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研究现状论文

●原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背景简介 陶渊明(365～427)，浔阳柴桑人。陶诗以其冲淡清远之笔，写田园生活、墟里风光，为诗歌开辟一全新境界。 《饮酒》组诗共二十二首，此为第三首。前有小序，说明全是醉后的作品，不是一时所写，并无内在联系，兴至挥毫，独立成篇。这首主要表现隐居生活的情趣，于劳动之余，饮酒致醉之后，在晚霞的辉映之下，在山岚的笼罩中，采菊东篱，遥望南山，此时情味，何其深永！陶诗的一大特色就是朴厚，感觉和情理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常常用“忘言”“忘怀”等词语阻断对情理规律的探索和揭示，这或者就是诗歌回归自然的一种表现。

（1）本篇是《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歌的主旨是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富于理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的哲理演绎。诗中写了悠然自得的情，也写了幽美淡远的景，在情景交融的境界中含蓄着万物各得其所、委运任化的哲理；这哲理又被诗人提炼、浓缩到“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等警句，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整首诗的韵调也更显得隽秀深长。 宋代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得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首诗正刻画了诗的不同流俗的精神风貌。他不象一般隐士那样标榜超尘出世，而是“结庐在人境”；他置身“人境”，却能做到“无车马喧”，不染世俗之事。原因何在？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飞鸟相与还”，那只在晚照中翩然归来 的鸟和那个“悠然见南山”的人，心神契合，仿佛都在这幽静的山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2）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末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活与永恒的宇宙的树立。诗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无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联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饮酒》之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 全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的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自古及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大抵是人们所追求的基本对象，也便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尽管庄子早就说过，这一切都是“宾”，即精神主体的对立面（用现代语汇说，就是“异化”），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究无法摆脱。而陶渊明似乎不同些。他当时刚刚从官场中退隐，深知为了得到这一切，人们必须如何钻营取巧、装腔作势，恬不知耻地丢去一切尊严。他发誓要扔下这些“宾”位的东西，回到人的“真”性上来。 于是有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车马喧”，意味着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所谓“冠带自相索”。因为陶渊明喜欢诉穷而人们又常常忘记贵胃之家的“穷”与平民的“穷”全不是一回事，这两句诗的意味就被忽视了。实在，陶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是浔阳最有势力的一族。所以，尽管陶渊明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门无车马终究是不寻常的。所以紧接着有一问：你如何能做到这样？而后有答，自然地归结到前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远”是玄学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状态。此处的“心远”便是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隔离与冷漠的态度，自然也就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所居之处由此而变得僻静了。进一步说，“车马喧”不仅是实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 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语，其实结构非常严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转折，第三句承上发问，第四句回答作结。高明在这种结构毫无生硬的人为痕迹。读者的思路不知不觉被作者引导到第四句上去了。难怪连造语峻峭的王安石也大发感慨：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迁变的表现，只是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投入到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和名利的竞逐中，以至丧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只有归复自然，才能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题名叫《饮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飘飘然忘乎形骸的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另一种版本，“见南山”的“见”字作“望”。最崇拜陶渊明的苏东坡批评说：如果是“望”字，这诗就变得兴味索然了。东坡先生非常聪明，也很懂得喝酒的妙处，他的话说得不错。为什么不能作“望”？因为“望”是有意识的注视，缺乏“悠然”的情味。还可以深一步说：在陶渊明的哲学观中，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存在，所以才能具足而自由；人生之所以有缺损，全在于人有着外在的追求。外在的追求，必然带来得之惊、失之忧，根本上破坏了生命的和谐。所以，在这表现人与自然一体性的形象中，只能用意无所属的“见”，而不能用目有定视的“望”。 见南山何物？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这一切当然是很美的。但这也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句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表现自然的运动，因其无意志目的、无外求，所以平静、充实、完美。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个自然运动中完成其个体生命。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实际的意思，是说这一种真谛，乃是生命的活泼泼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体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后世禅家的味道，。 在诗的结构上，这二句非常重要。它提示了全诗的形象所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同时把读者的思路引回到形象，去体悟，去咀嚼。 这首诗，尤其是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历来被评为“静穆”、“淡远”，得到很高的称誉。然而简单地以这种美学境界来概括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又是偏颇的。因为事实上，陶渊明诗文中，表现焦虑乃至愤激的情绪，还是很多，其浓烈几乎超过同时代所有的诗人。但也正因为焦虑，他才寻求静穆。正像我在开头就说的，这是在新的困境与背谬中所寻得的理念和诗意上的完美的生命形态。也许，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实际体验它所传达的美感，进入一个纯然平和的、忘却人生所有困扰的状态，但这绝不可能成为任何人（包括陶渊明）的全部人生。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人真是多变，有时凌云壮志在我胸，似乎天下没有干不了的事；但没过一天，情绪一落千丈，把自己关闭起来，思想一切事情。人真的除了平常的机械活动外就没有了人生的意义，是一片空白的天地吗？ 不，当学习繁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时，我会选择一本文学书去浏览众文；当做事不顺心时，听着轻音乐，徘徊在文学的殿堂，了解文学的真谛；当心情愉快时，拿起笔抒写一切文学的句子。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比较喜欢小说。小说的情节令人意想不到或者深思，虽然小说没有散文和诗歌的词藻华丽，意象丰富；没有话剧的结构独特，场面精彩；没有议论作品的语气铿锵，思想突出；但它有自己的独特：塑造的形象真实，文笔平实，具有幽默感，主题突出，感情丰富，令人易懂。 在平常的日子里，有一本好的小说在手，身边的琐事都会变成音乐，犹如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你，但是，好的小说不容易得到，一般掏钱包去买或到图书馆借。最可惜的是，有时有钱也买不到自己心爱的或买了一些里面有许多错别字的书。 看小说给了我丰富的课余生活。它让我懂得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感情，办事的技巧等，都是在其他书刊号上难以得到的真理。它让我对文学增添了爱好，平时静下心来，写一些精致的文章，给自己的人生缀笔色彩。 没有文学的心灵，是一片干涸的沙漠，没有文学的世界，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没有文学的人生，是一段寂寞而漫长的苦旅。文学，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文学，是墓地里一簇鲜艳的玫瑰；文学，是寂寞而漫长的苦旅中的一个美丽而耐人寻味的童话。人，不能没有文学和翅膀。 如今，我时刻有小说陪伴在身边，它会在我劳累之余给我惬意，亦会在我困惑之时为我指点迷津。我感谢文学，因为它陶怡我的性情，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欢乐与希望！我与文学人真是多变,有时候凌云壮志在我胸,似乎天下之大.可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干不了的。可是一天不到，情绪却一落千丈，连去做任何事的勇气都没有了。人，真的除了平常的机械活动外，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意义吗？不，当然不是。当学习繁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会选择去图书馆，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当心情不佳，烦躁不安时，我会选择听着音乐，静静地看书，用文字来平静我的心灵；当心情愉悦，文思如泉涌时，我会选择拿起笔，写下一切想写的东西，用文字来品味生活。文学的种类有很多种。有人钟情于那优美的散文，有人热爱着寓意深刻的小说故事，有人喜爱那结构独特的话剧，有人热衷于那词藻华丽的诗歌……而我，却深深迷恋那唯美的童话故事。童话，也许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是毫不起眼的，她没有散文的意想丰富，没有话剧的场面精彩，没有议论文的思想突出，没有小说的幽默感……她所具有的，只是那完美的结局。可以说，几乎每个童话故事的结局都是完美的。白雪公主虽然被赶出了家，可她最终得到了她的爱，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灰姑娘虽然从小就受继母和两个姐姐的虐待，可她坚强，于是她得到了一个幸福而美好的婚姻；丑小鸭尽管至始至终都遭遇别人的冷眼，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排斥，可他最后却蜕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而在所有我读过的童话中，我最爱的，还是那《小美人鱼》，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在我小的时候，当我初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哭了，我不明白，小美人鱼她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她明明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她可以杀了王子，然后回到大海，继续无忧无虑地做她的最最骄傲的公主，继续跟她的姐姐们一起唱歌，继续跟她的父王和母后撒娇……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她为什么要选择把匕首扔掉呢？ 我不明白。上了小学后，再次读到这个童话故事，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小美人鱼之所以选择牺牲掉自己，是因为她觉得，人不可以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利益，就去伤害别人，甚至是去杀害别人，这不是她想要做的，于是，她选择了牺牲自己。当我踏入初中的大门，想起这篇文章时，我知道了，原来，成全别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也许你要说，现实是残酷的，根本不可能像童话故事那样美好。是的，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可能如童话一样美好，任何事情都像你所想象的那样 ，没有悲伤，没有痛苦。可是，正是由于这残酷的现实，才有了我们对如童话一般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只有有了向往，才能向着所向往的东西努力，奋斗，真正的能够让生活如童话一般，没有痛苦和悲伤，充满的，只是无尽的欢乐和美丽。我喜欢童话，喜欢她的美丽，喜欢她的完美，喜欢她带给我们的向往。

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 优美的田园风光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二、 与农民的深厚友谊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三、 自己的辛勤劳作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四、 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参考文献：[1]《陶渊明的仕隐》 李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报》 [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李华 巴蜀书社 1988年版[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4]《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孙静著《神州学人》

生活在人间，却没有车马的嚣喧。你问我何能如此，心灵清远，地自静偏。采摘菊花在东篱之下，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人眼帘。山气氤氲，夕阳西落，傍晚的景色真好，更兼有飞鸟，结着伴儿归还。这其中有多少滋味要表达，欲要说明，却又忘记了语言。 赏析： 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他也断断续续做了一阵官，无奈靠山不硬，脾气却分外高傲，玩不来官场中钻营取巧的一套，终于回家乡当隐士去了。《饮酒》诗一组二十首，就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人活在世上，总要找到生命的价值，否则人就会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而社会总是有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多数人便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拿陶渊明的时代来说，权力、地位、名誉，就是主要的价值尺度。但陶渊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懂得：要得到这一切，必须费尽心机去钻营、去争夺，装腔作势，吹牛拍马，察言观色，翻云覆雨，都是少不了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说。他既然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就必须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新的解释。 这诗前四句就是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也就是对权位、名利的否定。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所谓“车马喧”是指有地位的人家门庭若市的情景。陶渊明说来也是贵族后代，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这便有些奇怪，所以下句自问：你怎么能做到这样？而后就归结到这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精神上已经对这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所住的地方自然会变得僻静。“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群的脱离。 那么，排斥了社会的价值尺度，人从什么地方建立生存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所以接着四句，作者还是写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而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群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诗人好象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实际的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上是生命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表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 陶渊明的诗，大多在字面上写得很浅，好象很容易懂；内蕴却很深，需要反复体会。对于少年人来说，有许多东西恐怕要等生活经历丰富了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与文学研究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关于文士与唐前文士的生活方式一、基本概念的内涵 1“文士”的内涵 2“生活方式”的内涵 二、中国古代文士生活方式及成因初探（政治、文化氛围、文化思维、个人经历） 1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 2非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的研究概况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一、 研究意义 二、 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总括形成原因【1政治原因 2、社会风气 3、文化影响 4、个人喜好 5、团体活动】 第一节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一、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整体概况 二、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特点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动机目的淡泊明志，寄情自然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形式方式 3、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归宿 辞官归隐，另辟世外桃源 第二节 寄情自然的山水游处一、东晋文士山水游处的整体概况二、山水游处的特点1、 山水游处的动机目的独特的服饰与形象（游山玩水时，服饰及其形象已成为一种文化）2、 山水游处形式方式山水成为文士情感寄托之所3、 山水游处的归宿情寄自然而超脱物外的精神气韵 第三节 超脱现实的谈玄论佛一、东晋文士谈玄论佛的整体情况二、谈玄论佛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 2、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谈玄论佛的归宿 清谈阔论对名教和自然富有创见．2 东晋文士论佛的特点儒释道的融合 深化、细化佛教之意蕴 第四节 现实生活中食药饮酒的寄托一、东晋文士食药饮酒的整体概况 二、食药饮酒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东晋之前，不能说没有文士辞官归隐、淡泊明志，但很少有像东晋文士这般形成潮流。夏、商、周时代，在史册明文记载中，对名誉对官位脱门而逃，能够称得上“文士”的，商末的伯夷和叔齐兄弟是代表之一：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后人对伯夷和叔齐的看法几乎都持肯定的姿态，但不乏持相异看法的。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02年曾写过《杂感》组诗，其中有诗句言：“夷齐两饿鬼，明理认不真。只愿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对伯夷和叔齐阻止周武王伐商纣，只知坚守无谓的道义，置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于不顾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伯夷、叔齐的做法确实与历史前进方向是相背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与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追逐自由的初衷是不同的。况且，当初归隐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难以形成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士争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传政治思想，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几乎不存在归隐潮流的可能。秦王朝统一全国，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的高雅文化政策，文士避祸而归隐者有之，但与东晋文士追求自由而归隐仍然有别。西汉盛世， 2、 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 谈玄论佛的归宿 饮酒的诗化气息（“酒”成为文士的忠实伴侣，成为一种文化）食药的养生功能与“道士”气韵（食药包涵的道家思想） 第五节 闲适生活中的艺文往返一、东晋文士艺文往返的整体概况 二、艺文往返的特点1、艺文往返的动机目的 2、艺文往返的形式方式 3、艺文往返的归宿 别具一格的审美方式独特的集会与游戏形式艺术大融合的舞台第三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之影响第一节 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生活方式影响文学的面貌1、生活方式作用于文学表现的客体文学表现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活动，具体而言，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关系与各类活动的总和。作为文学表现客体的人类社会活动，必然包含大自然、社会与人类本身，内涵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战争乃至大自然的安静美好，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几乎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客体范畴之中。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对自然、社会和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于中秋夜对月饮酒，寄托怀人之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因为诗人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将观月、饮酒与念人之情、人生哲理巧妙的勾连在一起，改变了原来各自独立的明月、情感与饮酒，使得这些文学客体仿佛都随着诗人的心流走，具有了与诗人一般的情感。苏东坡满含诗意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文学表现的客体的外貌形态，但诗人在不自觉中赋予了这些客体以情感。当诗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身的所思所想寄托在文学表现客体之上，那此时的客体就不只是客观世界中的一员，而是带上了诗人感情色彩的文学客体了。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会作用于文学表现客体的表现，它突出了作者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创造作用。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的主体生活方式除了会作用于文学创造的客体，对文学创造的主体亦有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即作者本身，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理解。相对于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更具有主观性与能动性，他们是处于艺术生产过程之中特殊的艺术创造者。谈文学如果不谈文学创造的主体，就不能“知人论世”，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不着重点的局面。（1）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 有人说，文学是一门人学，是一门只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人学。不同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文学创造主体的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不是简单的生活着的每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既能较好的感受审美，品味审美，还能对审美做出一番独到的评价。归根结底，文学活动是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活动，相比普通大众，文学创造的主体对于情感的感受力度和把握力度相对较强，至少在某一领域须更强。比如，唐代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之一——高适——是唐代仅有的几个做了高官的文人代表，常年艰苦的边塞征战生活磨砺了诗人的气质，时不时透出不畏艰难、满腔豪情的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股迎面而来的豪迈气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一——孟浩然——则非如此。孟浩然几乎不曾于官场中叱咤风云过，平平淡淡地在山水田园中度过了一生。孟浩然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与高适出任朝廷高官、驰骋沙场的生活方式不同，导致两人情感不同，不同情感指导下的文学创造也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很难将高适的诗歌与孟浩然的诗歌相提并论。文学主体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收获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情感，体现在文学中，其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表达的方式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形成与表现，情感不同，表现形式不一而足。陆机《文赋》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指的就是文章的样式多种多样（往大了说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往小了说，每一种体裁还可以细分），文学创作主体要根据实际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前文所说高适与孟浩然，一个是征战边塞的将军，一个是山水田园的“垂钓人”，经历与心境几乎没有重合之处，他们采取的表达方式（一个边塞诗、一个山水田园诗）差异颇大。这是因为作为文学创造主体的高适也好，孟浩然也罢，他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两种人生阅历，倘若采用同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许就难以达到“诗言志”的目的了。这是为什么历代文学史上，人们很喜欢将有相同经历的艺术家的创作归纳为一种经典的表达范式，比如，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即是如此。当然，我们说生活方式会影响文学创造主体的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决定表达方式，因表达方式的采用也是因时因人制宜的。3、生活方式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文学创作主体的不同生活方式，还能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将各种文学艺术、文学思想聚集一起，交相辉映，碰撞出新的火花。比如，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派思想纷呈。思想家、文学家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游走各个诸侯国，游说的生活方式扩大了本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了其他学派思想的主要观点，从而反思、完善并提升本派思想。又如，我国古代文人十分热衷的交游、集会生活方式，琴棋书画各类艺术家、艺术形式汇聚一堂，很能促进文学的发展。三国之际的“西园之会”是有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文人集会，就很好地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发展。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影响一、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东晋主要代表文士有孙绰和许询、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袁弘、卢谌、温峤、庾阐、曹毗、袁弘、孙盛、习凿齿、苏蕙和王珣等。其中，文学以陶渊明为杰出代表，书法、绘画分别以王羲之父子、顾恺之为典范。自古以来，文学和书法、绘画难以分割，擅长书法、绘画的文士经常也会进行文学创作。要想准确了解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既要紧紧依靠擅长文学的文士及其创作，也无法脱离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文士。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选取各类生活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士及其创作，以阐释东晋文士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谈起辞官归隐，必然绕不过东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歌的代表——陶渊明，正如前文所说，辞官归隐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文士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所独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都曾有过归隐的生活。这里不妨以陶渊明为例谈一谈。（1）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2）陶渊明归隐之作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纵观陶渊明一生所作，既有四言、五言诗，也有辞赋、记传赞述和祭文，其中四言诗和五言诗篇目较多，辞赋和记传赞述类的文章也不乏名篇。较为有名的诗歌有《归园田居》（5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责子》，《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等；辞赋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并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记传赞述类文章有《桃花源记并诗》和《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与陶渊明一生的写照紧密相连，比如《五柳先生传》就很好的将自身“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宁静致远的品格很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读这一篇辞赋，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贫困但风骨依然的东晋文士之精、气、神在闪闪发光。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的铮铮傲骨，与享受归隐生活的恬淡自然，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认识到归隐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归隐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少不了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因此，诗人热衷于归隐的淡泊名利的心境才越发令人敬仰。 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东晋文士所采取的的这种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长久存在的，后代文人每每在困境之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辞官之隐士，效仿之，并以此标榜自我。东晋文士的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文士独到的精、气、神影响着文学的风骨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世无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人”本身，而非外在名与誉的追求，其深层次展现出来的是文士独到的精神、气质与神韵，这必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血气，精神血气的阳刚或是柔弱都会在文章之中表现出来，并且这种精神血气并不会由于后天的改变而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说，东晋文士采取辞官归隐的做法，很多不是一时之冲动做出来的秀，而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想静心远世的追求；这种淡泊明志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他们在文中的情感也是几乎真实的（不乏少数文学作品虚构的可能）。因此，东晋文士辞官归隐对文学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文士本身的精神血气给文学创作的风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淡薄无争的气质与神韵。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节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诗人将回归田园、远离官场的喜悦，用朗朗上口的诗文表现出来，堪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表达辞官归隐思想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第一段表明辞官归隐，回到阔别已久的田园才是心的向往，旅途似乎因此显得格外的顺人心意，小船顺流而下，诗人衣袂飘扬。在晨光到来的那一刻，诗人满怀愉悦地向路人询问前路为何方，恨不能眨眼间就回到家中。第二、三段写归家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人生感悟。整篇辞赋以和谐的韵律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归隐之歌，不难品味出陶渊明藏在这些唯美的语句之下的独特的精、气、神：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抉择，一种中华文化孕育下的文人风骨的生动体现。这样的精神血气并非仅此一篇而已，在很多著作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着，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二十首便是明证之一。（2）为文学创作添加了一种冲淡自然的文风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是指从诸多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学风貌。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还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这一点与文士归隐所体现之精、气、神影响文学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时期，归隐不是二三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表现在文学内部，即影响其风骨；表现在文学外部，即形成一种恬淡的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提到： 晋人文学，其特长处，非为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为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晋文所特擅。东晋之诗，其清俊之篇……自陶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 明确指出了东晋文风中存在的自然清俊的特点。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以亲近自然的姿态，将诗人劳作的画面与途中所见所感展现出来，使人读之仿佛亲临南山之下，与诗人一起劳作，一起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耕种生活。整首诗歌自然平淡，看似无奇，读来却令人于平淡之中见真理。二、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山水游处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东晋时期，山水游处是文士热衷活动之一，放纵于山水从山水中获得心灵的洗涤，是文士游山玩水的主要目的。谈到山水游处，必然绕不过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集会的主要人物——王羲之。（1） 王羲之其人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出生在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这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里。年幼时沉默木讷，未引起大人的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展露锋芒，成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王羲之在年仅十三岁时就得到周顗的慧眼赏识，使王羲之受人关注。后王羲之深受其两位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担任王敦主薄的阮裕深负盛名，而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王导几次三番要授予王羲之官职，为他的仕途热心安排。《世说新语》中赏誉七十二、八十、一百，品藻三十、四十七、八十五，容止三十等篇都是时人对其赞誉的记载，他的书法在其年轻时已备受赞誉。王羲之出众的才华及其备受当时名士赏识器重，已为他的仕途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羲之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只是一个六品的闲官，是晋宋时期门阀士族青年初选之职，也可以选著作郎一职。一般只须任职十来天便可升迁到其他岗位。秘书郎主要任务是负责整理、校对宫中的图书，兼管宫中禁书，工作十分轻松简单。王羲之当完十多天的秘书郎后，便升迁为会稽王友。而这也是个六品的清闲官职，主要是与年幼的会稽王作伴为友并陪同学习，并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安排游宴等事宜。之后王羲之转任临川太守（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因此被称为“王临川”。这可谓是王羲之一生官场上担任的第一个较为正式的职位。临川在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北方战乱，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之地。王羲之担任的便是这样的一地方小官。不久，王羲之又由临川太守改任吴兴太守（位于今浙江湖州市），亦是地方小官，可谓同级调动罢了。到了而立之年时，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的邀请，任征西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当时同在征西幕下的还有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王兴之，好友范汪、孙盛、孙绰、庾翼、孟嘉、殷浩等人。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羲之在这段日子里曾与殷浩、王胡之以及庾亮等人登上南楼理咏，众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日子可谓过得其乐融融，相处愉快。此时，王导升任丞相，有意安排王羲之进京为官，然而王羲之拒绝。《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回复殷浩的书信中说道:“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后王羲之辞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与东土士人一道游山玩水，服食采药，“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四处游历，欣然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游玩归来，还可以修植桑果，游观品尝。教育子孙，尽享天伦之乐。时而还与好友亲朋共欢宴畅饮。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向好友谢万叙说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轻松、惬意之情。还在书信中感叹道:“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3]王羲之虔诚信奉五斗米道，所以更增强了辞世遁隐的急切之心。（2）王羲之山水游处之作。 2、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1）促成山水审美意识的崛兴 （2）为我国文学添加了山水题材 三、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谈玄论佛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郭璞、孙绰、许询、卢谌、庾亮、孙盛2、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四、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饮酒食药寄托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何晏、陶渊明《饮酒》组诗、王羲之、2、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五、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艺文往返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王羲之《兰亭集序》、2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文士，他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饮酒寄托；其二，辞官归隐，淡泊明志；其三，田园生活中的艺文往返。结语（约500字）致谢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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