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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显示有兴趣在通过语言的方法翻译研究。与1949年和1989年，一个不完整的调查，作者发现，有大约只有30教科书通道的讨论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和翻译，包括方面的普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和机器翻译。从1990年至1994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增加了通道，看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几乎160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些五年关心的翻译和普通语言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语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字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的条款，如话语分析，诠释学，动态等值，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背景，主题和述位，合作的原则，更遑论只是一个数，出现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趋势，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些年。 今天，我们在点质疑语言学是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近年来，一些学者，谁是在赞成的免费翻译，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公众，并呼吁结束了语言的方法翻译。一些坚信，翻译是一种艺术和语言学，因此，既不是有用的，亦无帮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看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科学的翻译那里的意思是僵化和限制，自由度是有限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赞赏。 但是，即使是在文学翻译，语言学，是难以负担。王宗炎指出， «如果一看到语言学作为一个机构的规则，规范的语言，翻译，最可能会哈欠与无聊。如果它标志使用的字和locutions以适合的场合，是没有任何停止译员从概括性的语言学» （王1991年： 38 ） 。争议«字面»银两«免费»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一边一国。举例来说，古代西方学者一样，伊拉斯谟，奥古斯丁，和其他人赞成，直译。其中中国早期翻译，鸠摩罗什是被视为免费的学校，而轩zuang似乎字面和灵活性。在当代中国，严复主张诠释学的翻译，而鲁迅的首选一拙劣的版本，一个是免费的，但不精确。有没有错，在上述任何立场。当这些译员强调，免费翻译，他们从不否认的可能性直译，反之亦然。问题只出现时，讨论，轮流相当于翻译。 问题的等价性已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一个等价语文元素，独立设置他们在其中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假设，一些«字面»翻译试图分解一个文本到单一元素，希望找到等值在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jakobson （ 1971年： 262 ）指出， «等价在不同的是枢机主教的问题，语言和关键的关注语言学。 » ，他并不是指«等价» ，但«在等价的不同之处»为枢机主教的问题。奈达也误解了很多，他的概念«等价， »他走上表示«翻译组成，在复制，在受体的语言最接近自然相当于源语言讯息，首先是在条款的含义和在第二条款作风» （ 1969年： 12 ）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绝不可能» （ 1984年： 14 ） 。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认为，成功或失败，无论是免费或直译的方法是不确定的：一不适当«字面»翻译可能会尴尬，甚至费解的，而过分«免费»之一，可能会使原来的文本，分化和完全消失。对他们来说，等价之间的翻译和原创，只能在实现的经验，与会者（参见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1981 ： 216-217 ） 。卡特福德（ 1965年： 27 ）表达了同样的关注，相等于翻译只是«实证的现象，通过比较发现， SL和铊的案文。 »在列举上述例子，我有绝对无意坚持对不可译。我的意思是，一个翻译者应该把他或她自己的经验和加工活动，到文本：解决问题，减少polyvalence解释，远离任何不一致或不连续性。语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待不同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始终与意识，有没有确切的等价但只有逼近。因此，功放和简化成为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同意的文本可以翻译，那么，以何种方式是否语言学的贡献翻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在接受西方语言学在中国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中文应运而生年底才在上个世纪，当马建忠出版了一本书的语法马氏文通«马氏文通»于1898年，这是首次在中国了语法印支欧洲语言作为其模型。研究语言，反过来又影响，翻译研究在中国。在麻石wenton ，主要的重点是使用形态，这占用了6 - sevenths的这本书。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形态学研究，总之，被视为最低有意义的单位，和刑期，因此，合乎逻辑的组合的话，各种具体的类型。翻译，然后，主要是基于该单位的Word 。在西方，圣经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翻译佛经并在中国。 直到十九世纪末做了一些语言学家来认识到判刑，不只是总结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所载的。布拉格学派，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贡献的研究语法。根据该分析方法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布拉格学派，一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主题和述位。主题是反对述位在类似方式之间的区别的话题和评论，并定义为一个组成部分，句，至少这有助于推进的过程中的沟通。述位，另一方面，是一个组成部分，一句是增加最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的沟通和具有最高程度的交际动力。这两个名词，帮助启发的过程中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语法达到高峰，与乔姆斯基的建立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的深部结构和表面结构的语言翻译的影响极大。奈达依赖于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他«分析- transfering -重建»模式的翻译。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在此期间，试图以提高语文研究，以更高的飞机。李进喜（ 1982年）扩大的作用句研究在他的书中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其中三分之二是专门讨论句子的形成或语法。他写道， «没有的话，可以发现除语境中的一个句子。 »研究当时的改善，其他grammarians ，包括吕叔湘，王力。 与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基础上，单位的一句是所提出的一些学者。这是林语堂谁首先运用理论对翻译在他的文章«对翻译的。 »他声称«翻译应该做的事的基础上一句[...]什么翻译应忠实，是不是个别的话，但意思转达他们» （林1984年为： r 3 ） 。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在理解句子，因此强调。超yuanren ，一个中国学者和哈佛大学教授，学者的批评和笔译谁往往忘记这一点，并采取语言为一些独立和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翻译句子，我们取决于它的背景;当我们解释1话语，我们依赖的背景下的讲话（参见超1967 ） 。当一个句子，是从文字，它通常变得含糊不清，由于缺乏背景。因此，翻译成为困难。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学习语文的基础上的刑罚甚至没有足够的。一个完整的研究应该作出的全文。一个简单的句子一样， «乔治通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在不同背景下。如果背景是一个考试，这意味着没有乔治，以及对测试;在一个卡片游戏，它会表明，乔治拒绝他的机会，出价;在体育这将意味着球达成的另一个球员。没有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决定一个翻译？语言学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研究文本和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自那时起。范dijk是一个先驱在这一领域，和他的4卷版的手册，话语分析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哈利迪的凝聚力的中，英文介绍功能语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对文字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 1981 ）提供了一个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文本，这是有益的翻译研究。德beaugrande其实写了一本书所谓的因素，在一个理论的诗翻译在1978年。这本书并没有成为很受欢迎，因为它仅限于讨论诗歌的翻译。在同一时间内，书籍，语言学的方法，以翻译介绍到中国，如工程尤金奈达，彼得newmarks ， ， JC卡特福德，乔治mounin ，和其他人。这些书籍了很大的推动，应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中国。 文本或discoursive的方式来研究翻译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篇章语言学。一些研究仍留在句法或语义层面上，虽然甚至有文本装置被聘用。在谈到翻译单位的Word和文字，奈达写道： ...一般人天真地认为，语言是换言之，共同默契的假设，结果翻译涉及更换一个字，语文与一个字，语文乙和更多«认真»这类翻译的是，更为尖锐。在其他换句话说，传统关注的焦点，在翻译上字。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单位，因此，重点转移到判刑。不过，专家，翻译和语言学家已能证明个人的句子，在反过来，是不够的。重点应放在该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的话语。 （奈达和tabber 1969 ： 152 ） 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奈达的问候话语，作为大于一个段落，作为一篇文章，与一个开始和结束。奈达自己从未申请篇章语言学翻译，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他的任期在我们的解释话语，因为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的基础上，较大的语言结构。 一些中国学者没有作出努力申请文本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王秉勤的文章（ 1987年）是第一学术论文这一类的。他说，他的目标是研究和发现规则的内部结构，文字在根据篇章语言学。他分析，许多例子使用的词句分析，但不幸的是，所有的样品，他收集到的描述，风景或报价从书籍的伟大学者-没有对话，没有言外或成事部队在该语言。他未能提供了各种例子。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限于修辞文本在中国古代（参见王1981 ;罗1994年） 。 学者一样，他自然适用于pragamatics翻译。他的文章（ 1992 ）提出了两个新的条款， « pragmalinguistics »和«社会经济语用学» ，在翻译，是指分别以«研究务实的武力或语言使用的观点，语言来源» ，并«务实的研究其中，研究条件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他讨论的可能性，运用务实的态度，翻译，以实现一个务实的等效之间的来源和目标文本，即是重现的讯息，进行源语言本身，以及含义进行了由源语言其背景和文化。在这方面的文章，他也试图区分«语用语言学»从«社会经济语用学» ，但最后也承认， «其实，一个清晰的线之间的语用语言学和社会经济语用学有时可能难以得出。 »他仍然坚持认为，应用该务实的态度，翻译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柯莉（ 1992 ）认为，语义，而在广义相结合的语义和语用学的，应加以研究，以帮助理解，解释和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翻译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审查了4语义条款-«意义和参考， » « h yponomy， » «变化的意义»和«背景» -让许多例子，i l lusrate的重要性，有一些一般性的知识和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语义的翻译。这篇文章中明确写道，读者可以很容易吸取灵感来自它。 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棚灯，对新标准的«信，达，雅»所界定的严复。中国学者开始批评含糊不清，这三个标准和努力给他们具体的意义，通过理论的西方语言学。结果是内容，这三个传统标准已大大丰富了，尤其是影响等值理论，在广义上是指目标语言应相等于源语言从语义，务实和文体点查看。但我们仍无法评价翻译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因此，中国学者一样，范守，徐shenghuan和万亩鲤鱼走上了定量分析的翻译，用模糊集理论的数学在完成他们的分析。范发表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1987年至1990年的文章评价翻译根据的数值数量的忠诚。徐的文章«的数学模型，评价一个翻译的质量»提出了一种正常的数学模型。他说，是很难产生一个绝对准确的评价翻译与这个模式，因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人的思考过程。作出这样的分析更准确和客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单位在翻译是很难啃的骨头。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翻译研究将以往任何时候都足够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都集中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奈达认为，股应判刑，并在一定意义上，话语。巴尔胡达罗夫（ 1993 ： 40 ） ，苏联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建议： 翻译是转变的过程中讲话的产品（或文字）产生的一种语言，成为一个讲话的产品（或文字）在另一种语言。 [ … … ]它如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译者谁进行的过程中转型，该理论家谁介绍或创建一个模型，这个过程中，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翻译单位，因为它是一般所谓，翻译单位，在源文本。 虽然他注意到的重要性，翻译单位在一个文本，并认为这个单位可以是一个单位，任何级别的语言，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文字，是和它如何可能来衡量翻译。 Halliday的概念，条文可能会显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一个条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单位。他区别的三项职能的条款：文本，人际和概念。据哈利迪，这些职能是不具备的词或短语。但他是不太成功的在分析之间的关系，第和文本（参见哈利迪1985年） 。在中国，有些人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春（ 1987年： 10 ）更多或更少的股份bakhudarov的看法，认为翻译单位不能局限于只为服刑。在某些方面，音素，词，词组，句，段，或什至文本都可以充当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特殊的治疗文本翻译，除了有文本作为最高级别之间的翻译单位。这不是目的，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如果我们想申请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翻译，我们会要求考的做法。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翻译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汉语言的异同及其翻译策略
在英汉翻译中，两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词的意义，词的顺序和词的搭配能力三个方面;从句法方面来说，英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句子顺序和其他一些表达方式上则有各自的特点。下面笔者就从词汇现象和句法现象两方面来探讨英汉的对应程度如何，以及根据这些对比，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应该运用哪些翻译技巧。
1、英汉语言的对比
英汉词汇现象的对比
首先，从词的意义方面来看。词汇作为语言的三要素之一，相比于语音和语法，它的变化最快。随着社会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在语言中一方面增加了新词，一方面旧词增添了新的意义。人类发明轮船以前，用的是帆船，英语“sail”一词原意为“帆”,短语“setsail”,就有张帆起航之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帆船逐渐被用煤，柴油，甚至是用核动力的轮船所代替。自从潜艇出现后，“sail”这个词又增添了“潜艇指挥塔”的新含义。这就是词义的发展变化，我们在对比英汉语言时，应该明确它们的对应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的。英语词汇在汉语里的对应程度，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第一，完全对应。英语中的词所表达的意义，可以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如“computational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美国国务院)。这主要是一些已有通用译名的专用名词，术语和生活中常见事物名称等。第二，部分对应。英语中有些词和汉语中的词汇在词义上只能部分对应，体现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morning”(上午，早晨)，“gun”(枪，炮)，一个英语单词相对应有较多的汉语意义.第三,无对应。
英语中有些词或汉语里有些词在对方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来表达。这主要是指一些新词以及反映社会特殊风俗和事物的词。如英语单词“beddo”(指的是一种多用途的床)，“plumber”(美国调查政府雇员泄密的特工)，“brunch”(为了休闲和放松,通常周日才吃的早午餐);汉语里如“八仙桌”,“太师椅”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最后，英语中很多词都是一词多义，分别与汉语中几个词对应。对于这些多义词的具体意义，要联系上下文来确定。比如“time”一词，在“havenotimetodosomething”中，它的意思是时间;在“Thetimesaredifferent.”中，意思为时代;在“Imetherseveraltimes.”一句中，它指的是次数。可见一个单词可能会有很多词义，意思随着不同的使用场合而不同。
其次，从词的搭配能力方面看。英语和汉语在词的搭配能力上有差异，一个英语单词往往可以搭配很多其他的单词，来表达不同的汉语意思。以单词“cut”为例，可以用于以下短语之中，如cutcake{切蛋糕},cutwheat(割麦子)，cutfingernails(剪指甲)。由此可见，cut的搭配能力很强，可以用于“cake,wheat,fingernails”,而汉语就需要分别用“切,割,剪”来搭配.在翻译时，要注意英汉语在搭配能力上的差异，译文选词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Sheworeapairofsunglassesandawhitedress.”一句中，wear分别搭配了两个名词“sunglasses”,和“dress”,应译为“戴太阳镜”和“穿连衣裙”.
最后，从词的顺序方面看。英汉句子中主要成分如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定语的位置和状语的顺序在英汉语中则有同有异，变化多样。例如，汉语句子“他们在教室里唱歌”,翻译成英语是“Theyaresingingintheclassroom.”,汉语中状语“在教室”是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而英语中状语“intheclassroom”,放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又如英语中时间或地点状语之间的排列顺序是从小到大，而汉语的顺序是从大到小。如“.”,译为“她出生于1990年10月1日上午8点。”另外，定语的位置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差异，英语单词作定语时通常放在它所修饰的词的前面，但有时也后置，如“aninterestingstory”中，定语“interesting”是放在被修饰词“story”的前面;而“somethinginteresting”,当中定语“interesting”放在被修饰的词的后面。然而汉语的定语一般前置。
英汉句法现象的对比
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不需要转换，有时则要根据情况进行转换，这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英汉句法现象上的差异，主要就体现在句子结构和句子顺序两个方面。
句子结构的转换分以下几种情况，将英语简单句转换为汉语复合句，将英语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简单句，英语倒装句转换为汉语正装句，英语被动结构转换为汉语主动结构等。如“Shedoesn'tknowwhatlifemeanstoher.”这句话在译为中文时,可将英语中的主从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的简单句，译为“她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英语中，为了突出重点和上下文语气的需要，常常用倒装结构，而汉语一般不倒装，此时应将英语倒装句译为汉语正装句。
另外，英汉的句子顺序，这里指的是主句，从句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样。
现以英汉复合句中的时间顺序为例。英语主从复合句中，表时间的从句既可以放在主句之后，也可以放在主句之前，位置很灵活。而汉语则会按照比较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将先发生的事陈述，之后陈述后面发生的事。如“AfterIhadmydinner,IwatchedTV.”英语句中,不论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主从句位置可以互换。若将此句翻译为汉语句子，则应先说先发生的事：
“吃完晚饭后，我看电视”.表示因果的英语复合句也是一样，因果顺序较为灵活，而汉语的习惯表达是因在前，果在后。
2、英汉翻译技巧
通过以上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现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各有特点，在翻译时根据这些特点，可以运用一些翻译方法和技巧来表达语言形式的思想内容。英汉翻译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很多，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类转译，增词法，省略法，正反表达法，分句合句法，各种从句的译法，习语，拟声词的译法等。现根据上文提到的英汉差异，从分析语言的特点入手，着重选择几种翻译技巧加以说明。
词义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都有一词多义，一词多类的现象，同一个词往往有几个不同的词义，属于几个不同的词类。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就要根据英汉词汇的对应情况，选择和确定关键词的意义，有时还需要对词进行引申和选择其褒贬意义。选择词义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根据词在句中的词类和联系上下文，看词在句中的搭配关系。如在“Likechargesrepel,unlikechargesat-tract.”一句中,根据分析词类,判断出“like”是形容词,汉语意思是“相同的”,全句翻译为“同性电荷相排斥，相异电荷相吸引”.
“like”除了作形容词外，还可以作动词和介词。如“Tomlikestoplayfootball.”中,“like”作动词“喜欢”讲.“Herhairisshininglikegoldinthesunbeam.”中,like作介词“像”讲.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要选择正确的词义，可以根据该词在句中的词类来确定。另一方面，英语中同一个词，同一词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往往也有不同的含义，必须结合上下文再根据词的搭配来确定某个词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如以下几句话中的“serve”一词，都作动词，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它的词义是不同的。“.”中译为“任职”;在“Histwodaughtersandasonservedinthearmy.”中译为“服役”;在“Itisyourturntoserve.”中，译为“发球”.
英语中，常用一个表具体形象的词来表示一种概念或一种属性，而汉语常用抽象的概念。在翻译时，要注意到英汉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不能逐词死译，应根据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将该词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引申.如,“Everylifehasitsrosesandthorns”中的“rose”(玫瑰)和“thorn”(刺)这两个具体形象不能直译，而要引申为“甜”和“苦”.整句话译为“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苦与甜”.又如，“Ihavealittlemoneyputasideforarainyday.”此句中的“rainyday”不能译为“下雨天”,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指急需用钱之时。
转译法
在英汉翻译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来死搬硬套，有些词在翻译时需要转换词类，这样才能使译文流畅自然。词类的转译法就是指将原文的词类转译为其他的词类，如英语名词转译为汉语动词，例句“.”中的“teacher”是名词“教师”,在翻译时可转译为动词“教”,本句译为“我想她会教得比我好”,如果译为“我想她会是比我好的教师”就显得死板生硬。形容词有时也可以转译为名词。英语中有些形容词加定冠词可以表示一类人，汉译时就要把形容词译为名词。如“Wewilldoourbesttohelpthesickandthewounded”中的形容词“thesickandthewounded”要译为名词“病人和伤员”.英语中还有一些形容词表感觉，情绪，如“angry,confident,afraid,aware,concerned,ashamed,thankful”等,这类形容词放在系动词后作表语用时，往往可以转译为汉语动词。
如“Heisawareofhismistakes.”此句中形容词aware应译为动词“知道”.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汉语中动词用得比较多。根据这一特点，英语中很多词类，尤其是名词，形容词，副词在汉译时往往可以转译成动词。
增词法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翻译时，除了转换词类外，还可在词量上作增减。增词法就是根据意义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为了使句子更加通顺流畅，在翻译时可以增加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如“Hewenthomeafterthebanquetsandconcerts.”如果直译为“在宴会和音乐会后，他回家了。”,意思似乎不够明确，但如果在名词前加上动词，译为“在参加完宴会和出席了音乐会之后”,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动宾词组，句子就更通顺了。又如“Thecrowdsmeltedaway,”(人群渐渐散开了)。本句中，在动词前增加了副词“渐渐地”,使译文的表达更加确切。再如“Youshouldwashbeforemeal.”(你应该饭前洗手)。该句的宾语“手”其实是隐含在动词“wash”之后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把宾语表达出来，在这里增加了名词。另外，英语中的数词往往能直接与可数名词连用，而汉语往往要借助量词来表达其形状，特征。如，abike一(辆)自行车,abaddream一(场)恶梦,aredsun一(轮)红日.
以上几个例子中，在汉译时都增加了量词，这样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省略法
前面提到的增词法是指增加一些词来使译文更通顺，省略法则是指原文有些词不需要译出来，删除一些可有可无，有之反而累赘或违背译文语言习惯的词。但省略并不是摒弃原文的思想内容，而是译文中虽无其词但明其意。现从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分别举例加以探讨。第一，从语法角度看，可以省略代词，it,连接词，冠词，前置词等。根据汉语的习惯，前一句话已经出现主语，而后一句若是相同主语，则不需要重复使用。然而英语通常每句话都有主语，在翻译时应考虑到英汉在表达上的差异。如“Hewasthinandhelookedmiserable.”(他很消瘦，看上去很可怜)，第二句话中的主语在翻译时已省略掉。英语中的物主代词在汉译时往往也可以省略。如“Heshruggedhisshouldersandshookhishead.”中的物主代词“his”不需要译出来,该句译为“他耸耸肩，摇了摇头”.在英语中，it也是一种代词，它常常作非人称用，此时，往往省略不译。如Sheglancedathiswatch;itwas7.(她一看表，是七点了)。另外，汉语词语之间的连接词不多，其逻辑联系常常是暗含的，英语则不然，连接词用得比较多，因此，英汉翻译时不需要把连接词译出来。第二，从修辞角度看，英语句子有些短语反复出现，英译汉时可作适当省略。“Appli-cantswhohadworkingexperiencewouldreceivepreferenceoverthosewhohadnot.”译为“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如果不作省略，译成“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比没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就显得罗嗦。
英汉翻译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如重复法，正反表达法，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本文对比研究了英语汉语在语言文字上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和差异，提出几种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供教师在翻译课教学时参考。当然，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翻译时应根据原文的具体思想内容加以灵活运用，不应生搬硬套。总之，翻译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活动，经过实践积累总结的翻译理论和技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指导和启发翻译实践，而翻译实践也是检验翻译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作为英语教师，在进行翻译课的教学时，应注意到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做到既重视翻译实践，也不忽视必要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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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的“忠实”
摘要：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英文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中英文背景的巨大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写作角度、方法、用词等的不同使得我们在英语写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很多的实例证明，英语的学习言语错误与汉语干扰有直接的关系，即负迁移，也就是汉语之间的差异对外语学习造成的干扰以及与所学外语的某些特点、某些规则造成的干扰有关。
关键词：英汉翻译 表达方式 忠实 1 英文对同一事物的表达方式的不同造成的错误
词性错误
很多同学在英文写作时只注意所选词的词义，而忽视了该词的词性，造成用词错误的发生。
(1)My friend doesn’t afraid of dogs.
(2)His father adviced him not to fight with anybody.
例句1)把形容词误用为动词，而例句2)把名词误用为动词。这是由于基础不牢，对一些常用词不认真考证，导致用词的错误。
词形错误
在英文写作中经常会出现遗漏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形态，还有关于名词单、复数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汉语中，汉语的名词一般不分单、复数，也无可数、不可数之分，主谓间也不存在数的关系，谓语没有第三人称单数的问题，由于中英文用词这明显的区别，在英文写作时会写出这样的句子：
(1)There are many sheeps on the grassland.
(2)She look after 3 children.
例句(1)中，sheep被当作可数名词，其实它不可数名词。例句2)中，look应为第三人称单数looks。
虚词错误
英语虚词包括冠词、介词和连词，冠词和介词在汉语中根本就不存在，用错的几率很频繁，而唯一在汉语中可以对上号儿的连词显然起到了很是深远的负迁移的作用：
(1)He arrived Beijing yesterday.
(2)I bought the dictionary in 1980s.
(3)Although it is raining， but I go to school all the same.
在例句1)中，arrive是不及物动词，其后一定要用前置词in或at，所以arrive后应加in。例句2)中，英语中“…年代”前必须用定冠词，所以应改为“in the 1980s”。例句3)中，由于受到汉语“虽然…但是…”结构的影响而出错，所不同的是在英语中although…but只能用一个。
语境不同所选词也应不同，这是又一个易出错的地方
语境不同，用词也应不同，语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用词，因此在写作时必须要选用适合上下问的词语来选词，如不注意语境对选词的影响，就可能因用词不当而写出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句子。
May I open the gate?The are in the room is too close.
此句从上下文看，说话者gate指的是房门，应该用door才合理，而gate指的是“院落的大门”，不符合上下文的表达。
2 翻译界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有两条标准是大家所公认的忠实、通畅
所谓“忠实”，首先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如实的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原文的意思既不能随意歪曲，也不能任意增减。内容除了指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忠实”还指对原文风格的如实传达。译者者不能随意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如原作是口语体，就不能译做书面体;原作是粗俗的文体，就不能译成高雅的格调，也就是说，译者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去代替原文的风格。
有些译者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形式，译文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汉英翻译中，“忠实原著”一向是第一要求，是多少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的中心。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呼吁想要告诉大家对翻译的仅仅“忠实”已经满足翻译要求。《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文章作者据此及其他一些类似论点得出结论：“忠于原文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标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
译者可否选择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忠实
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选择。
这时“忠实”就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现。但是我们无法把翻译与介绍绘画、音乐的类比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所使用的媒介不同。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
到这时“忠实”就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缺乏客观性就缺乏可操作性。
但是，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就能被轻易否定的。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事实上，―旦放弃对于忠实的主观追求，译者就没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会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根纽带一旦被切断，也就无从被称之为译文，翻译也就随之不复存在。
3 结语
在翻译中，“忠实”固然重要，但只有忠实是远远不够的。翻译不是一字不落的复制，也不是不顾原著的表达肆意加上译者的思想随意篡改，翻译不仅要重现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所描述的景物更重要的还要重现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及风格。
英语翻译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英语使用能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加强英语翻译教学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更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翻译论文 范文 一：中西方 文化 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一、中西方文化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一)地理环境因素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和环境必然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农业大国，这就使我国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故在许多 成语 中都与土地有关，如“土豪劣绅”“、土生土长”和“土崩瓦解”等。而英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其四面被海水环绕，故其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也促使其所形成的文化中都与水或航海有一定的联系，如在比喻一个人挥霍金钱的时候，会用“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来加以描述;在形容一个人的形体单薄、虚弱的时候则用“asweakaswater”(弱不禁风)来加以描述;而在告别友人的时候则会用“haveagoodsailing”(一路顺风)来加以描述等。因此，只有掌握了中西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够正确对语句进行理解和翻译。
(二)宗教信仰因素
宗教文化也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也会因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宗教门派众多，但是主要的可以分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义，如中国道家主张人和神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佛教则主张佛祖则是至高无上的神，其法力无边，这也可以从我国古代语言中明显看出。汉语中有“天命不可违”、“借花献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的语言表达。而西方则主要以基督教为主，他们只承认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其无所不能，这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iswhereHewas”(上帝无所不在)和“Heavenisaboveall”(上帝高于一切)等。因此，为了达到翻译忠实原意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二、提高高校英语翻译质量的策略
(一)导入异国文化
中西翻译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度和理解度，教师需要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导入到量的异国文化。通过将英语翻译与文化学习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来提高学生们英语翻译的水平。但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教师在导入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本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此外，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外，还需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习俗的来源。例如，英语中有“raincatsanddogs”的习语，这句话用汉语可以表述为“倾盆大雨”，但是如果按照直白的翻译就会理解为“下猫跟狗”，这样就明显偏离了翻译的本意。这句习语主要来源于北欧的神话 传说 ，传说猫跟狗对于风和雨等天气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又如“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但是如果单纯的按照意思来理解则成了“壮如马”了等。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文化背景不了解，则会出现上述可笑的误译现象。
(二)介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
英语结构区别于汉语结构，其重视主题句和主体结构的构成以及 句子 结构连接过渡词的作用，并且侧重用介词和连词来表示句子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则很少用或几乎不用。另外，英语表述中特别忌讳重复，如果出现重复的问题，通常用省略、替换或代词的形式来加以表示，但是我们汉语中常用重复来表示强调。
(三)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
在学生掌握了上述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后，教师需要为学生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删减或增加词语来使语句变得更加通顺。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包括词类转换、增删词语以及拆分语句等手段。首先，词类转换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其主要是将那些由动词转化来的名词或具有动作意义类型的名词后接of的形式按照汉语中动宾 短语 来进行翻译即可。其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增加或删减词汇才能够使意思更加忠实原文的含义。
三、结语
总之，中西文化差异性对于英语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教师必须要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学生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并要在基础上教授给学生英语翻译的一些技巧，从而达到提高高校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英语翻译论文范文二：生物 医学英语 翻译得体性原则
1得体性原则及在翻译中的适用性
“得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如下:“(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其分。”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释。难以确切理解其内涵，不大好把握，运用起来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从修辞学理论的高度来衡量，离规范性、科学性相距甚远。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则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他说:“修辞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1]王先生的定义简洁、明确，认为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聂炎[2]在《得体性原则两题》一文中对语言表达如何适应语体进行了 总结 :“每一种语体一般来说都有表现自己本身特点的不同的语料和表达手段，即常常有自己的专用词语、专用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等，这是该语体区别于彼语体的重要之点。言语思维主体在选词 造句 时只有同语体和谐一致，即得语体之“体”，才可能有良好的表达效果。”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翻译过程可以定义为理解原文并创造性地运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即语言使用的过程。[3]而得体又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因此，得体性语用原则在翻译中的适用性不言而喻。翻译的语用问题，归根到底，强调的是语言信息所采取的形式，必须由使用该语言的环境来决定，其根本是语言表达切合语境的得体性。[4]
2生物医学英语的特征及得体性翻译原则的具体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得体性语用原则适用于一切译作，但是，根据原作的文体不同，在具体要求上就各有侧重。生物医学英语属于科技文体的范畴。典型的科技英语是“专家与专家”交流的涉及学科的研究和发展的书面性英语。[5]其功能主要是述说事理、描写现象、推导公式、论证规律，其特点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行文规范、用词准确，技术术语正确，修辞手段较少。[6]针对这些特点，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得体表现为忠实和通顺。所谓忠实，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同时还需保持原文风格。这是对科技翻译的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是客观存在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客观存在原封不动地传达给非原文读者。翻译虽然是语言的一种再创作，但毕竟和纯粹的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决不可自作主张，对原作进行随意的篡改、增删。所谓通顺，对科技翻译来说，虽然不像翻译文学小说那样要求雅致优美、姿态横生，也不像翻译诗歌那样要求抑扬顿挫、押韵合辙，但至少应保证译文语言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和修辞习惯，文从字顺、明白流畅，而不能生造一些不伦不类的词句，或对原作拘泥太过，以致译文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和拖泥带水的现象。在翻译实践中，若“忠实”和“通顺”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前者，即忠实、准确、规范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因为科学的灵魂是“真”，科技翻译的灵魂是“准确”。在医学文献翻译中，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病人性命;在工程技术翻译中，一个数据之误可能导致重大的技术事故。因此，“忠实”是科技翻译的根本和前提，而“通顺”是实施科技翻译达到完美的一种手段和途径。[7]
3得体性翻译原则在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要实现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篇章译文得体，就必须在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各语言平面上对译入语可能有的几个同义而结构不尽相同的语言形式精心选择，选择除了涉及语言结构因素(如词性、词语搭配、上下文)之外，还与文体有关。选择的目的是使译文得体，得语言和文体之体。以下通过辨析不同译文以具体说明如何实现生物医学英语各语言平面翻译的得体。
词的得体
表达规范
《现代汉语》指出:科技语体讲究论证的逻辑性，要求语言规范。[8]例1Electroporationisusedtomakesmall，temporaryholesinthemembranesoDNAcanpassin.译1: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小的獉獉、暂时的孔洞獉獉獉獉獉从而使DNA通过。译2: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瞬时微獉獉獉孔獉从而使DNA通过。例2Thesefindingssuggestthatoralim-munemodulationmayrepresentanattractivether-apeuticapproachtoatherosclerosis.译1: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诱人的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 方法 。译2: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獉獉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以上两例中的“小的、暂时的孔洞”以及“诱人的”用语不正式，且读来疲软。而译2中的“瞬时微孔”及“引人注目的”用语平稳、凝重、冷穆，符合科技英语的特征。
用词准确
例3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isamolecularbiologicalmethodforamplifyingDNAwithoutusingalivingorganism，.译1: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大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2: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增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文1把amplify译成“扩大”，但根据生物学知识判断，这里的amplify是“creatingmultiplecopies(产生多个克隆)”的意思，所以译成“扩增”更准确。
词组得体
精炼、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4Theabilityofmonoclonalantibody(mAb)，treatmentwithmAba-lonehasonlyachievedverylimitedsuccessintheclinic.译1: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译2: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收效甚微獉獉獉獉。例5Asimmunologybecomesbettercharac-terized，immunomodulatorhasprovenasoneofthemostprevalentareasinthedevelopmentofnewpharmaceuticals.译1:随着免疫学变得更富特征獉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流行的领域獉獉獉獉獉獉。译2:随着免疫学的进一步发展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 热点 獉獉。以上两例中译2优于译1之处在于:译2表达正式规范有力，且更符合汉语习惯。由于英汉词组的构成和功能差异较大，所以总的要求是在“信”的前提下，既要充分表达原意，又要符合译入语语言形式上和修辞的和谐。科技英语中存在大量惯用和非惯用的四字词组，如asshowninfigure(如图所示)，withoutlossoftime(不失时机)，convertwastesintousefulmaterials(废物利用)等。合理使用这些四字词组，能起到精确紧凑，简洁明晰的效果，为译文增色不少。
专业规范
例6Thespleenmayaddbloodtothegen-eralcirculationtomakeupforwhathasbeenlostinthebody.译1:脾脏能给总循环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偿獉獉獉身体的损失獉獉獉獉獉。译2:脾脏能给周身循环獉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獉獉偿身体所失去的血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在医学中，“总循环”不如“周身循环”专业规范，而且“补偿身体的损失”过于笼统，所指不明。所以译2更得体。
句子得体
句子是语言平面中上下运转的轴心，也是翻译过程的主要着力点。句子同义手段的选择应该做到对应题旨要求，适应行文递接，切合语体特点以及依从声韵协调。[9]具体到生物医学英语的句子翻译，应该做到:
体现信息中心
每一句话、每一句群和每一语段都有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或意旨需要得到强调突出，以利于接受主体准确地把握其语意焦点，了解其着意传输的信息，此语意焦点成为信息中心。[9]应尽量把原语的信息中心译成汉语的信息中心，使两者相对应。例7Nucleicacid，originallyisolatedbyJohannMiescherin1871，wasidentifiedasaprimeconstituentofchromosomesthroughtheuseofthered-stainingmethoddevelopedbyFeulgenintheearly1900s.译1: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被证实为是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这是由Feulgen在20世纪初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的。译2: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在20世纪初由Feulgen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为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译1采取直译的方法，虽然把原文的意思表述清楚了，但是把信息中心置于句中，未予突出。而原文中的isolated和identified为本句的信息中心，译成“分离”和“证实”。译2通过语序颠倒使信息中心突出，自然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英汉表达方式不同，许多汉语句子往往把信息中心置于句尾，来突出重点;而多数英语句子则经常将信息中心置于句首，以突出主题。这就形成了“信息中心首位”(beginningfocus)，其他信息后置的句式结构。汉译英时要注意把英语句法结构的这个规律运用到翻译中去。而出于汉语表达的需要，译者要反复推敲，甚至可以跳出原文的框框，合理使用翻译技巧，对原文句子成分、结构形式进行必要的调整，按照汉语的习惯组织译文。
体现逻辑关系
例8Lamivudine(Epivir-HBV)isapotentantiviralagentwithminimalimmunemodulatorca-pacity.译1: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有獉着最低獉獉獉的免疫调节能力。译2: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却獉很少有獉獉獉免疫调节能力。译1中没有反映前后两句内含的转折关系，读来有句子堆砌之感，而译2通过“却”一词使语段内含的转折关系得以彰显。
语段得体
语段是比句子高一级的语法单位，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义整体。衔接是语段的重要特征，衔接的优劣，关系到话语题旨或信息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10]，译文若不能正确反映原文中的衔接关系，就反映不出生物医学英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例9ThebiosynthesisofRNA，calledtran-scription，proceedsinmuchthesamefashionasthereplicationofDNAandalsofollowsthebasepairingprinciple.(5)Again，asectionofDNAdoublehelixisuncoiledandonlyoneoftheDNAstrandsservesasatemplateforRNApolymeraseenzymetoguidethesynthesisofRNA.(6)Afterthesynthesisiscomplete，theRNAseparatesfromtheDNAandtheDNArecoilsintoitshelix.译1: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以獉和獉DNA复制的相同的模式进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 配对 原理。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只有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DNA再次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和獉DNA复制的模式大致相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配对原理。同上所述獉獉獉獉，首先獉獉，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其中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同时獉獉，DNA重新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通过许多连接词(如同上所述、首先、同时)清晰流畅地讲述了DNA转录的过程，较之译1更富有条理性和整体感。
4结束语
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与文学翻译在语言的运用上，在修辞手段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个人风格明显，感情色彩较强，翻译时多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的生动;而生物医学英语个人风格较少，感情色彩罕见，翻译上注重 逻辑思维 ，讲究语言上的规范和表达上的准确，在选择译文语言时，译者的游刃余地是不大的。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但在不同文体中侧重不同，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得体性表现为忠实于源语的内容和风格，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也同 其它 文体的翻译一样，是一种既具艺术性，又具创造性的艰苦的脑力劳动。它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中外文两种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靠大量的实践和不断的探索，别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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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一般来说，论文都是采用英汉翻译的方式，而采用英语翻译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国际社会中，英语是通用语言，所以要有英语翻译，用汉语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汉语也越来越走进国际社会，所以也要使用汉语。
study purpose 请采纳
翻译毕业设计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有效提高获取信息情报的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社会活动、交往、调研的能力等等
翻译毕业设计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有效提高获取信息情报的能力，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社会活动、交往、调研的能力等等
传统译论中，对翻译的理解和定义相对单一，即翻译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雅各布森对翻译的分类扩大了翻译涵盖的范围，当代西方译论的发轫使得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社会因素等言外层面受到关注。但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翻译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也是以语言外壳上的“忠实”为金科玉律。翻译理念的窄化，导致了在翻译实践中出现过于拘泥于“对应”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过于关注语言上狭义的“忠实”，牺牲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文化内涵的彰显。现在有的翻译在抛开原文读译文时，有些语句甚至做不到达意，更遑论其他。
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翻译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很长时间都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与人们对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有关。翻译过去被认为只是交流的工具，而翻译研究，也长期停留在“如何译”、“如何译得好”这样的语言转化研究层面上。19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空间。而人文社科学者也“发现”了翻译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出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转向”.不同学科领域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里应外合，多元共生，相激相荡，形成了当代翻译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繁盛局面。在丰富而多元的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那么，翻译为何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开拓了哪些翻译研究层面，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有何不同，又有何联系？翻译研究者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为此，本文从梳理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着手，阐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研究目的，以揭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一、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是由翻译而触发的。歌德发表关于“世界文学”谈话之前，他的作品已在法国、英国等国翻译发表，并且他的《塔索》、《浮士德》也刚刚在巴黎上演。而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更为直接的思想触发点，则是他读到了中国作品的译本。歌德看到，随着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可能会汇合。他在这种趋势下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后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滥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催生了比较文学。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i）指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1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也强调：“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2 但早期的比较文学，只是把翻译作为考察文学传播和影响考据的线索。至于将翻译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对如何认识翻译、如何研究翻译提出学术观点，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1931）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研究，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第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第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 梵·第根《比较文学》中提出的“译本和译者”问题，开启了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的先河。其他比较文学家，如法国的基亚（Marius-Fran ois Guyard）、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毕修瓦（Claude Pichois）和卢梭（André-Marie Rousseau），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吕迪格（Host Rüdiger），罗马尼亚的迪马（Al Dima），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朱里申（Dion'yzˇDuriˇsin），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冢幸男等，也都强调了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比较文学论着几乎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翻译问题。比如，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冢幸男在《比较文学原理》（1977）的第八章《译者与翻译》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内容的七个方面的问题：（1）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2） 翻译创造的文体问题；（3） 直译与转译问题；（4） 自由翻译、窜改及改编问题；（5） 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比较问题；（6） 译者序言及解释问题；（7） 初译本的评价问题。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专门论述比较文学中的翻译问题，她认为，翻译研究吸收了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理论，体现了很强的跨学科特征，是一个对比较文学未来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领域。她甚至提出：“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 早期的比较文学注重文学传播的路径及媒介，有专门的“媒介学”（mediology）研究领域。文学传播中，翻译和译本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和媒介，而受到特别的关注，后来成为比较文学独立的研究领域。随着对翻译性质认识的加深，当代比较文学逐渐用“翻译研究”概念来取代“媒介学”,即将原来的媒介学研究内容，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 二、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既然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就自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由此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不同。 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source–text oriented approach），通过译文的对比，辨析优劣，评判高下，以此探讨如何才能译得好，如何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为翻译实践提出标准，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这样的翻译研究，对指导翻译实践来说，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则缺乏思想深度和学术性。王宏志就指出：传统的翻译研究，“拿着译文，对照原文，不是说这里妙笔生花，那里写尽丹青，就是说这一句理解错误，那一句不够通顺。必须承认，这样的所谓翻译研究，对这门学科造成太大的损害从梵·第根在《比较文学》中提出的翻译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在对翻译的认识和研究思路上，就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很大不同。比较文学，即使是进行译文与原文的对比，也不是对翻译的优劣做出评判，更不是为了建立某种翻译标准，而是希望通过对比，“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并由此分析译本所塑造的作者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同一作品不同时代译本的比较，考察文学观念、文学风尚的变化，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译本对译入语作家的影响。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虽然也涉及通常翻译研究上的翻译问题，但旨归不在翻译，而在文学。因此，比较文学把译本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论其是否忠实、是否译得好。约瑟夫·T.肖（Joseph ）指出：“现代翻译家往往完全忠实于原着的形式和内容，尽量用新的语言再现原作的风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翻译作品没有被看作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得到足够的研究。”在比较文学看来，译本无论好坏，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因为“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最忠实的译者则可能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情况做出贡献。而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在移植和改写他们认为需要的作品”.比较文学关注翻译的选择与译者的关系，关注翻译的时代性、可接受性及其文学影响。“每一个翻译者多多少少都在使他的译作符合自己时代的口味，使他所翻译的过去时代的作品现代化。”“译者对原作有一种‘选择性共鸣’（elective affinity），即使他的译文不能尽原文之妙，他选择哪一部作品进行翻译，至少可以反映出他对这部作品的共鸣。”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文学不是主张，更不是推崇不忠实的翻译，而是看到不同文学有不同的文学传统和阅读审美方式，要达到文学传播和接受的目的，“外国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往往要经过更改和翻译，对本国文学才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被文学传统所直接吸收”.因此，即使是不忠实的译本，比较文学也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摒弃，而是注意考察其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是否发挥过文学影响作用，有无文学和文化价值通常的翻译研究，往往关注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译文层面上的研究。比较文学翻译研究，重点不在译文层面，而是关注文学翻译的前后两个阶段上发生的问题，即翻译选择和译本出版后在译入语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即考察“哪些因素被吸收了，哪些被转化了，哪些被排斥了”,尤其是“借用或受影响的作家将他所吸收的东西做了什么，对所完成的作品产生了什么效果”. 比较文学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翻译，其前提是比较文学的立场、目标，要体现比较文学的意识，也就是说，研究的出发点、目标、研究内容，都应体现比较文学的性质。如果离开了比较文学的立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会趋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不能实现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目的及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因此，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翻译研究，分析两种文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特质，分析文化对话、沟通、文学关系建构的复杂性，探讨文化间的可通约性以及文学的共同性（即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共同的“诗心”与“文心”）。因此，非文学翻译研究不在其研究范围。一般性的文学翻译问题，如果不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不是从文学、文化关系角度来探讨翻译问题，也不属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畴。简言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是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学不仅是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同时也参与了译入语文学的生产，丰富和拓展了译入语文学的表意和阅读空间。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翻译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人们在谈论外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往往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并不是直接地阅读原着，而是借助于译本。也就是说，影响文本不是原作，而是译作。文学翻译的选择倾向、翻译的种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世界文学视野；译者的阐释，直接影响了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认识；译文的语言特征、语言风格则影响了作家对作品形式特征的感知和把握。因此莫言说：“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和西班牙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 约瑟夫·T.肖（Joseph ）指出：“即使有了一个能够阅读外国作品原着的读者群，或者一个通过媒介语言能够阅读原着的读者群，一部作品在被翻译之前，仍不真正属于这个民族的传统。作品经过了翻译，经常会有一些人为的更动，也会有一些释义，然而，在吸收和传递文学影响方面，译作却有着特殊的作用。直接影响往往产生于译作而不是原作。” 近年来，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关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及其世界文学研究方法，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同时也为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启示。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套让人难以捉摸的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传播和阅读模式。”他特别强调世界文学形成中翻译的重要作用，指出：“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gains in translation）的文学。”翻译是文学传播、流通的最主要媒介，没有翻译，也就不会有世界文学。翻译，连接起两种文化，并促成了它们的对话与协商。达姆罗什从“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观点出发，探讨作品如何经由翻译进入两种文化交织的空间，而成为世界文学。 在达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是一种动态的文学关系，这个关系所构成的文学场域，就是世界文学产生的空间。达姆罗什用“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世界文学场域：“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椭圆，其中即为世界文学。它既与两种文化彼此相连，但又不仅仅受制于某一方。”这个文学场域中，充斥了两种文化的磁力，文学场因而也是文化磁力场，在此空间中的文学作品（通常是译作），受到两种文化的制约，其存在方式和形态，是两种文化合力的结果。因此，此间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态上已发生了变化，其已不完全是原初文学作品，而是既有原初民族文学的特点，又带有译入语民族文学的投射。“所有作品一经翻译，就不再是其原初文化的独特产物；它们都变成了仅仅‘始自’其母语的作品。”“当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作品在译文及新的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重构。” 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凸显了跨文化场域中文本的双重文化特性以及潜含其中的文化对话和权力关系。因此，以译作形式存在的世界文学，就不仅仅是新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两种文化冲突、交流、协商的结果，包含了作品的跨文化生成、文化对话达成、文学关系建立的丰富信息。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为比较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的跨文化性以及文学、文化互文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在比较文学看来，翻译文本是跨文化场域中所产生的新文本，其中包含了来源文化的基因以及译入语文化中的新基因，是两种文化基因作用下的文本重构，体现了两种文学、文化关系的内容。而这个新文本进入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领域，获得了新的解读和阐释，又生产出新的文本意义。原着、译者翻译、阐释的文本以及被读者阅读、解读的文本，19 构成了文本意义动态生成性互文关系。而一旦作品对创作文学产生了影响，受影响的作品与译作及原作之间，又构成文学性互文关系（如莫言的创作之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受影响的作品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基因，而富有了世界性的品质。构成互文关系的作品，无论是译作与原作之间，译作与受影响作品之间，以及受影响作品与原作之间，都相互照现、相互阐释、相互发明。在比较文学视野中，翻译不仅生产了新文本，同时也是在跨文化时空中的文本意义的再生产，以及文学、文化互文关系的跨文化再生产。译本不仅是原作简单的生命延续和跨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新生命，也是文学性和作品所隐含的文化意蕴的辐射和播散。如果说，翻译的选择和翻译的过程是一种跨文化对话意义的生产，那么译本进入了流通领域，就会扩大跨文化对话的范围，并会增加文化对话的新内涵，产生新话语，因此，也是跨文化对话意义的再生产。 可见，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思路，是紧扣比较文学的研究目标，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理要求与研究目的，也由此决定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即它既属于翻译研究，同时也属于文学研究。理想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成果，应该既对翻译研究，同时也对译入语的文学研究、文学关系研究，都有学术价值。三、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方法的理论化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和当代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超越了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而关注译入语系统中的文化因素对翻译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影响。它们都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以译入语文化、文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视点，因此，不是孤立地看待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现象，而是将文学翻译现象纳入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来分析。 ￥5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立即获取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翻译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很长时间都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与人们对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有关。翻译过去被认为只是交流的工具，而翻译研究，也长期停留在“如何译”、“如何译得好”这样的语言转化研究层面上。19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空间。而人文社科学者也“发现”了翻译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出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转向”.不同学科领域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里应外合，多元共生，相激相荡，形成了当代翻译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繁盛局面。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操作的工作，既用一种语言文体替代另一种语言文体的过程。
相关范文：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的语用价值及其翻译方法摘 要：词汇层面上的歧义是广告英语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从同音异义词、一词多义词（同形异义词）、词类转化和英、美英语用法不同引起的歧义等方面对词汇层面上歧义构成以及其语用价值进行了探讨；在考虑词汇歧义的多重含义及广告英语翻译的目的基础上，从契合译法、拆译法、套译法、变通译法和补偿译法等方面对广告英语词汇歧义的翻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关键词：广告英语；词汇歧义； 价值； 翻译“广告”一词的含义，并不是从开始就一成不变的。在英文中“广告”一词是“advertising”。这个英文单词又来源于拉丁文的“advertete”一词，意思是“唤起大众对某种事物的注意，并诱导于一定的方向所使用的一种手段”。1932年，美国专业广告杂志《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公开向社会征求广告的定义，得票最多的人选定义是：“由广告主支付费用，通过印刷、书写、口述或图画等，公开表现有关个人、商品、劳务或运动等信息，用以达到影响并促进销售、使用、投票或赞同的目的。”〔1〕。广告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传播产品消息，广告还是我们的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的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2〕广告作为社会或者经济中的一种机制，其主要功能有：（1）广告能为顾客做了什么。一个成功的广告必须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首要的位置。（2）广告能为商业做了什么。广告可以使新产品就以足够快的速度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从而有效地弥补厂商在研究、开发、生产以及分销这种产品时的成本。（3）广告能为社会做了什么。广告除了在销售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它还在经济上支撑着一个多元化的、独立的新闻系统，这个系统被政府或者其他特殊的利益团体所控制。〔2〕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扩大对外交流，外国的商品不断涌入中国。外国的厂商对其产品的宣传，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密切关注。由于中外语言存在着差异，因而就有必要对广告英语的翻译进行研究。本文将阐述和研究有关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存在的形式及其语用价值以及如何翻译等问题。一 广告英语中词汇层面上的歧义存在的形式“歧义(ambiguity)”在英语中的释义是:“An ambiguous sentence is usually of doubtful meaning because it can be interpreted in more than one way or many other ways.”即：歧义是结构上遵循语法规则，语义上符合逻辑常理的语句，其深层却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释义。严格说来，歧义并不是修辞手段，而是一种在语言使用中所产生的语义理解分歧现象。〔3〕我们知道，歧义是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从其类型上看，歧义可以分为词汇层面上的歧义、句法层面上的歧义和语用层面上的歧义。而词汇层面上的歧义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同音异义词；第二类是一词多义词（或同形异义词）；第三类是词类转化而引起的歧义；最后一类是英、美英语用法不同而引起的歧义。1 同音异义词同音异义词指的是两个发音相同，拼写不同，所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的词。如：Make your every hello a real good-buy.(An Telephone Advertisement)这条广告可谓用心良苦，它利用good-bye与good-buy的同音异义，吸引顾客注意，推销产品。又如：关于的一则食品广告：With so many carrot, I’ll be a real gem。“有这么多的克拉(胡萝卜)，我是颗真宝石(发糕)。”此广告中的“carrot”和carat同音异义，此处假借其义。Muffin是Betty Croker食品公司的产品之一，是带胡萝卜味的发糕，该广告是宣传其用料实在，份量充足，营养丰富。2 一词多义词（或同形异义词）一词多义在英语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除了少数专业术语之外，大多数英语词汇都有几种意义，有的甚至多达到十种以上的意义。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经过语境的过滤，通常只有唯一的意义被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意义被排除在外，但是却有些特殊的情形。如英国劳埃德银行所做的户外路牌广告：Money doesn’t grow on it blossoms at our branches.——LIoyd Bank这则广告里的branch是一词两义：字面意义，即树枝，而另一深层含义指银行的各个分行。这样我们就能领会该广告的真正含义是：只要顾客把钱存到劳埃德银行，他们的钱就会不断地增加。3 词类转化而引起的歧义在广告中有时利用词语的词汇意义与临时的转义引起的歧义以达到广告目的：即要吸引广大群众的注意力。而使用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短语便加大了解码难度，延长了解码时间，增添了解码乐趣，其商业效应自然不言而喻。〔4〕，如：Give your family a treat with Beefy-the tenderest,juiciest steak that ever got inside a chunks of prime meat in rich,rich gravy to give you satisfaction every time.“Beefy”:Beef (鲜嫩多汁的牛排罐头)，这是广告中有意错误拼写单词。“give you satisfaction”有两层意思：You will be pleas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meat./You will be physically satisfied by eating the meat.“give you satisfaction”是有歧义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力，迫使他们去观看、购买，以至达到商业目的。4 英、美英语用法不同而引起的歧义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用英语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在发音、拼写、某些词语和习惯用法方面有些不同。就词语来看，由于某些词语的涵义和用法上存在着差异，因此歧义会产生。如：NO GAS TODAY。这句话是一个告示牌，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此句所表达的意思理解是不同的，主要是因为：对美国人来说“gas”(=gasoline) 通常指“汽油”，但也可以指“煤气”。在美国，如果加油站暂时没有汽油供应，就拿出这个告示牌表明“今天没有汽油供应。”而对英国人来说,“gas”通常指“煤气”，而“汽油”称为“petrol” (或“petroleum”)。所以英国人理解告示牌的意思为“今天没有煤气供应”。二 广告英语中词汇层面上的歧义的语用价值一般情况下，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歧义的出现，以免影响内容的表达。然而，由于歧义的特殊性(在同一上下文中有不同的解释或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解释)，它又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修辞手段，经过巧妙的运用，实现绝妙的表达效果。〔5〕1 趣味性在广告英语中如果恰当地使用具有歧义的词汇，能够增添其趣味和吸引力，达到妙趣横生的幽默效果，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Seven days without 7-up make one weak。这是为一种畅销全美的饮料“7-up”的广告词，中国市场上称之为“七喜”。“7days”对应“7-up”，而“7days”正是一周。句中“weak”与week为同音异义关系。而“one”既可以作不定代词解释，表示“任何一个人”，又是一个数词，表示“一周”。该广告语给消费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一天不喝“七喜”，身体就会变虚；每天一支“七喜”，才能充满生气。读来妙趣横生，让人回味，体现了词汇歧义在广告用语中的所表达的修辞效果。2 诱惑性广告语言中的诱惑性在许多成功广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好的广告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它能引人联想，刺激购物欲望，以此达到推销产品或服务的目的。同时，由于广告费用的昂贵，广告主选用广告词时不得不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以求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歧义是一种语言形式，有两种或多种的理解，这也正是它倍受广告主青睐的原因。一方面,它具有“一字千金”的巨大优越性，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高效、快捷的需求，同时更使广告主收到了经济、省时省力之效果；另一方面，含歧义的语言使广告一明一暗，一真一假，既引人注目，又使人产生联想，从而增加了广告语言的解码难度，延长了解码时间，从而达到了广告的宣传目的。〔6〕如：More sun and air for your son and heir.这是一句旅行社为招揽游客之广告语：父母们应带上子女去海边度假，因为那里有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句中用了两组同音异形异义词“sun/son”，“air/heir”(继承人)。该广告语构思精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相当高的语言艺术，因为它能唤起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计划旅游的人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召唤：我们这儿(海边)有充足的光照和新鲜的空气，这对于你们事业和财富的继承者-儿子的健康大有好处。这样的广告词岂能不让游客为之心动?3 语言艺术性一句好的广告语必须既是文学，又是艺术。在广告中要在传达商品信息的同时倾注对读者的感情或激发读者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美好情感，以达到心理的沟通，使读者产生对所推销的产品与服务的神往，从而产生强烈的购买、消费欲望。〔7〕为了使消费者听到或读到广告后能产生购买产品的欲望，广告必须善用文字与意象，能使语言言简意赅，引人入胜。词汇积极歧义能产生这种效果，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到广告文体之中。如：Coca Cola的一则饮料广告：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在这则广告中，can可以被看作是装各种饮料啤酒的易拉罐，亦可被理解为省略的从句中的情态动词。若为前者，此句为：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 (can refreshes you).这个“can”借代罐装饮料。若为后者，此句则为： 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drinks)can (refreshes you). 这个“can”为情态动词。这则广告富于文字情趣、诙谐机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三 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的一些翻译方法广告是一种具有特定目标的商业活动，它受到营销战略、商业规律、商业法规和文化障碍的制约。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用词特点表现在广告中使用具有模糊性的词语，以增强吸引力，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来激起消费者的购买力。广告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也是一种商业性行为，其目的在于追求市场效益和商业利润，尽最大可能争取消费者，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打动他们，促成其购买行动。这是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8〕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为三种文本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vocative text)。〔9〕 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其文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语言效果。因此，在进行广告翻译时为达到同样的效果，译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以完成跨文化交际。〔8〕广告语言是一种精炼、含蓄、富有表现力和鼓动性的语言，而歧义具有双重意义的表达，在语言结构和表达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可译性障碍。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的翻译应根据广告的内容和特点，选用适当的汉语表达方式，既要充分照顾到原文的语体风格，又要尽量传达出原文的信息；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减少歧义的词语在翻译中信息量的流失，以增强广告语体特征。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的翻译通常采用以下的几种方法：1 契合译法契合译法是指在译语找到与原文相对应或基本对应的歧义语。契合译法的基础是双语耦合。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双语耦合的情况比较少，但还是存在。〔10〕契合译法在双语偶合的基础上，兼顾了广告歧义语的形式和内容，是广告双歧义翻译的最高境界。如：Easier dusting by a str-e-etch.在这则广告中，“stretch”一词除了作为除尘布的品牌名称"拉长"外，其拼写还被别出心裁地拉长，传达出该词的本意“延伸”。让人很容易感到除尘布能延长人手臂的功能，真切而形象地渲染了“拉拉拉长，除尘力强”的功效。译文中“拉”字的重复再现了原文中“stretch”一词被拉长的效果，形成感觉上的延伸。〔11〕2 拆译法如果把歧义语的双层意义完整地表述于译文中，除了在双语偶合的情况下，采用契合译法外，也可以采取变通手法，将歧义语义剥开，拆成两层来表达。如：The Unique Spirit of Canada。这则推销加拿大威士忌酒广告也是妙用了“spirit”一词的双重含义:既指“精神”，又可指“烈性酒”，构成一词多义。翻译时使用拆开的方法：别具风味的加拿大酒，独特的加拿大民族精神。又如：Ask for more（再来一支烟，还要吸摩尔。）在这则摩尔(More)牌香烟的广告中，“more”一词是多义。“more”是一个副词，表示“更加、更多、又、再”的意思。同时它大写后就成了这种香烟的品牌。再如：Trust US,Over 5000 ears of experience(相信我们吧。历经5000多只耳朵的检验,有着5000多年的经验。) 这是一则助听器宣传广告，从字面看，它说明了该产品已经受了众多消费者的考验，但同时“ears”又是“years”的谐音词，因此它还暗示了该产品具有悠久的历史。〔10〕3 套译法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英语语言、文化在汉语中的传播，逐渐形成了某些固定模式或习惯表达方式。在英汉翻译时，套用这些固定模式或习惯表达方式就是套译法。〔10〕套译法的长处在于它能传递广告原文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基本能保证原文简洁、凝炼的语言特征。如：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这则广告实际是一条英语成语，意思是“结局好，全都好”。但广告制作者把它用于香烟广告中，“ends”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动词“结束”和名词“香烟蒂”。这句香烟广告词可以套用原来成语的翻译模式，译成“烟蒂好，烟就好”。又如：We take no pride in prejudice.这是《泰晤士报》为自己做广告时用的一句妙语，它源于奥斯汀的一部传世名著“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报社援引该书名作广告，以标榜自己不偏不倚，主持公道。 这则广告可译为：“对于您的偏见，我们没有傲慢”。对于知道《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的人来说，这种译法的内涵便不言自明了。〔11〕4 变通译法由于文化的差异，英汉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在翻译时要依照译语习惯，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进行不同变通。由于原文中有些语言特色如歧义，要想在译文中充分体现，难度极大。因此，译者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广告的全篇入手，整体把握并进行适当的变通和调整。如一则净水器广告:It changed our well water to wonderful water.可以看出，这则广告使用了头韵。如果译成“变井水为美妙的水”，虽然意思出来了，但却埋没了原作者的创意。而如果将它译为“变井水为纯净水”，则与原文更加神似，因为“井水”与“净水”谐音。〔12〕5 补偿译法大多数的广告双关语都能通过侧重译法译出。但是，有时双关语的一层意义译出后，另外一层意义也很重要，却无法同时译出，这时，可采用一些补偿手段加以弥补。对于广告来说，这些补偿手段主要指承载广告的媒体，如电视的图像、广播的声音及报纸的版式设计等。〔11〕如：CUTTY SARKSCOTS WHISKYSome people wear trendy clothes to attack drive flashy glass of Cutty Sark won’t turn any if you insist on creating a can always ask the bartender for one of WhiskyUncommonly Smooth〔13〕这则威士忌酒类广告中，广告制作人运用了三个歧义词：“turn one’s head”既可表示“使某人头脑发热；飘飘然”又可理解为“(喝酒)上头”；“create a stir”意为“引起轰动”又表示“引人注意和自我享受,陶醉一番”；“smooth”既指“(酒)醇和的、温和的”又有“平平安安，和谐，顺利”之意，还表示“绝妙的，吸引人的”。广告中多重歧义的运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酒能给人们带来美的感受跃然而出。译文采用了补偿法：卡特思苏格兰威士忌有些人穿着艳丽时装引人注目，有些人驾着漂亮新车惹人羡慕。卡特思酒绝不上头，不会让你飘飘然。但君想尽显风流，还是卡特思酒。苏格兰威士忌，非凡的享受。四 结束语综上所述，词汇歧义是广告英语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果恰当地使用它，不仅能使广告语言简练、丰富、诙谐，而且还能使广告引人注意，便于记忆。但是广告英语中词汇歧义的翻译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地研究。这里只是讨论了广告英语翻译的目的以及关于词汇歧义翻译的几种常用的方法，在实践中还要真正地做到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地等值，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只使用某一种或两种方法，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辨证地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来传达原文的意义，从而达到产品广告的真正意义。参考文献:〔1〕 丁俊杰广告学导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2〕 （美）莱恩，拉塞尔著，朱学宝，翟艳玲译广告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3〕 倪景亚英语歧义现象与英语双关语〔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 (5)〔4〕 何玉敏英语中歧义现象的妙用〔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3)〔5〕 韩仲谦.歧义在语言中的积极运用〔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4)〔6〕 黎清群.论歧义的语用价值〔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1)〔7〕 朱诗花.广告语言的诗化:意境与修辞〔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8〕 张景华.广告翻译的目的论〔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3)〔9〕 Newmark,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10〕 刘荣征.浅谈广告英语中双关语、杜撰词、仿拟、明喻和暗喻的翻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4)〔11〕 孟琳，詹晶辉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运用技巧及翻译〔J〕中国翻译,2001 (5)〔12〕 朱光.广告英语的修辞特点和翻译方法〔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 (1)〔13〕 钟馥兰.广告英语中的修辞格与翻译〔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3 (1)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运用技巧及翻译 李祥 摘 要：双关语是英语广告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修辞手段。双关语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难点，而广告中双关语的翻译则更加复杂。本文从语音双关、语义双关、语法双关和成语、俗语双关等几方面对双关语的运用技巧作了阐述。并在考虑双关语的双重含义及广告语体风格的基础上，从契合译法、分别表义法、套译法、侧重译法和补偿译法等方面对英语广告双关语的翻译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广告语言；双关语；翻译 Punning and the Translation of Pun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MENG Lin & ZHAN Jing-hui (Foreign Languages Dep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China) Abstract: Punn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rhetorical devices used in advertisemen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techniques of punning and the translation of pun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form puns in advertisements. The translation of puns is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double meaning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puns in advertisements is eve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one must keep both the double meanings of a pun and the style of the advertisement in mind. Key words: advertising language; pun; translation 引 言 不论是商品广告，还是公益广告，广告的创作都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集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声电学、文学、语言学等于一身。这门艺术中的文案写作比其它形式的写作都更需要技巧。它要利用推销原理写出雅俗共赏、生动有趣的文字，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能在瞬间引起读者注意，刺激其购买欲望，最终促成购买行为。因此广告文案中文学语言运用精当会使得广告语言的内涵与影响远远超出广告本身。双关语这一修辞手段是广告创作常用的技巧。双关，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一种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出一明一暗双重意义，既引人注意，又能引起联想。双关语具有简洁凝练，风趣幽默，新颖别致等修辞效果，能够突出广告的特点，因而在广告中得到大量应用。 1. 双关语在广告中的运用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双关语在广告中比较常用，它存在于语音、词汇、句法等各个语言层面。在广告中，广告制作者为了增加广告的吸引力，挖空心思地追求新的创意，使得双关语在广告中的运用技巧更加纷繁复杂。巧妙的双关能使语言含蓄、幽默、生动、给人以回味和想象的余地。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 谐音双关 “谐音双关是用拼写相似，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构成的” 1 。广告制作者非常乐于使用谐音双关，因为此类双关具有风趣、幽默、俏皮、滑稽的语言风格，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 More sun and air for your son and heir. 2 译文：这里有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 在这则海滨浴场的宣传广告中，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sun-son, air-heir这两对谐音字，使广告语言不仅和谐悦耳，读来朗朗上口，而且颇风趣、幽默，具有感召力。 (2)Trust us. Over 5000 ears of experience. 3 译文：相信我们吧。历经5000多只耳朵的检验，有着5000多年的经验。 这是一则助听器推销广告。从字面看，它说明了该产品已经接受了众多消费者的考验，但字里行间巧妙地嵌入一对谐音字ears-years，充分暗示了该产品悠久的历史，久经考验的上乘质量。 许多广告都在商品品牌的名称上做文章。品牌名称中的双关语不仅能增加广告的趣味性和幽默感，更重要的是使品牌名称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便于记忆，增加宣传攻势力度，以此达到宣传产品的目的。品牌名称中的双关语大多采用谐音的方法。 (3) WEAR-EVER introduces a new concept in glass oven ware: CLEANABILITY. 4 译文：“恒久”玻璃炉具带给你一个全新的概念：洁净。 这里生产商利用其商标WEAR-EVER一词多义的特点，大力推销其产品：一方面WEAR-EVER为其品牌名称，另一方面该词又另有含义：既为wear forever（体现产品结实耐用），又为wherever（说明到处受人欢迎）。该广告从多角度推销其产品，能够激起顾客的购买欲望，具有一定的劝说作用。 . 语义双关 “语义双关是利用词语或句子的多义性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双关” 5 。这种双关在广告中运用得也非常广泛，它与谐音双关有异曲同工之妙。 (4) The label of achievements. Black Label commands more respects. 6 译文：酒是功成名就的标志。黑色标志使您更显尊贵。 语义双关也多见于品牌名称中。这是一则威士忌酒的广告，Label有两层含义，一为“标志”，一为酒的牌子—Black Label。该广告通过双关手段的运用，使人联想到功成名就时就要饮用该酒；同时，用品牌名称形成双关，又便于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从而对商品发生兴趣。 (5) Spoil yourself and not your figure. 7 译文：尽情大吃，不增体重。 这是Weight-Watcher冰淇淋的广告标题，这种冰淇淋是专为节食者生产的。双关不仅存在于商品商标名称中，标题中的spoil也是双关所在。spoil oneself意为“尽兴”；而spoil one’s figure则意为“破坏了体形”。这则广告通过一语双关，使减肥者在轻松幽默的语气中很自然地接受该广告，并能使其产生购买欲望。 (6) A deal with us means a good deal to you. 8 译文：和我们做买卖意味着您做了一笔好买卖。 该句的妙处在于很好地利用了句中deal的三种含义，“做买卖”、“一笔好买卖”和“许多”。a good deal构成一个绝妙的双关。 . 语法双关 语法双关是指由于语法方面的问题产生的双关，如省略结构、某词或词组具有两种以上语法功能等。 (7) Which lager can claim to be truly German? This can.（旁边画有一罐啤酒） 9 译文：哪种大罐啤酒可称得上是地道的德国货？这罐。 这是一则Lager牌淡啤酒的广告。句中的can既可作情态动词，又可作名词（饮料罐）。由于can一语双关，加上Lager的品牌名称双关，以及旁边插图的妙用，使广告产生了一定的幽默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无独有偶，可口可乐公司也在这个can字上做文章。 (8)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 10 译文：没有什么能像可乐那样令您神清气爽。 句中can既可理解为名词“罐，听”，又可看成是情态动词“能”，全句可理解为Coke refreshes you like no other (can: tin, drink) can (refresh you)。 11 这则广告诙谐机智，富于文字情趣，能使商品连同这一广告词一起久久印在读者记忆里。 . 成语或俗语双关 广告语言特别善于引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或俗语。这些广告以人们原有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基础，以鲜明、独特的语言形式形成双关，既增强了广告的吸引力，又体现了广告语言的艺术性，更使广告具有令人回味的弦外之音。 (9) You’ll go nuts for the nuts you get in Nux. 12 译文：纳克斯坚果让你爱不释口。 从广告的字面意义看，to go nuts是“去买坚果”，但它同时还是一句成语，意为“疯狂、发疯”。双关语的运用表明了纳克斯牌坚果对人们的吸引力是无以抗拒的。 (10) A Mars a day keeps you work, rest and play. 13 译文：一天一块玛斯巧克力，让您工作像工作，娱乐像娱乐。 这则广告让人们联想起两条非常熟悉的成语：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s away和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该广告不仅在语言形式上借用了成语的模式，同时还引用了两条成语的内容，让人们从久已熟知的成语中得出一个新的判断：玛斯牌巧克力不仅能使人们健康，而且让人们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放松自如。 2. 广告双关语的翻译 广告语言是一种精炼、含蓄、富有表现力和鼓动性的语言，而双关又是双重意义的表达，在语言结构和表达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可译性障碍。因此，英语广告双关的翻译应根据广告的内容和特点，选用适当的汉语表达方式，既要充分照顾到原文的语体风格，又要尽量传达出原文的信息。采用辩证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减少双关语在翻译中信息量的流失，增强广告语体特征，英语广告双关语的翻译还是可能的。 契合译法 一般认为，双关语由音、形、义等手段构成了可译性障碍，存在不可译性。但“有些双关语也不是绝对不可译。双语偶合，是可能的” 14 。契合译法在双语偶合的基础上，兼顾了广告双关语的形式和内容，是广告双关语翻译的最高境界。 (11) Easier dusting by a stre-e-etch! 15 stretch一词除了作为除尘布的品牌名称“拉长”外，其拼写还被别出心裁地拉长，传达出该词的本意“延伸”。让人很容易感到除尘布能延长人手臂的功能，真切而形象地渲染了“拉拉拉长，除尘力强”的功效。译文中“拉”字的重复再现了原文中stretch一词被拉长的效果，形成感觉上的延伸。四字短语及押韵的使用都符合汉语广告的语体特征。 分别表义法 如果要把双关语的双层意义完整地表述于译文中，除了在双语偶合的情况下，采用契合译法外，“也可以采取变通手法，将双关语义剥开，拆成两层来表达”。 16 (12) The Unique Spirit of Canada. 17 在这则加拿大酒广告中，spirit一词是传神之作，它既可作“烈性酒”解，又可作“精神”解。为了保留双重意义，可将双重语义拆开，译为“别具风味的加拿大酒，独特的加拿大精神”。 18 (13) I’m More satisfied. 19 (14) Ask for More. 20 这是摩尔香烟在广告语中树立的两个双关典范。它们巧妙地使用more一词的双重意义：more是一个副词，表示“更加，更多”；大写之后，变成了品牌名称。这两则广告使人们轻松记住了商品的品牌，同时又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该产品优于同类产品，能更使消费者满意。译文分别为：“摩尔香烟，我更满意”；“再来一支，还吸摩尔”。双关语义被拆成两层，在译文中分别表述，而且四字结构，读来朗朗上口。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保留了双关语的双重含义，但原文那种凝炼，诙谐的韵味和一词两义的妙趣却丧失了。 套译法 有些广告双关语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上的。英语语言、文化在汉语中的传播形成了双语翻译之间的桥梁。套译法就是套用英语在汉语中已经沉积下来的固有模式，对英语广告进行翻译。 (15)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 21 这则广告实际是一条英语成语，意思是“结局好，全都好”。但广告制作者把它用于香烟广告中，ends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动词“结束”和名词“香烟蒂”。这句香烟广告词可以套用原来成语的翻译模式，译成“烟蒂好，烟就好”。 (16) Better late than the late. 22 这一妙句出自成语“Better late than never”（晚来总比不来好）。它妙就妙在不仅引用了成语的结构，还利用了late的双关意义，the late这里指the dead。双关的运用使这则交通公益广告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其译文可套译为“迟到总比丧命好”。 23 (17) We take no pride in prejudice. 24 这是《泰晤士报》为自己做广告时用的一句妙语，它源于奥斯汀的一部传世名著“Pride and Prejudice”，报社援引该书名作广告，以标榜自己不偏不倚，主持公道。这则广告可译为：“对于您的偏见，我们没有傲慢”。对于知道《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的人来说，这种译法的双关内含便不言自明了。 套译法的长处在于它能传递广告原文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基本能保证原文简洁、凝炼的语言特征，但双关的内涵往往不能得到充分展示，所以译文也就失去了原文风趣、机智、幽默的色彩。 侧重译法 广告中别具匠心的双关表现手法有时“难以表述于译文中，结果只好牺牲形式意义、谐音寓义及暗含情态”， 25 尤其是有些广告含有多组双关和一语多关，只好采取侧重译法，守住概念意义。 (18) The driver is safer when the road is dry; The road is safer when the driver is dry. 26 这则宣传交通安全的广告运用了dry一词的两重词义（干燥的；没饮酒的）构成双关，对司机很有警示作用。翻译时，dry一词的两重意义在上、下句中只能各取一意：路面干燥，司机安全；司机清醒，道路安全。 (19) When the wind has a bite…and you feel like a bite…then bite on a whole Nut. 27 bite一词在这里有多层意思：刺痛；食物；咬。它的多层含义使全营养坚果给饥寒交迫的人们带来的感受跃然而出。这句广告词的翻译可分别把bite一词表达的多重意义表述出来：“当寒风刺骨而您又想吃点儿什么的时候，请嚼嚼全营养坚果”。 (20) Butlin’s –the right choice. Don’t labour the point, or be conservative in your choice, or liberal with your money. Come to Butlin’s for the real party. Great Party Ahead. 29 这是旅游公司利用各政党之间的竞争为自己做的广告。广告中labour，conservative, liberal是三个政党的名字，同时labour the point作“详尽说明”解，be conservative in your choice意为“在做选择时保守”，be liberal with money指“大手大脚地花钱”。Party也是一个双关词，既指“政党”，又指“聚会”。广告中几组双关词的运用给人们留下了该旅游公司可以信赖的印象，可以说广告作到了绝妙的地步。但遗憾的是像这样的多重双关译起来难以多全其美，只好采取保留概念意义，牺牲双关的译法： “布特林旅游公司——您的正确选择。 不要劳烦讲个没完， 不要保守，也别犹豫， 不要放任自由地乱花钱。 到布特林旅游公司，参加实实在在的聚会吧。 盛大的聚会正等着你！” 侧重译法是对广告双关的双重乃至多重意义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取舍。经过这种取舍后，双关的双重意义在译文中只剩下一层，所以也就没有双关可言了。大多数的广告双关语都适合这种翻译方法，事实上，这种侧重译法正是双关语具有可译性障碍的例证。 补偿译法 大多数的广告双关语都能通过侧重译法译出。但是有时双关语的一层意义译出后，另外一层意义也很重要，但却无法同时译出，这时，可采用一些补偿手段加以弥补。对于广告来说，这些补偿手段主要指承载广告的媒体，如电视的图像、广播的声音及报纸的版式设计等。 (21) OIC 这是一则眼镜广告，三个简洁的大写字母形状像眼镜，读音为“oh, I see”。该广告既利用视觉语言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又利用听觉语言表现此眼镜给视力不佳的顾客带来的欣喜之情。然而，该广告的翻译很难同时兼顾到视觉和听觉，只能从听觉上译为：“哇！我看见了”。视觉上三个字母形成的眼镜形状却可以通过承载广告的媒体，利用图形这一视觉语言要素来弥补。对于依靠媒体而存在的广告来说，这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补偿手段。 3. 结 语 总之，双关语是广告文体中十分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它不仅能使广告语言简炼、丰富、诙谐，而且能使广告引人注意，便于记忆。但广告双关语的翻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上我们只是讨论了广告双关语翻译的几种模式，在实际翻译中，要真正做到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等值，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只使用某一两种手段，而须从具体情况出发，辩证地选择最合适的手段来传达原文的意义。 注 释 1, 4, 6, 7, 9, 10, 13, 17, 18, 26, 28 项成东，试谈广告英语中的复义[J]，山东外语教学，1996。2 胡一，广告英语的修辞魅力[J]，英语学习，1999，（8）。3 单祝堂，英语双关语探讨[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9，（1）。5 丁柏铨、夏文蓉、周斌，当代广告文案写作[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11, 20, 22, 23, 24 候维瑞，英语语体[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12 , 19, 21, 27 崔刚，广告英语300句[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14, 16, 25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5 蒋磊，谈商业广告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4，（5）。29 徐仲炳，英语双关的类型和翻译[J]，外国语，1988，（6）。 参考文献 [1] 陈文伯，一词两义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4，（4）。[2] 崔 刚，广告英语300句[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3] 丁柏铨、夏文蓉、周斌，当代广告文案写作[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 候维瑞，英语语体[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5] 胡一，广告英语的修辞魅力[J]，英语学习，1999，（8）。[6] 蒋磊，谈商业广告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4，（5）。[7]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8] 单祝堂，英语双关语探讨[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9，（1）。[9] 项成东，试谈广告英语中的复义[J]，山东外语教学，1996，（2）。[10] 徐仲炳，英语双关的类型和翻译[J]，外国语，1988，（6）。[作者简介] Dr Richard Lee 李祥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翻译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汉语言的异同及其翻译策略
在英汉翻译中，两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词的意义，词的顺序和词的搭配能力三个方面;从句法方面来说，英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句子顺序和其他一些表达方式上则有各自的特点。下面笔者就从词汇现象和句法现象两方面来探讨英汉的对应程度如何，以及根据这些对比，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应该运用哪些翻译技巧。
1、英汉语言的对比
英汉词汇现象的对比
首先，从词的意义方面来看。词汇作为语言的三要素之一，相比于语音和语法，它的变化最快。随着社会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在语言中一方面增加了新词，一方面旧词增添了新的意义。人类发明轮船以前，用的是帆船，英语“sail”一词原意为“帆”,短语“setsail”,就有张帆起航之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帆船逐渐被用煤，柴油，甚至是用核动力的轮船所代替。自从潜艇出现后，“sail”这个词又增添了“潜艇指挥塔”的新含义。这就是词义的发展变化，我们在对比英汉语言时，应该明确它们的对应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的。英语词汇在汉语里的对应程度，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第一，完全对应。英语中的词所表达的意义，可以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如“computational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美国国务院)。这主要是一些已有通用译名的专用名词，术语和生活中常见事物名称等。第二，部分对应。英语中有些词和汉语中的词汇在词义上只能部分对应，体现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morning”(上午，早晨)，“gun”(枪，炮)，一个英语单词相对应有较多的汉语意义.第三,无对应。
英语中有些词或汉语里有些词在对方语言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来表达。这主要是指一些新词以及反映社会特殊风俗和事物的词。如英语单词“beddo”(指的是一种多用途的床)，“plumber”(美国调查政府雇员泄密的特工)，“brunch”(为了休闲和放松,通常周日才吃的早午餐);汉语里如“八仙桌”,“太师椅”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最后，英语中很多词都是一词多义，分别与汉语中几个词对应。对于这些多义词的具体意义，要联系上下文来确定。比如“time”一词，在“havenotimetodosomething”中，它的意思是时间;在“Thetimesaredifferent.”中，意思为时代;在“Imetherseveraltimes.”一句中，它指的是次数。可见一个单词可能会有很多词义，意思随着不同的使用场合而不同。
其次，从词的搭配能力方面看。英语和汉语在词的搭配能力上有差异，一个英语单词往往可以搭配很多其他的单词，来表达不同的汉语意思。以单词“cut”为例，可以用于以下短语之中，如cutcake{切蛋糕},cutwheat(割麦子)，cutfingernails(剪指甲)。由此可见，cut的搭配能力很强，可以用于“cake,wheat,fingernails”,而汉语就需要分别用“切,割,剪”来搭配.在翻译时，要注意英汉语在搭配能力上的差异，译文选词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Sheworeapairofsunglassesandawhitedress.”一句中，wear分别搭配了两个名词“sunglasses”,和“dress”,应译为“戴太阳镜”和“穿连衣裙”.
最后，从词的顺序方面看。英汉句子中主要成分如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定语的位置和状语的顺序在英汉语中则有同有异，变化多样。例如，汉语句子“他们在教室里唱歌”,翻译成英语是“Theyaresingingintheclassroom.”,汉语中状语“在教室”是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而英语中状语“intheclassroom”,放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又如英语中时间或地点状语之间的排列顺序是从小到大，而汉语的顺序是从大到小。如“.”,译为“她出生于1990年10月1日上午8点。”另外，定语的位置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差异，英语单词作定语时通常放在它所修饰的词的前面，但有时也后置，如“aninterestingstory”中，定语“interesting”是放在被修饰词“story”的前面;而“somethinginteresting”,当中定语“interesting”放在被修饰的词的后面。然而汉语的定语一般前置。
英汉句法现象的对比
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不需要转换，有时则要根据情况进行转换，这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英汉句法现象上的差异，主要就体现在句子结构和句子顺序两个方面。
句子结构的转换分以下几种情况，将英语简单句转换为汉语复合句，将英语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简单句，英语倒装句转换为汉语正装句，英语被动结构转换为汉语主动结构等。如“Shedoesn'tknowwhatlifemeanstoher.”这句话在译为中文时,可将英语中的主从复合句转换为汉语的简单句，译为“她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英语中，为了突出重点和上下文语气的需要，常常用倒装结构，而汉语一般不倒装，此时应将英语倒装句译为汉语正装句。
另外，英汉的句子顺序，这里指的是主句，从句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样。
现以英汉复合句中的时间顺序为例。英语主从复合句中，表时间的从句既可以放在主句之后，也可以放在主句之前，位置很灵活。而汉语则会按照比较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将先发生的事陈述，之后陈述后面发生的事。如“AfterIhadmydinner,IwatchedTV.”英语句中,不论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主从句位置可以互换。若将此句翻译为汉语句子，则应先说先发生的事：
“吃完晚饭后，我看电视”.表示因果的英语复合句也是一样，因果顺序较为灵活，而汉语的习惯表达是因在前，果在后。
2、英汉翻译技巧
通过以上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现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各有特点，在翻译时根据这些特点，可以运用一些翻译方法和技巧来表达语言形式的思想内容。英汉翻译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很多，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类转译，增词法，省略法，正反表达法，分句合句法，各种从句的译法，习语，拟声词的译法等。现根据上文提到的英汉差异，从分析语言的特点入手，着重选择几种翻译技巧加以说明。
词义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都有一词多义，一词多类的现象，同一个词往往有几个不同的词义，属于几个不同的词类。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就要根据英汉词汇的对应情况，选择和确定关键词的意义，有时还需要对词进行引申和选择其褒贬意义。选择词义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根据词在句中的词类和联系上下文，看词在句中的搭配关系。如在“Likechargesrepel,unlikechargesat-tract.”一句中,根据分析词类,判断出“like”是形容词,汉语意思是“相同的”,全句翻译为“同性电荷相排斥，相异电荷相吸引”.
“like”除了作形容词外，还可以作动词和介词。如“Tomlikestoplayfootball.”中,“like”作动词“喜欢”讲.“Herhairisshininglikegoldinthesunbeam.”中,like作介词“像”讲.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要选择正确的词义，可以根据该词在句中的词类来确定。另一方面，英语中同一个词，同一词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往往也有不同的含义，必须结合上下文再根据词的搭配来确定某个词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如以下几句话中的“serve”一词，都作动词，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它的词义是不同的。“.”中译为“任职”;在“Histwodaughtersandasonservedinthearmy.”中译为“服役”;在“Itisyourturntoserve.”中，译为“发球”.
英语中，常用一个表具体形象的词来表示一种概念或一种属性，而汉语常用抽象的概念。在翻译时，要注意到英汉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不能逐词死译，应根据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将该词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引申.如,“Everylifehasitsrosesandthorns”中的“rose”(玫瑰)和“thorn”(刺)这两个具体形象不能直译，而要引申为“甜”和“苦”.整句话译为“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苦与甜”.又如，“Ihavealittlemoneyputasideforarainyday.”此句中的“rainyday”不能译为“下雨天”,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指急需用钱之时。
转译法
在英汉翻译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来死搬硬套，有些词在翻译时需要转换词类，这样才能使译文流畅自然。词类的转译法就是指将原文的词类转译为其他的词类，如英语名词转译为汉语动词，例句“.”中的“teacher”是名词“教师”,在翻译时可转译为动词“教”,本句译为“我想她会教得比我好”,如果译为“我想她会是比我好的教师”就显得死板生硬。形容词有时也可以转译为名词。英语中有些形容词加定冠词可以表示一类人，汉译时就要把形容词译为名词。如“Wewilldoourbesttohelpthesickandthewounded”中的形容词“thesickandthewounded”要译为名词“病人和伤员”.英语中还有一些形容词表感觉，情绪，如“angry,confident,afraid,aware,concerned,ashamed,thankful”等,这类形容词放在系动词后作表语用时，往往可以转译为汉语动词。
如“Heisawareofhismistakes.”此句中形容词aware应译为动词“知道”.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汉语中动词用得比较多。根据这一特点，英语中很多词类，尤其是名词，形容词，副词在汉译时往往可以转译成动词。
增词法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翻译时，除了转换词类外，还可在词量上作增减。增词法就是根据意义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为了使句子更加通顺流畅，在翻译时可以增加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如“Hewenthomeafterthebanquetsandconcerts.”如果直译为“在宴会和音乐会后，他回家了。”,意思似乎不够明确，但如果在名词前加上动词，译为“在参加完宴会和出席了音乐会之后”,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动宾词组，句子就更通顺了。又如“Thecrowdsmeltedaway,”(人群渐渐散开了)。本句中，在动词前增加了副词“渐渐地”,使译文的表达更加确切。再如“Youshouldwashbeforemeal.”(你应该饭前洗手)。该句的宾语“手”其实是隐含在动词“wash”之后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把宾语表达出来，在这里增加了名词。另外，英语中的数词往往能直接与可数名词连用，而汉语往往要借助量词来表达其形状，特征。如，abike一(辆)自行车,abaddream一(场)恶梦,aredsun一(轮)红日.
以上几个例子中，在汉译时都增加了量词，这样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省略法
前面提到的增词法是指增加一些词来使译文更通顺，省略法则是指原文有些词不需要译出来，删除一些可有可无，有之反而累赘或违背译文语言习惯的词。但省略并不是摒弃原文的思想内容，而是译文中虽无其词但明其意。现从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分别举例加以探讨。第一，从语法角度看，可以省略代词，it,连接词，冠词，前置词等。根据汉语的习惯，前一句话已经出现主语，而后一句若是相同主语，则不需要重复使用。然而英语通常每句话都有主语，在翻译时应考虑到英汉在表达上的差异。如“Hewasthinandhelookedmiserable.”(他很消瘦，看上去很可怜)，第二句话中的主语在翻译时已省略掉。英语中的物主代词在汉译时往往也可以省略。如“Heshruggedhisshouldersandshookhishead.”中的物主代词“his”不需要译出来,该句译为“他耸耸肩，摇了摇头”.在英语中，it也是一种代词，它常常作非人称用，此时，往往省略不译。如Sheglancedathiswatch;itwas7.(她一看表，是七点了)。另外，汉语词语之间的连接词不多，其逻辑联系常常是暗含的，英语则不然，连接词用得比较多，因此，英汉翻译时不需要把连接词译出来。第二，从修辞角度看，英语句子有些短语反复出现，英译汉时可作适当省略。“Appli-cantswhohadworkingexperiencewouldreceivepreferenceoverthosewhohadnot.”译为“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如果不作省略，译成“应聘者有工作经验的比没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就显得罗嗦。
英汉翻译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如重复法，正反表达法，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英语和汉语是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对比其异同，对于英语翻译教学是很重要的。本文对比研究了英语汉语在语言文字上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和差异，提出几种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供教师在翻译课教学时参考。当然，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翻译时应根据原文的具体思想内容加以灵活运用，不应生搬硬套。总之，翻译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活动，经过实践积累总结的翻译理论和技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指导和启发翻译实践，而翻译实践也是检验翻译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作为英语教师，在进行翻译课的教学时，应注意到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做到既重视翻译实践，也不忽视必要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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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的“忠实”
摘要：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英文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中英文背景的巨大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写作角度、方法、用词等的不同使得我们在英语写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很多的实例证明，英语的学习言语错误与汉语干扰有直接的关系，即负迁移，也就是汉语之间的差异对外语学习造成的干扰以及与所学外语的某些特点、某些规则造成的干扰有关。
关键词：英汉翻译 表达方式 忠实 1 英文对同一事物的表达方式的不同造成的错误
词性错误
很多同学在英文写作时只注意所选词的词义，而忽视了该词的词性，造成用词错误的发生。
(1)My friend doesn’t afraid of dogs.
(2)His father adviced him not to fight with anybody.
例句1)把形容词误用为动词，而例句2)把名词误用为动词。这是由于基础不牢，对一些常用词不认真考证，导致用词的错误。
词形错误
在英文写作中经常会出现遗漏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形态，还有关于名词单、复数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汉语中，汉语的名词一般不分单、复数，也无可数、不可数之分，主谓间也不存在数的关系，谓语没有第三人称单数的问题，由于中英文用词这明显的区别，在英文写作时会写出这样的句子：
(1)There are many sheeps on the grassland.
(2)She look after 3 children.
例句(1)中，sheep被当作可数名词，其实它不可数名词。例句2)中，look应为第三人称单数looks。
虚词错误
英语虚词包括冠词、介词和连词，冠词和介词在汉语中根本就不存在，用错的几率很频繁，而唯一在汉语中可以对上号儿的连词显然起到了很是深远的负迁移的作用：
(1)He arrived Beijing yesterday.
(2)I bought the dictionary in 1980s.
(3)Although it is raining， but I go to school all the same.
在例句1)中，arrive是不及物动词，其后一定要用前置词in或at，所以arrive后应加in。例句2)中，英语中“…年代”前必须用定冠词，所以应改为“in the 1980s”。例句3)中，由于受到汉语“虽然…但是…”结构的影响而出错，所不同的是在英语中although…but只能用一个。
语境不同所选词也应不同，这是又一个易出错的地方
语境不同，用词也应不同，语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用词，因此在写作时必须要选用适合上下问的词语来选词，如不注意语境对选词的影响，就可能因用词不当而写出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句子。
May I open the gate?The are in the room is too close.
此句从上下文看，说话者gate指的是房门，应该用door才合理，而gate指的是“院落的大门”，不符合上下文的表达。
2 翻译界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有两条标准是大家所公认的忠实、通畅
所谓“忠实”，首先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如实的传达原文的内容，对原文的意思既不能随意歪曲，也不能任意增减。内容除了指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外，也包括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忠实”还指对原文风格的如实传达。译者者不能随意改动原作的风格面貌，如原作是口语体，就不能译做书面体;原作是粗俗的文体，就不能译成高雅的格调，也就是说，译者不能用自己的风格去代替原文的风格。
有些译者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形式，译文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汉英翻译中，“忠实原著”一向是第一要求，是多少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的中心。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呼吁想要告诉大家对翻译的仅仅“忠实”已经满足翻译要求。《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文章作者据此及其他一些类似论点得出结论：“忠于原文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标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
译者可否选择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忠实
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三十、五十、七十”的选择。
这时“忠实”就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现。但是我们无法把翻译与介绍绘画、音乐的类比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所使用的媒介不同。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
到这时“忠实”就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缺乏客观性就缺乏可操作性。
但是，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就能被轻易否定的。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事实上，―旦放弃对于忠实的主观追求，译者就没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会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根纽带一旦被切断，也就无从被称之为译文，翻译也就随之不复存在。
3 结语
在翻译中，“忠实”固然重要，但只有忠实是远远不够的。翻译不是一字不落的复制，也不是不顾原著的表达肆意加上译者的思想随意篡改，翻译不仅要重现原文中所叙述的事实、所描述的景物更重要的还要重现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感情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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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特征往往反映着不同地域、民族的思维习惯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1 浅探英汉委婉语对比 摘 要： 本文应用范畴和构造手段对英汉委婉语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 文化 现象。研究英汉委婉语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 关键词： 英汉委婉语 应用范畴 构造手段 一、引言 委婉语euphemism源自希腊语，由词头“eu”(good)和词干“phemism”(speech)构成，意为吉利之语(words of good omen)或优雅的说法(good speech)。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我们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现象。委婉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社会心理和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委婉语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发展、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文化。 二、英汉委婉语应用范畴的对比 1.关于疾病的委婉语 生病是人们忌讳说的，因而东西方人常常用委婉语表达。在现代英语中，多用trouble婉指病，如heart trouble，lung trouble等。cancer的委婉语为“the Big C”或“long illness”，“terminally ill”。性病在英语里被称为“social disease”，“the French disease”，“certain disease”，“communicable disease”。汉语里人们把这种病称为“花柳病”、“富贵病”、“那种病”。汉语中，我们把“生病”称作“身体不好”、“身体欠安”，说“癌症”为“不治之症”。 而在身体缺陷方面，英语中婉称crippled(残疾)为physically handicapped(有生理缺陷的)或者用disabled，the inconvenienced表示crippled(瘸子)，用imperfect hearing(听觉不完美)代替the deaf(聋子)，用visually retarded(视力有障碍的)代替the blind(瞎子、盲人)。在汉语中，四肢残疾称“手脚不灵便、走路不便”，偏瘫称“半身不遂”等，秃顶婉称“谢顶”，耳朵聋称“耳背、耳朵不灵”。其他的还有“挨了一下子”、“划了个口子”等代称“受伤”。 2.关于性的委婉语 从古至今，各民族对性爱及与其相关的一些说法均持谨慎态度。随着人类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开放性的说法，但其主流仍然采用回避、模糊、委婉的说法。英语中谈及性行为的委婉语有make love，to have sex with，to go to bed with etc.汉民族历来对性行为持封闭态度，谈及性行为时总是遮遮掩掩，含混模糊。汉语中表达性爱的委婉语有：同房、夫妻生活、房事、云雨之事、那种事等。在谈到性行为不检点时，英语中有free love，trial marriage，love companion，mixed singles等模糊与中性化的委婉语。汉语中则采用较严厉的贬义词抨击不检点的性行为。如男盗女娼、三者插足、寻花问柳、水性杨花等。对于妓女这一令人鄙弃的角色，西方社会给予了许多雅号，如，street walker，street girl，a woman of the town，pavement princess。谈到怀孕时，英汉两种语言均用委婉语，如英语很少直接说pregnancy(怀孕)，而说be in the family way，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in a delicate condition，knitting little bootees etc.汉语则说，有喜了、要当妈妈了、身怀六甲等。 3.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古今中外，无论东西方，“死亡”都是一个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尽量回避“死亡”二字而尽可能用委婉语代替。虽然英汉语中都有很多表示“死亡”的委婉语，但其中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1)英汉表达死的委婉语在体现社会地位上大相径庭。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西方人笃信__，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英语中有一条古老的格言：Popes，Kings，beggars，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头衔和地位并不能免人一死。在死神面前，卑贱者和高贵者一律平等。 (2)由不同的宗教文化带来的表达差异。英语中die的很多委婉语来自《圣经》，如to go to a better place/world(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世界)，to go to Heaven/Paradise(进入天国)。汉语中，入佛门的则说“迁化、圆寂、舍生”等;对信仰道教的则说“蝉脱、羽化、别驾、遁化”等。 (3)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英汉委婉语也不同。汉语中表“死亡”的委婉语还有褒贬之分，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等。英语国家的民族英雄常常受人敬仰，在英语里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bite the dust/the ground，fire one’s last shot，give one’s life，kiss the dust lay down one’s life。 4.有关“低微职业”的委婉语 在英汉这两种语言里，职业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提高某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使用委婉语加以美化。这种现象在现代英语中俯拾皆是：把maid(女仆)或housekeeper(女管家)称为domestic help(家务助手)、day-help(白天帮工)或live-in help(住家帮手);一般服务员也升级为service manager(服务管理人员);butcher(屠夫)也改称为meat technologist(肉类技术专家);garbage collector(垃圾收集工)也称sanitation engineer(环境卫生工程师)。 现代汉语也有类似的职业委婉语，“理发师“成了“发型设计师”，理发店也随之改成了发型设计中心，“佣人”成了“家政人员”，“厨子”婉称为“大厨”、“大师傅”，用“服务员”代替“跟班、听差、跑堂”，“司机”代替“车夫”等。这些职业委婉语的使用一方面反映出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追求高雅的心理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的尊重意识和平等观念。 5.关于年龄上的委婉语 英语中有关老的委婉语很多，这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美国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讲究独立与隐私，子女成人后即与父母分居，老人生活孤单寂寞，于是老成了生活中的一大忌。因此，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老的委婉语。如：senior citizen，advantage in the age，the mature，seasoned man等。 同时人们把晚年称为golden years(黄金年华)，养老院并非理想去处，也被婉称为a home for adults(成人之家)、a rest home(休养所)等。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中国，“老”字带敬意，是资历和地位的象征。人们有时还倚老卖老，以老为荣。 如什么“老板、老大、老总、老师、老师傅”等。汉语中类似“年老”的委婉语也很多，如：古稀之年、高龄、高寿、桑榆、夕阳红等。同时，中国人还常把老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或者后面，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以表尊重，如：老赵、王老。这体现了中国重视老人的价值观，而这些在英美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 三、英汉委婉语构造手段的对比 由于英汉民族的语言不同，两种语言在文化、语言形式和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汉委婉语的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语言的语言特点差异所造成的，主要体现在英汉委婉语各自的词汇形态特点、语义特点和语法特点等方面。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通过语音及语法手段构成委婉语，或拼写形式的变异，达到委婉的目的，汉语却侧重于词汇手段。 英语委婉语的构成方式： (1)缩略(Abbreviation)：ladies代替ladies’ room，婉指女厕所。 (2)尾脱落(Apocopation)：lav代替lavatory(厕所)。 (3)首字母缩略(Initiating)：.代替body odor(狐臭)。 (4)逆生(Backforming)：ecnop 代替ponce，婉指“拉皮条的人”。 (5)音节或字母重复(Reduplication)pee-pee=piss(小便)。 (6)音节扭曲(Phonetic Distortion)Cripes=Christ(基督)、God(上帝)。 (7)混合词(Blend word)：gezunda=This object“goes under”the bed.(那东西放在床底下，即“夜壶”)。 (8)小词(Diminutive)：heinie=hind end(后端，即“臀部”)。 汉语委婉语独特的构成方式： (1)拆字法。如：张俊氏道：“胡子老官，这事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谢”拆开后即“言”、“身”、“寸”)。(《儒林外史》第32回) (2) 歇后语 法。人们在做一些消极评论时，常会借助一些歇后语来缓冲过于直白的语气，以达到委婉的目的。比如骂人时说：茶壶里的水(滚开)。 (3)换字法。例如，北方话口语中常说“扯蛋”，书面语转写时，换成“扯淡”。 (4)符号替换法。例如：“×你妈!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吗?” (5)反义法。所谓反义就是指与禁忌语的意义相反。如广州人把“气死我”说成“激生我”;把“笑死我”说成“笑生我”。显然，生与死是 反义词 ，这里用“生”避开了“死”。 三、结语 笔者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语从应用范畴与构造手段两方面进行了比较，试图找到两种语言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委婉语不仅仅是修辞现象、语言学现象，更蕴含浓厚文化内涵、民族特征。在各个国家的日常交往及工作中，委婉语的运用极为广泛，它可以润滑和协调人际关系，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充分认识其构造手段、形式特点、发展规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志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束定芳，徐金元.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J].外国语，1995(5).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刘瑞琴.英汉委婉语对比与翻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2 浅谈英汉词缀对比研究 【摘 要】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在构词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分析了这两种语言的词缀，通过前缀和后缀的词缀对比，会给英语教学以及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词缀;前缀;后缀;对比 1 词缀的定义 词缀法是把词缀附加在词根上构造新词的 方法 (陈，1991)，也叫做派生法。总的来说，前缀起着语义功能，而后缀有语法功能。在英语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在新的 英语单词 中占。在汉语中，由词缀法构成的词非常少，然而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吴，2001)。 2 英汉前缀对比 英汉前缀的不同反映在英语比汉语有更多的前缀。英语前缀是构词主要的成分，仅次于词根。整体来说，英语派生过程比汉语更复杂、更多样化。 英语前缀的分类 英语前缀大多只是改变词义而不改变词性，所以英语单词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分类的，英语前缀可以分为九类，列举如下： 汉语前缀的分类 汉语的前缀表示语法意义，其首要功能是改变词性，这种功能相当于英语的后缀，这是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汉语的前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为了构词，如“老”，老婆、老大、老虎;“阿”，阿爹、阿婆。另外一类不全是语法的性质，可能会改变词性，汉语前缀根据意义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汉语前缀和其相对应的英语形式： 1)否定前缀 不人道 inhuman 非正式 informal 不科学 unscientific 非导体 nonconductor 无形 invisible 无条件 unconditional 2)态度前缀 反建议 counterproposal 亲美 pro-American 反常 abnormal 伪政府 pseudo-government 反社会 anti-social 3)程度或大小前缀 超自然 supernatural 泛非 pan-African 超音速 hypersonic 次大陆 subcontinent 准学者 quasi-scholar 4)数字前缀 半封建 semi-feudal 单边 unilateral 半人半神 demigod 单晶体 monocrystal 双音节 disyllabic 多中心 polycentric 双语 bilingual 多级 multipolar 英汉前缀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出两种语言的大多数前缀都有对应关系。总体来说，英语前缀在不改变词性的基础上，对词根起着语义功能，而汉语前缀具有语法的功能，更倾向于语义分类。 然而，在两种语言中，由相对应的前缀构成的派生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中的派生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相同意义也可能不是派生词。例如，“不毛”在汉语中是个派生词，由前缀“不”和名次“毛”组成。在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barren”，是个单词素的词。同样，英语中派生名词“non-smoker”是由一个前缀“non-”和一个名词“smoker”组合起来的，在汉语中是个名词词组“不吸烟的人”。 许多前缀具有多种意义，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即一种语言的前缀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几种意义，反之亦然。英语前缀“a-”有三种意思：a. 强调原来的意思，如await; b. 改变词性和意思，如awash; c. 非、不， atypical。在汉语中，前缀“不”可以用英语中不同的前缀来表示，如un-， il-， ir-， a-等。 3 英汉后缀对比 与英语相比，汉语中表示人的后缀比指示状态和动作等的后缀多。两种语言的后缀都是加在词根之后。 英语后缀的四种范畴 英语后缀是对原来的词的一种修饰，它改变了词原有的词性。英语后缀有四种类型：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副词后缀和动词后缀。当词根加上这些后缀后，分别形成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 汉语后缀的分类 与英语后缀不同，汉语后缀主要构成名词。加上后缀的词根几乎限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尤其是名词。下文选择了若干汉语后缀和所对应的英语后缀。 1)名词后缀 ①表示代理人和职业的后缀 专家 specialist 教员 teacher 银行家 banker 打字员 typist 发明家 inventor 技术员 technician 读者 reader 讲师 lecturer 逃亡者 escapee 工程师 engineer 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 魔术 师 magician 助手 assistant 积极分子 activist ②表示属性、状态和学说意义的后缀 灵活性 flexibility 创造性 creativity 正确性 correctness 湿度 humidity 长度 length 唯心论 idealism 相对论 relativity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电子学 electronics ③表示亲昵或轻蔑意味的后缀 胖子 fatty 酒鬼 drunkard 赌棍 gamester 电影迷 filmnik 2)动词后缀 人格化 personify 简化 simplify 深化 deepen 现代化 modernize 革命化 revolutionize 3)形容词后缀 男孩子气 manly 孩子气 childish 阔气 luxurious 傲气 cocky 井然 orderly 默然 speechless 4)副词后缀 油然 spontaneously 惨然 miserably 特地 specially 继而 afterwards 率尔 rashly 英汉后缀对比分析 如上所述，汉语在构成名词方面有丰富的后缀，尤其是指示人的名词。据估计汉语表示人的后缀在词缀中达到32%，在英语中只有13%。两种语言的后缀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汉语后缀大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尤其是轻蔑意义;而英语后缀很少带有这种贬义的感情色彩。 汉语中一定量的后缀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后缀，因此，在英语中由自由词来表达这些后缀的意思，例如桌子(desk)、杯子(cup)、石头(stone)、尾巴(tail)、泥巴(mud)。同样，当表示女性的后缀附加于对应的动词之上，整个词就代表了女性。然而，在汉语中单个词就代表了相同的意义，比如女演员(actor-actress) and母老虎 (tiger-tigress)。 后缀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加上后缀的英语派生词与加上前缀的汉语派生词相对应，比如，“lawless” 和 “fearless”分别译成“非法”和“无畏”。英语中带有指小意义名词后缀在汉语中经常译成前面加“小”的名词，如小鸭(duckling)、小猫(kitten)。有时，同时使用前缀“小”和后缀“儿”，如小罐儿(cannikin)。 4 结语 总之，科技全球化给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比较。英汉词缀既有相似处也有不同点，将两者相比不仅有益于 英语学习 者深刻认识两种语言，而且有益于他们丰富英汉词汇。 【参考文献】 [1]陈治安.英汉词缀法构词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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