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论文题目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1.玲珑剔透2.惊天动地 富丽堂皇手不释卷

外篇 论文:“境界说”我见“境界”说我见 在中国近代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无疑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以中国传统诗论方法为刀，以西方新颖哲学理论为刃，以五代以降数十词人词作为解剖对象，品定高下，独创“境界”说，成为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核心。“境界”说不仅提出了一种文艺学的概念范畴或风格、特征，而且深入地探讨了文学本源的问题，揭示了艺术表层与深层的内涵，其重要思想不但在当时居于划时代之历史地位，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 本文将以《人间词话》全本(1)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境界”说这一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兼对“境界”说产生的历史、作者性格背景及其存在的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境界”说之名词缘来及王氏“境界”说之概念。 研究“境界”说，首先要研究“境界”说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究竟什么是“境界”？《人间词话》通篇全是围绕“境界”而展开，围绕着“境界”写作成篇，可是，王国维却有意无意间，并没有对“境界”一词下个完整的定义。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所独创。 据钱仲联先生考据，“在王氏以前或同时，用‘境界’一词以说诗或词的，就已有司空图、王世贞、王士祯、叶缨、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尽管他们所阐说的并没有王氏的全面，说法也不完全相同，但总不失为王氏‘境界’说的先河。”（2）“境界”一词在中国古籍中的最早出现可能是《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句，汉郑玄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谓地域的范围。《说文》训“竟”（亦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又云：“界，竟也。”到唐代，己开始用“境”或”境界”论诗，如现已失传的王昌龄的《诗格》中：“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意境”已普遍使用了。然而仔细推敲前人的用法，不难看出他们的“境界”含义互有参差，不尽相同。唯有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境界”始有了崭新、特定的内容。（3）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境界”一词的出现与佛家经典中的术语有关。梵语为Visaya,并引佛经《俱舍论颂疏》中“六根”、“六识”、“六境’之说，可见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以我的思考，“境界”一词到王国维的手中，其内涵与佛典中重感受的特点，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我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所谓“境界”，就是真景物、真情感的身受。这个论述就是我对境界说所作的定义。 二、从《人间词话》中几对辨证的关系来进一步描述、理解“境界”说。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实上，对于“境界”这一复杂、丰富的概念来说，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以概括其全部的内涵是困难的。不少王国维的研究者，试图对此下个略为完整的定义，或划个基本的范围，但往往不是过于死板，就是走向泛化（包括我的定义也一样）。与其刻板机械的界定，有丧其丰富、生动的理趣，倒不如把它一一描述出来，才来的更为确切。我通过研究，并结合前人的成果，从境界说中归纳出六组相互辨证的关系。 1、境界的有无，即“真”与“不真”的问题。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以无大误矣。 境界的有无在于真，诗词的优劣亦在于真。何谓真景物？何谓真情感？以我的理解，若写景，取诸自然，经与诗人心灵相生发，能给读者以“顿悟”的感受，达到与心而徘徊的功效则是真景物。若写情，取诸己心，放于外物“著手成春”，能让人有“与心戚戚焉”的感受则是真情感。真景物是人的理念与外景物形式的完美结合，是诗境生动直观与寄兴深微的统一。“真情感”是个性化了的“人类之感情”，是诗人对宇宙、人生本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什么样的人能写真景物、真情感？只有真正意义上纯粹的诗人！只有经历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之境界的诗人！这种人，眼里见过萧瑟，心头还泛有温热，笔头所以能流出深情，登高凭秋，看得见远方，回身自照，为理想、为人类而有担当。他们或明澈、或豪壮，能不羁、能思想。“绣幡开”，“我去也”！（4）合于传统抑或反动，乘风破浪抑或特立独行，总是一番真诚意思。看得透，所以写得出，有担当，所以放得开。除此种人外，碌碌诸人如何能写得真性情、真景界？只怕穷极工巧，“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擎鲸鱼碧海中”（5）啊。 王国维有关文体进化论的思想，也是根基于“真”。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强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摒去王国维对宋诗、南宋词的个人观点不谈，王国维认为诗词彼此升降，是因为“真”的问题。讲究“真”就兴盛，失去“真”就被替代，具有十分沉痛的意义，诗词沦失为羔雁是文学的悲哀，是丧失生命力的象征。返观当今诗坛、文坛，为什么描述社会现实的小说、杂文和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与随笔仍然得到人们的重视，具有不绝的生命力？而囿于个人狭隘体验，形式上又拼命逐奢求异的现代诗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兴趣，甚至于为人不耻的地步？相对而言旧诗由于褪去了很多功利色彩，一些写作者无为而为，从而能真正观照心灵，所作真情流露，反而使旧诗有复活的迹象。有“真”才有境界，失去“真”便失去境界。王国维的文体进化论从这个方面来讲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2、工与拙的问题。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两句为何高妙，从修辞学上讲是因为诗人给景物以人性的动态，贴切自然，诗人炼字铸句的本领高，所以好。若教常人写此情景，将“闹”字换为“满”，“弄”字换为“伴”字，意思虽未变，而境界却全失。所以只要看作品的细微处，就能分辨出作者的功力。功力深的词“工”，功力浅的词“拙”，作为同种情、景的表达，语言运用的工拙，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作为诗人，有眼界、有性情自然难得，但“境界”若只讲悟，古今悟道者也多。随园老人当年讲性灵写作，“我手写我口”，诗论一出，天下的诗人多了起来，而一代的诗词却未见繁盛。“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6）写作哪 里是容易的事？所以词作有“淫”、“鄙”、“游”三病。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淫词，放纵、淫逸之词；鄙词，粗疏、简陋之词；游词，浮而不实之词。三种词病均因笔力不足，不能约束所致。而王国维，对前二种犹有原谅，对于第三种则认为最无可恕。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而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真”的作品由于创作上的不“工”，也不能避免“淫”、“鄙”之讥，更何况大量与“真”无缘的“游词”呢？改正词的“三病”需要创作上的锤炼，使创作由“拙”而“工”，这个锤炼的过程用王国维的意思说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粹。” 就是要沉吟文章，把作文来当成一种终生的事业来用心，反复醅酵之、浸渍之、淘汰之，终于至于纯粹。人们都认为屈原、韩愈的文章好，却不知一个得力于半生缮撰的积聚，一个因缘于数十年处若遗、行若忘的思索。又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故事，得的不是诗意，而是词句。郊寒岛瘦，为何寒？为何瘦？“只因从来作诗苦”，衣带渐宽而已。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出乎其外，所以能真，入乎其内，所以能切。我认为只有“真”与“切”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境界的完美构成。以上两节合起来是讨论创作者的态度和修养的问题，即境界的标准问题。千古用心人，只有经过夜雨江湖的十年灯火，才有资格坐于桃李春风之下喝那一杯醇和的美酒。（7） 3、“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境界的优美与宏壮。 论毕标准，再说种类。王国维认为，有“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能自树立耳。 关于这段话，前人有朱光潜先生的论述。 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瞬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 （8）。 我的看法与朱先生有所不同。“有我”、“无我”的境界说一般都以为是受启发于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但王国维借用“无我”、“有我”这对在中国佛道典籍中多有论述的范畴，必然赋于其较新的内涵。无我，实是“物我”，以万物为我，物我无间，物我一体，所以忘我，失掉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见虽然是诗人的一见，有主体的存在，但在一见的瞬时，菊、篱、南山、诗人己泯然合一，在淡远静穆的景物中，诗人获得了一种坐忘的状态，与万物化合，所以虽然境中有我，但心确为无我，因此王国维将此句判为无我之境是精当的。至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决非是“移情作用”，因为有我之境的结果决不是物我同一，而是万物被我所奴役！有我之境实是作者个体强大的一种表现，强大得足以改变万物。“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何怨？春寒何情？杜鹃何知？斜阳何思？一切景物全被作者变化，涂抹上自己的色彩，打上心灵的烙印。真是适于我者我有之，不合我者我变之，何里没有我？哪里不是我？有我之境也是非具大气魄的作者不能做到的，与无我之境一刚一柔，一优美，一宏壮，都是创作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胜于有我之境，此论断我认为有失公允。 无我之境，人唯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静之动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 “优美”与“宏壮”这对概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就在思考了。他在1904年的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就试图论述这两个概念： 美之中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有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优美与宏壮是王国维从西方美学中引进的一个重要概念，很明显，“宏壮”即“崇高”。王国维将其译为“宏壮”，不难看出加入了中国古典诗论的很多意思进来。 宏壮与优美实为中国古典诗境中刚与柔的二元，无我之境中，我与外物不存在利害冲突，在一片宁静之中静观，诗人与万物化合，与万物共生共存，这就是优美的境界。有我之境中，我的意志力与外物决裂，所以情绪为之波动，遂与之决斗，并战胜之，征服之，其过程摇曳动荡，而形成有我之境必待征服的结束，此时万物己被作者驯服所以又必归于平静。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这就是壮美的境界。 4、“造境”与“写境”。 论毕种类，再说方法，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造境”与“写境”同样也属于“境界”种类的划分，但它们的区别更主要是因为来源于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造境”来源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就“理想”一派，“写境”基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成就“写实”一派。王国维的这种分法无疑来自于西方当时流行的美学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两派划分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不但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别，而且深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颇难分别”是因为“自然”与“理想”有密切联系，只有大诗人才能真正注意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他更发挥了此种思想：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从自然之法，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理想与写实二派，虽然创作出发点不同，但创作素材均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什么？不仅是指大自然，更是文学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写实派作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处”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这就离不开理想。理想派作家惯于“造境”，实际是将自然事物肢离而后重组，“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否则就是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所以也离不开现实。所以王国维有感而发：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轻视外物，理想诗人也；重视外物，写实诗人也。王国维心目中理想的诗人形象，正是理想与写实达到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诗人形象。 5、境界的“大”与“小”、“高”与“低”。 论毕方法，再谈规格。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境界有大小，而不以是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闭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两则词话均论及“大”、“小”，我以为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则说境界“大”、“小”，认为不分优劣，不含评价作用。第二则词话具有很明显的评价作用，认为后主境界之“大”胜道君。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其实不然，经过细致考查，会发现第二则词话所论其实是境界的“高”与“低”。 什么是境界之“大”？我认为在于意象的空间之阔、数量之多、力量之巨。“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诗境在广阔的场景上铺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诗人占有控制的意向众多，所以有激荡人心的效果。这与美学上“崇高”范畴有所联系。什么是境界之小？在于意象的空间之精微，数量之简单，力度之柔和。“俯拾皆是，不取诸邻”，诗人从身边的寻常物着手，“俱道适往，著手成春”（9），化腐朽为神奇，天籁无声，因此有平和人心的功效。这与美学上“优美”范畴有所联系。境界“大”、“小”这一区分，我认为是从意象的平面展开而划分的，无论写“大”写“小”，决定于诗人的写作意图，所以是不能分优劣的。而境界的“高”、“低”的意义则更多在于体验的纵深。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作品的深度，宋徽宗所作“自道身世之戚”，自哀自怜，不过溺于一己之悲欢，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共性的高度，因此感人也浅。李后主以心血创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0）、“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1），触动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哀伤，“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其体验深沉，所以词作感人也深。境界的高低实源于诗人心灵体验深浅的层次，自然存在优劣的分别。境界的“大”、“小”与“高”、“低”的划分一侧重于平面，一侧重于立体，虽有联系，但实是两对有较大区别的范畴。 6、隔与不隔，文艺形象性的问题。 论毕规格，再谈优劣。上节己从境界的“高”、“低”涉及到作品的优劣问题，在最后再着重谈一谈王国维议论最多，也最受人争议的“隔”与“不隔”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诗词有“隔”、与“不隔”之分。 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统计一下，前后共有七则词话或显或隐地论及“隔”与“不隔”的问题。但总归只是举例说明“隔”与“不隔”的分别，而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理由。怎么办呢？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中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正是解开这个迷团的锁匙。 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 结合上下词话，我们不难发现，“隔”与“不隔”的讨论实际较深地触及了艺术的形象性问题。通过理解，大略可归纳出两个要点，即“语语都在眼前”，不论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就是不隔。相对应，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矫饰，遣词过于做作，如多用“代字”和虚情假意的“游词”，以致于一定程度地破坏了作品意象的真切性，使读者产生如雾里看花般的感受，便是“隔”或是“稍隔”。 对王国维这样的区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具体而“不隔”的写作，难道都是优秀的诗品吗？“油盐柴米酱，豕犬马牛羊。”难道是写景“不隔”？“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难道是写情“不隔”吗？难道这也叫好诗品吗？（12） 我认为这是曲解了王国维的本意。“隔”与“不隔”的理论只是强调了直觉在审美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出艺术直觉的瞬间性及诗人的捕捉能力。而若是在强调“不隔”时，却把形象性与含蓄性对立起来，那就大可不必了。所谓形象性，正是音节、语意等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而综合给人的一种直接完整的意象，如果抛却这些复杂的因素单独强调直观的作用，我想这也未必是王国维先生的本意。 最后再简略讲一下“代字”的问题，所谓“代字”、“隶事”、“用典”可以归入一个范畴，与直白的写作相对。据我的了解，关于对“代字”的态度，古今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钟嵘与之相似。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典。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 我最初读书到此，精神曾为之振奋，虽说有当时少年气胜的因素，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其思想具有独到的闪光之处。文学创作贵于尽抒怀抱，曲尽其意，以求得读者的共鸣，又何必再以文饰情，于情境以外再设置一层迷障？作为接受者来说，也确是直白的作品最易理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把“用典”归入八种文病之一，但他在讨论中也认为一些恰当的用典是必要的。我随着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加深，也逐渐发现，一些委曲婉转、层层叠叠的意境是不宜直白的语言描述的。简单举例如“落红不是无情物”一句，落红“代”了残花的“字”，却因此增添一种哀伤的意韵；“落花犹似坠楼人”一句，落花“隶”了“绿珠”的事，又因此多了一层叹挽的情怀。咏物诗是这个样子，咏史诗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多作讨论。总而言之，作品的优劣还有赖于综合全面的评判，钟嵘的说法后多被学者讥讽，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考查不足。王国维的思想融中西方思辩精华，将这一思考推向了更为深广和科学的层面，但强调作品的形象性是对的，若仍然仅仅从作品是否用“代字”就判断作品的隔与不隔，未免太片面，也太把“境界说”简单化了。真正进行文学分析实践就必须就事论事，谨慎综合考查，在接受与运用“境界”说理论时进行辨证的分析与体验。 三、从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来看其臧否词人的标准。 文学批评虽然以客观理论为手段，但必竟因参与者是人，又是一件主观性非常强的工作。特别当涉及到艺术个体的问题，因牵连及批评人的喜好、经历及学问构成，所以结论无不打上批评 者个人思想的烙印。王国维作为一开创性的人物，他臧否词人的标准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到了现在，他的某些观点与标准也不能得到学术界全面的认同。虽然词话中的一些品评部分只能当作“境界说”个别性的例证，但必竟是“境界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定的篇幅进行分析与讨论。 在王国维之前的大多论词者，如朱彝尊、厉鹗等，其论词观点莫不以南宋为宗，而到了王国维处，态度为之一变。他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我认为和王国维的末世士子情怀有较大的关联。 王国维一生以忠臣自许。“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13）而王国维所身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不可救的乱世。一个不可救的乱世，造就了一个无法自我解脱的人物。作为一介文人，他身受傅仪的礼遇，对于一个没落的王朝虽知不可救，但充满了同情与怜悯。追慕先人，自己却私毫没有为国报效的能力，心情是苦闷的。所以转身投身于学术以求解脱，然而求索中西，却只得到“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爱而不能信”（14）的彷徨，虽然有一身“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可望”（15）的学问，却充满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的绝望。这种复杂的心态，我将其定义为末世士子的情怀。我们基于这种对王国维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人间词话》，不但以此观察他对词人、词句的好恶，作个别性的说明，且对他整体的词学史观有所体察。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初步的研究。 1、见证清亡之历史，对无辜之君的哀怜。 对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理解与推崇正是他这种心态不经意间的流露。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南唐的亡是亡于历史的趋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李煜本身并没有历史记载的恶行，所以是一个无辜之君。结合清末的现实，在王国维看来，当时也有一个无辜之君。在历史洪流涌动之处，宣统皇帝傅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清朝亡于它的极度的腐败，但最后的宣统帝却无法为帝国的灭亡承担责任，因为当时他太小了。1906年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荐赴京任清廷“学部行走”，直至1922年又任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的“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王国维能接受并引以为荣，可见他内心还是以清国遗臣自命，并且对傅仪存有感激之情的。王国维真正在朝廷的时日虽然不多，但却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与被迫退位，身心所亲历，更增添了许多无奈与叹挽的情绪。在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几年间，正是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的时候，在他对词家的研究中，自然而然有意无意间将李煜与傅仪有所比较。作为同样见证了一个王朝末路的人，王国维对冯延巳也有代入的感觉，所以对李、冯两人的词境体会尤深。李煜最后被毒死的事实，更增加了王国维心中的悲剧感和对傅仪皇帝命运的忧虑。“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傅仪自己的心里倒底怎么想不知道，但王国维眼瞧见这个末代皇帝自己心里却已是血泪相

地球第一段讲世界上各种资源都快米有了(如煤炭等等)第二段写地球环境，卫生遭到破坏然后写你的志愿（希望****）结尾点题即可。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考虑过。我考虑得最多的反而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一直是摇摇摆摆，不太明确。这里就先不谈它了。我现在只谈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我在大学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大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杂家，爱好的范围很广。我选了不少外系的课。其中之一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另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就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很想了解一下，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陈先生的课开扩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兴趣。我曾同几个同学拜谒陈先生，请他开梵文课。他明确答复，他不能开。在当时看起来，我在学习梵文方面就算是绝了望。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偶然性有时是会起作用的。大学毕业后，我在故乡里的高中教了一年国文。一方面因为不结合业务；另一方面我初入社会，对有一些现象看不顺眼，那一只已经捏在手里的饭碗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我的心情因而非常沉重。正在这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天无绝人之路，忽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到德国去学习的可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国的梵文学者很多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那藏在心中很多年的宿愿一旦满足，喜悦之情是无法形容的。到了德国，入哥廷根(G?ttingen)大学从瓦尔德施米特(E?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由于战争，回国有困难，被迫留在那个小城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召从军。他的前任西克(E?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就出来担任教学工作。实际上只有我一个学生。西克教授是闻名全世界的研究吐火罗文的权威。费了几十年的精力把这种语言读通了的就是他。这位老人，虽然年届耄耋，但是待人亲切和蔼，对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却不过他的美意，就开始学习。这时从比利时来了一个青年学者，专门跟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到了冬天，大雪蔽天，上完课以后，往往已到黄昏时分。我怕天寒路滑，老人路上出危险，经常亲自陪西克先生回家。我扶着他走过白雪皑皑的长街，到了他家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薄暗中，然后才回家。此景此情，到现在已相距四十年，每一忆及，温暖还不禁涌上心头。当时我的处境并不美妙。在自己的祖国，战火纷飞，几年接不到家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没有东西吃，天天饿得晕头转向，头顶上时时有轰炸机飞过，机声震动全城，仿佛在散布着死亡。我看西克先生并不在意，每天仍然坐在窗前苦读不辍，还要到研究所去给我们上课。我真替他捏一把汗。但是他自己却处之泰然。这当然会影响了我。我也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终日伏案，置生死于度外，焚膏油以继晷，同那些别人认为极端枯燥的死文字拼命。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几个年头。如果有人要问，我这股干劲是从哪里来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简单地列出几个条条，也难免有八股之嫌。我觉得，基础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也决不可缺少。我在大学时就已经逐渐认识到，研究中国思想史、佛教史、艺术史、文学史等等，如果不懂印度这些方面的历史，是很难取得成绩的。中印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需要我们继承与发展。至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是与这个认识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完全决定于认识。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上了一门学科，那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甚至对身体的某一些折磨，都会欣然忍受，不以为意。此外，我还想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把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人们大都认为梵文的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新学问。拿近代的情况来看，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宋朝以后，我们同印度的来往逐渐减少。以前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佛教，从十一二世纪开始，在印度慢慢衰微，甚至消亡。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以后，两国的往还更是受到阻拦。往日如火如荼的文化交流早已烟消火灭。两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中，什么梵文研究，当然是谈不上了。但是，在宋代以前，特别是在唐代，情况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当时，我们研究梵文的人数是比较多、水平是比较高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能够同我们并驾齐驱的还不多。可惜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不但印度朋友对于这一点不清楚，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了。解放以后，我曾多次访问印度。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很多印度学者也积极地探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从而从历史上来论证两国人民友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就连这一些学者也不了解中国过去对梵文研究有过光荣的传统。因此，我们还有说明解释的必要。前年春天，我又一次访问印度，德里大学开会欢迎我，我在致词中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要比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的要早得多。到了海德拉巴，奥思曼大学又开会欢迎我。看来这是一个全校规模的大会，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主持并致欢迎词。他在致词中要我讲一讲中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大题目我没有准备怎么敢乱讲呢?我临时灵机一动，改换了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研究梵文的历史。我讲到，在古代，除了印度以外，研究梵文历史最长、成绩最大的是中国。这一点中外人士注意的不多。我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段讲梵文语法(声明)的记载。唐智广的《悉昙字记》是讲梵文字母的。唐义净的《梵语千字文》是很有趣的一部书，它用中国的老办法来讲梵文，它只列举了大约千把个单词：天、地、日、月、阴、阳、圆、距、昼、夜、明、暗、雷、电、风、雨等等，让学梵文的学生背诵。义净在序言中说：“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我们知道，梵文是同汉文完全不同的语言，语法变化异常复杂，只学习一些单词儿，就能胜任翻译吗?但是，义净那种乐观的精神，我是非常欣赏的。此外还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礼言集的《梵语杂名》，这是两部类似字典的书籍。《唐梵文字》同《梵语千字文》差不多。《梵语杂名》是按照分类先列汉文，后列梵文，不像现在的字典一样按照字母顺序这样查阅方便。但是，用外国文写成的梵文字典这部书恐怕要归入最早的之列了。至于唐代学习梵文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并不多。《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玄奘)顿迹京辇，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可见玄奘是跟外国人学习印度语言的。大概到了玄奘逝世后几十年的义净时代，学习条件才好了起来。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义净等人编了一些学习梵语的书籍，这对学习梵语的和尚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些情况，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所叙述。《玄奘传》说：“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师鞭传》说：“善禁咒，闲梵语。”《大乘灯传》说：“颇闲梵语。”《道琳传》说：“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年，学梵语。”《灵运传》说：“极闲梵语。”《大津传》说：“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义净讲到的这几个和尚，有的是在中国学习梵语，有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总之，他们到印度之前，对梵语已经有所了解了。上面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唐代研究梵文的情况，说明梵文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并不是什么新学问，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继承和发扬；其中当然也还包含着创新，这是不言自喻的。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不仅仅在语言研究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有大量工作可做。我们都知道，翻译成中国各族语文的印度著作，主要是佛教经典，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这里面包括汉文、藏文、蒙文、满文，以及古代的回鹘文、和阗文、焉耆文、龟兹文等等。即使是佛典，其中也不仅仅限于佛教教义，有不少的书是在佛典名义下的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和医学等等。印度人民非常重视这些汉译的佛典，认为这都是自己的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在他们本国早已绝迹，只存在于中国的翻译中。他们在几十年以前就计划从中文再翻译回去，译成梵文。我在解放初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看到过他们努力的成果。前年到印度，知道这工作还在进行。可见印度人民对待这一件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我们诚挚地希望他们会进一步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个文化宝库也应当作出相应的努力，认真进行探讨与研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欧美的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和东方的日本，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上无不成绩斐然。相形之下，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显然有点落后了。如不急起直追，则差距将愈来愈大，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时候，就将追悔莫及了。此外，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大量的有关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各国贸易往还、文化交流的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是人类的瑰宝。其中关于印度的资料更是特别丰富、特别珍贵。这些资料也有待于我们的搜罗、整理、分析与研究。有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这就是，最近一些年以来，印度学者愈来愈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论文，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资料。有人提出来，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他们愿意同中国学者协作，为了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加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而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当仁不让，把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怎样进行梵文和与梵文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的体会和经验都是些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认识这种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怕任何困难，终会有所成就。一部分科学发展史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努力苦干、争分夺秒、不怕艰苦攀登的人，才能登上科学的高峰。努力胜于天才，刻苦超过灵感，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脑袋里总忘不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朝三暮四，松松垮垮，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谁要是不懂珍惜时间，那就等于慢性自杀。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会工作，还要会休息，处理好工作与休息的辩证关系，紧张而又有节奏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个人的经历。我在国外研究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俗语和佛教混合梵文。最后几年也搞了点吐火罗文。应该说，我对这些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回国以后，连最起码的书刊资料都没有。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连一个“巧妇”也够不上!俗话说：“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我只有根据碗的大小来吃饭了。换句话说，我必须改行，至少是部分地改行。我于是就东抓西挠，看看有什么材料，就进行什么研究。几十年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有时候，也发点思旧之幽情，技痒难忍，搞一点从前搞过的东西。但是，一旦遇到资料问题，明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些新书，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只好长叹一声，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诚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样就可以回到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的问题，现在大概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点惋惜、一点追悔、一点犹疑、一点动摇，还有一点牢骚。我之所以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一直又无法肯定地予以答复，就因为我执着于旧业，又无法满足愿望。明知望梅难以止渴，但有梅可望比无梅不是更好一些吗?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祖国天空里的万里尘埃已经廓清，四化的金光大道已经辉煌灿烂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西北一带——新疆和甘肃等地区出土古代语文残卷的佳讯时有所闻。形势真有点逼人啊!这些古代语文或多或少都与梵文有点关系。不加强梵文的研究，我们就会像患了胃病的人，看到满桌佳肴，却无法下箸。加强梵文和西北古代语文的研究已刻不容缓。这正是我们努力加鞭的大好时光。困难当然还会有的，而且可能还很大。但是克服困难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倘若我现在再对自己提出上面说的那一个问题，那么我的答复是非常明确、决不含糊的：如果我现在能够倒转回去五十年的话，我仍然要走这样一条道路。1980年2月26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