虎了。想叫就叫，总不能剥夺驴的发言权吧？挑逗惹事的倒是这只虎。这是告诉我们：比自己强的人欺侮我们，我们也只能不畏强暴，勇敢应战。这个故事是写给小老百姓看的：民告官虽然难，但是有权有势的官如果欺民太甚，弱者也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生命的代价去反抗。 永某氏之鼠 永州有个人禁忌多，自己属鼠便把鼠奉为神。不养猫，让童仆不捕鼠，让厨子任鼠偷吃。于是这人家里的鼠便恣意横行。家里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都被鼠咬坏了。白天鼠都和人并行，晚上咬东西打架，简直让人不可安睡。等这人搬走了，后来住的人大动干戈，将鼠灭杀一绝。柳宗元借鼠讽刺那些趁时机肆意作恶的人。 我估计这养鼠的人本身也就是鼠辈，与鼠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所以，才会室无完器，夜不能寐，也是活该他自作自受。有这样的主人和环境，鼠当然猖獗。这屋新主人虽然把鼠都灭了，但这养鼠的人搬到别的地方，不也一样养鼠为患吗？这个故事应该给为政者看：反腐倡廉的力度应该更大一些，对那些贪官的处理应该更严一些。不仅要杀灭老鼠，养老鼠的人也非整治不可。养鼠的人只是被警告、调动，与之相随的鼠也会更肥更多。

初唐四杰顾名思义是在唐朝初期，柳宗元、韩愈也是初唐的。盛世的应该是李白

三戒指戒腐,戒怒,戒权.

《三戒》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写的一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散文。寓意：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1、《三戒》原文：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其一临江之麋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其二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其三永某氏之鼠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2、《三戒》译文：我常常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道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而只是凭借外力来逞强，或者依仗势力和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使出伎俩来激怒比他强的对象，趁机胡作非为，但最后却招致了灾祸。有位客人同我谈起麋、驴、鼠三种动物的结局，我觉得与那些人的情形差不多，于是就作了这篇《三戒》。其一临江之麋临江有个人出去打猎，得到一只幼麋，就捉回家把它饲养起来。刚踏进家门，群狗一见，嘴边都流出了口水，摇着尾巴，纷纷聚拢过来。猎人大怒，把群狗吓退。从此猎人每天抱了幼麋与狗接近，让狗看了习惯，不去伤害幼麋，并逐渐使狗和幼麋一起游戏。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狗都能听从人的意旨了。幼麋稍为长大后，却忘记了自己是麋类，以为狗是它真正的伙伴，开始和狗嬉戏，显得十分亲暱。狗因为害怕主人，也就很驯顺地和幼麋玩耍，可是又不时舔着自己的舌头，露出馋相。这样过了三年，一次麋独自出门，见路上有许多不相识的狗，就跑过去与它们一起嬉戏。这些狗一见麋，又高兴又恼怒，共同把它吃了，骨头撒了一路。但麋至死都没有觉悟到这是怎么回事。其二黔之驴黔中道没有驴子，喜欢揽事的人就用船把它运了进去。运到以后，发现驴子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到山下。老虎看到驴子那巨大的身躯，以为是神怪出现。就躲到树林间暗中偷看，一会儿又稍稍走近观察，战战兢兢，但最终还是识不透驴子是什么东西。一天，驴子大叫一声，把老虎吓得逃得远远的，以为驴子将要咬自己，极为恐惧。然而来回观察驴子的样子，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后来老虎更听惯了驴子的叫声，再走近驴子，在它周围徘徊，但最终还是不敢上前拚搏。又稍稍走近驴子，越发轻侮地开始冲撞冒犯，驴子忍不住大怒，就用蹄来踢。老虎见了大喜，心中计算道：“本领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老虎腾跃怒吼起来，上去咬断了驴子的喉管，吃尽了驴子的肉，然后离去。唉！驴子形体庞大，好象很有法道，声音宏亮，好像很有本领，假使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那么老虎虽然凶猛，可是由于多疑、畏惧，最终也不敢先下手为强；如今出现这种结局，难道不可悲吗？其三永某氏之鼠永州有一个人，怕犯日忌，拘执禁忌特别过分。认为自己出生的年分正当子年，而老鼠又是子年的生肖，因此爱护老鼠，家中不养猫狗，也不准仆人伤害它们。他家的粮仓和厨房，都任凭老鼠横行，从不过问。因此老鼠就相互转告，都跑到那个人家里，既能吃饱肚子，又很安全。那个人家中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器物，笼筐箱架中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吃的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东西。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地与人同行，夜里则偷咬东西，争斗打闹，各种各样的叫声，吵得人无法睡觉。但那个人始终不觉得老鼠讨厌。过了几年，那个人搬到了别的地方。后面的人住进来后，老鼠的猖獗仍和过去一样。那人就说：“老鼠是在阴暗角落活动的可恶动物，这里的老鼠偷咬吵闹又特别厉害，为什么会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于是借来了五六只猫，关上屋门，翻开瓦片，用水灌洞，奖励仆人四面围捕。捕杀到的老鼠，堆得像座小山。都丢弃在隐蔽无人的地方，臭气散发了数月才停止。唉！那些老鼠以为吃得饱饱的而又没有灾祸，那是可以长久的吗？注：《三戒》是我国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三篇寓言故事，分别为：《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韩愈 （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原文】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 垠崖卉崩豁，乾坤摆雷硠。 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 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 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拨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X。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 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 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 答张十一功曹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 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 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 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 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 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 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 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 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唐代柳宗元的三篇散文柳宗元《三戒》写了三个寓言故事:,《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永某氏之鼠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上自下死）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临江之麋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致死不悟。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阚（加口字旁），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三戒：戒色、戒斗、戒得

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鷟《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 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 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 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集》15卷。（郭预衡）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辙（1039-1112） 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又有“小苏”之称。仁宗（赵祯）嘉佑年间进士。神宗（赵顼）时，王安石行新法，轼、辙力言不便。又尝罢蔡确、韩缜、章dun 、吕惠卿等，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以事忤元丰诸臣，累贬徙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徽宗时，复官大中大夫，致仕。卒谥文定。苏辙为文汪洋澹泊，与兄轼齐名。著有《诗传》、《春秋传》、《论语拾遗》、《孟子解》、《龙川志略》、《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等。 曾 巩 （1019--1083）宋代散文家。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少有文名，20岁后以文才受欧阳修赏识。1057登进士第。历平州司法参事、馆阁校勘等。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等州，颇有政绩。元丰三年（1080）召回，留判三班院，后迁史馆修撰、拜中书舍人。病卒于江宁府。他是北宋著名古文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积极追随欧阳修，以突出的创作成就为北宋诗文革新作出了贡献。所擅长的是议论文和记叙文，议论、叙事委曲周详，章法严谨，文风朴实。《上欧阳舍上书》、《墨池记》、《醒心亭记》等都是散文名篇。亦工诗，诗风朴实清健，七绝颇有佳作。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

是这样的:韩愈介绍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辞海》1989年版） 柳永（？－约1053），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崇安（今属福建）人。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对宋词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等颇有名。但作品中时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诗仅存数首，《煮海歌》描写盐民贫苦生活，甚痛切。有《乐章集》。（《辞海》1989年版）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揭露和批判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皆著名。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斥时政，《贾生》、《隋宫》、《富平少侯》等较突出。无题诗也有所寄寓，至其实义，诸家所释不一。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也工四六文。有《李义山诗集》，文集已散轶，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