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1 何谓媒介语言 媒介语言（media discourse）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媒介语言同语言既有共性又有区别。语言是人际沟通的语言符号，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听说读写的语言交流活动，即人们之间的对话、书信。狭义的语言分为听觉语言和视觉语言。媒介语言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形态，是用于大众传播的符号，是信息与娱乐的表现方式，其内容涵盖广泛，也有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之分。视觉语言除了文字以外，还有色彩、图片、动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听觉语言除了话语之外，还有音乐、背景音效等多种形式。这些媒介语言形式大都与现代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密切结合，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下不断产生新的形态与传播方式。 2 何谓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指城市以其自然的地理环境、经济贸易水平、社会安全状况、建筑物的景观、商业、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法律制度、政府治理模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与社会公众并使社会公众形成对某城市认知的印象总和。城市形象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城市形象建设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继生产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后迎来的城市发展的更高阶段。 3 媒介语言与城市形象的关系 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曾指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1]”大众传媒因其传播效率高、覆盖面广的特性，一直是塑造与提升城市形象的利器，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现阶段，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时代背景下，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品牌的核心，是提高地方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媒介语言中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更是彰显自身魅力的捷径，因而日益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如今，我国各级政府对城市形象的传播实践几乎涵盖了一切大众传媒，包括广播、报纸、电视等等。而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则突破了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在传统城市形象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宣传报道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对国家和地区的形象塑造和宣传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 4 媒介语言环境下的河南城市形象现状 媒介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它通过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提示” 现实环境中的客观变动而构造出符号化的信息环境，它是人们感知现实世界的中介。最早发现媒介语言这种隐性功能的人是李普曼，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对媒介语言的隐性功能作了绝妙的象征性阐释。他认为媒介语言把受众看不到的“背后的东西”投射到洞壁上，形成影像，而受众便借助这些影像去感知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媒介语言社会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实物而是它的影像，而这些影像都是由媒介语言符号呈现在他们面前的。[3] 若符号世界未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或只是提供单面的、不健全的新闻，甚至是以扭曲和错误的方式提供了一副虚假的现实世界景象，这样的话，过多地接触“新闻”（那些非常的、不正常的、反常的事件）可能会使受众者对于”社会究竟什么才是通常的、正常的、合乎常规的事情反而知之甚少。[4] 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现实世界形成错误的或扭曲的看法。不可否认，河南城市负面形象的形成正是一系列媒介事件推波助澜的后果。河南上蔡艾滋病村、洛阳大火、河南人天津扎针事件，这些接二连三的报道构建了一个闭塞无知、野蛮愚蠢者的形象，而河南本地媒体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缺位和失语，更给了外地媒体进行解读操作的空间。由于外地读者对河南的情况不甚了解，为了简单明了地告知新闻，外地媒体在报道此类负面消息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冠以“河南”二字开头，诸如“河南艾滋病村”、“河南蟊贼”等，这种媒介语言使得外地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艾滋病和蟊贼同河南画上了等号，使之成为了河南的代名词。平面媒介通过词语刻画河南城市形象，而视觉媒体诸如电影和电视则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使河南人的形象更加具体化和直观化，例如冯小刚电影《手机》中的严守一、《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和《落叶归根》中郭德纲饰演的劫匪，以及众多影视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这种负面的河南人个体形象可能具有偶然性与戏谑成分，但若众多影视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显示河南形象的负面因素，则不得不说偶然中有必然的意识倾向成分。就这样，河南人一次次被动地成为剧中的丑角，媒介受众通过媒介语言对这个地域进行窥探，并经由自己的想象进行加工，进而以讹传讹推波助澜，于是被旁观着的河南城市集体负面形象被逐渐定格，正如勒庞所指出的：群体通常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感染的过程，很快会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情感的一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定事实。[5]就这样，媒介语言与其受众者无意之间完成了一次河南城市负面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5 媒介语言环境下城市形象的传播 植入式隐性传播 媒介隐性传播虽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其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不可小视。城市形象的植入式传播早已出现，其中尤以影视剧等文学作品的传播为主。但在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传播的植入式隐性传播策略也应该纳入创新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在传统的影视剧植入之外探索出新的植入媒介和值入方式。 （1）电影与微电影传播：电影与微电影都是城市形象推广的有效途径。现阶段，我国电影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了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呈持续上升趋势，电影产业的良好发展现状对于推广区域文化价值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2011年由洛阳菁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创的3D动画电影《牡丹》以“和平、正义、反毒、励志”为主题，讲述了百花之王“牡丹”历尽种种磨难，最终战胜邪恶、贪婪的“罂粟”，率领百花走出百花谷，终将美丽的花朵带给人间故事。这部3D动画电影的中国元素丰富，体现出原汁原味的中原文化，给观众带来视听和心灵震撼的同时也供给观众提供了一次奇妙的中原文化之旅，并且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还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成为推广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城市形象的里程碑。 2014年1月7日，由洛阳北方易初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开年首部微电影《夫妻游戏》首映礼在北京蓝色港湾传奇时代影城成功举行。这部微电影是由台湾新锐导演陈正道执导，台湾知名演员蓝正龙、新生代女演员尹航担任主演，芒果台主持人杜海涛等著名演员倾力加盟摄制。这部微电影主要讲述了夫妻爱情保鲜秘决、如何让平凡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的故事并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爱情观。伴随着这部微电影的热播，投资方洛阳北方易初集团旗下的大阳CHOK时尚欧式情侣车也随之热销，企业产品畅销的同时也带来了洛阳企业品牌认知度的推广和提升，与此同时，企业所在地洛阳的城市形象也得到了有效传播。尽管微电影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对于城市形象传播而言，微电影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于“微电影+广告”的新型传播方式。与传统的影视剧植入相比，微电影制作周期更短、费用更低，表现更为集中，且凭借着丰富的故事情节、高端的制作水准而引人入胜，往往易被大量分享、转载和评论，成为城市形象推介的有力工具，而河南城市恰恰可以把握这一机遇进行尝试，这不仅有助于城市形象的推广传播，亦可向大众展示河南城市的创新与变革，摆脱河南城市固有的传统、保守的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2）动漫传播：动漫产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也是有效的城市形象传播途径。动漫植入式广告也是新媒体广告的一个重要创举，它依托动漫爱好者群体为基础，通过特定的条件，在动漫中的适当时间和适当位置出现城市场景从而构建城市形象并将其推广。而动漫也就此升级为一种新型城市形象媒介语言。动漫世界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所营造的 “虚拟世界”， 它能够带给动漫观众不一样的体验，使观众在动漫中获得娱乐和享受，使得动漫广告成为一种极其优秀的体验式营销方式，在这方面，河南省已有城市进行了此种尝试，例如洛阳动漫《小破孩儿》中就通过动漫故事展示了洛阳的风土人情、山水美景，此外，“洛阳才子动漫系列”之《洛阳纸贵》、《苏秦刺骨》等原创动画片都对传播河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如同微电影广告一样，动漫植入性广告尽管涵盖面广，却尚未有系统的城市形象的广告，因此不妨将整个河南城市背景移植到动漫中，让基数庞大的动漫爱好群体能在漫画中获得关于河南城市形象的直接感受和体验，从而心生向往。 跨媒介沟通策略 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进行受众细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之下，任何一种传播手段都不足以覆盖绝大多数受众群体，因此，要想使城市形象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这不仅需要在媒介选择方面做到全方位、多渠道，更需要各媒介间的相互沟通和配合。新媒体的涌现和高速发展不能彻底动摇传统媒介的地位，二者各有所长。新媒体虽然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参与度著称，但在权威性和公信力方面仍远远不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且大众传媒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习惯性选择，资源雄厚，经验丰富，其对国家和地区的形象塑造和宣传仍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河南城市形象的推介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各种新、旧媒介形态的传播优势，以优化的媒介组合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多层次分众传播策略 传统媒体立足于“大众传播”。而以微博、微信、博客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要求对受众进行细分，从而实现更精准和更高效的传播。城市形象传播的受众广泛，具体可以分为城市市民、外来务工和求学人员、消费者和投资者等不同层次，各个层次群体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关注点和媒介语言使用习惯也各不相同。受众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决定了在选择传播媒介语言时必须具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传递。 6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各级政府亦非常重视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的创新和发展，城市形象的媒介语言塑造与传播是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课题，虽然我国学界对城市形象传播的理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从媒介语言传播角度对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着重从媒介语言理论角度阐释河南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策略，以期对河南城市形象的媒介语言传播策略的优化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美）Walter Lippman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美）沃尔丁・赛弗林，小詹姆斯・ W・坦卡特著，陈韵昭译.传播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05.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