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一个人抄也就算了，每个人都抄，真TMD无聊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 383美元上升到2 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 蹈叨热诤希��到峁股�短蕴�牟辉偈撬�降南ρ舨�担��皇窍ρ艏际酢W苤��桓龉�夷芊癯晒Φ赝瓿刹�蹈锩��【鲇诖�巢�涤敫咝录际跗笠到岷系慕裘艹潭龋?/P>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 �⑼�辖灰资侄蔚取F笠档男畔⒒�∩枋┪�笠档男畔⒀�妨鞫�丛煳镏侍跫��拐�銎笠档脑擞���ú�返纳杓圃谀冢�荚谕�缟辖�小6��菘獾慕�⒖梢晕�霾哒咛峁┯行У囊谰荩��彼�彩浅杀局行摹⒗�笾行摹＝�⑿滦偷墓ぷ髁鞒蹋�抵噬鲜切纬梢恢盅杆佟⒏咝У墓芾矸绞健T谡庵止芾矸绞较拢���淖橹�辉僖远�Α⑽镒实任�行摹6�亲胖毓芾硎�萘鳌＜�耍�笠悼梢蕴峁┐罅扛鲂曰��瘢�佣�蛊笠档纳����芨�玫厥视ι缁嵝枨螅�┱蛊笠档纳�婵占洹M�辖灰卓梢园镏�笠荡蚱频乩怼⑹奔涞南拗疲��毓憷�氖谐�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论国际贸易关系的标准合同 摘要：当前,国际贸易的趋势之一是大量使用标准合同。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开展,作为规范贸易当事人的国际贸易合同正在向着标准化、格式化的趋势发展，其对我们固有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国际标准合同为分析基础，客观地评价国际标准合同，并且提出对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建议。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19 世纪初, 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 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性交易向连续性交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 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 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 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 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 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 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发布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 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 贬多褒少, 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 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 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 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 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 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 年1 月和1997 年1 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注释：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⑦王策，朱景晖．标准合同及未来立法模式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3)．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
忆改革开放，现中华雄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已成为奥运的主人！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国庆节资料：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1949年十月一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播。各国国庆节由来世界各国确定国庆节的依据千奇百怪。据统计，全世界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国家有35个。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古巴、柬埔寨等。有些国家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1804年1月1日，海地人民歼灭了拿破仑的6万远征军，在太子港宣布独立，从此就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国庆节。墨西哥、加纳等国也是如此。还有些国家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1789年的这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另有一些国家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美国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为国庆日。加拿大以英国议会1867年7月1日通过《大不列颠北美法案》这一天为国庆节。还有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如尼泊尔、泰国、瑞典、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家。国庆节历史由来 ：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三个梗概，最后一个能长点，可以自己在前后加上一些套话，视你们老师情况而定诸葛亮一生失知多少?梗概：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后，成为刘备集团军事和人事方面的主要掌权人员之一。作为一个军师，诸葛亮在大政方针即战略方面成功地指导了弱小的刘备势力，从无立锥之地到坐拥西川，诸葛亮做得十分成功。但是作为一个人事方面的主管，诸葛亮在调解荆州派和川派之间的矛盾，以及提拔人才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这是炎汉后期的发展力不足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托孤臣子，诸葛亮在对待新君方面显得稍微有些越权。人无完人，诸葛亮仍然不失为三国时期著名大臣之一。蜀吴联盟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梗概：主要应当是荆州问题。荆州富庶，在战略上又是四战之地。从内部讲，炎汉的方面大将关羽在执行联盟政策方面，理解不足；同时吴国方面也不愿意放荆州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地盘，同时越江向徐州方面发展对吴国的军队来说有些力不从心，只能向西，对炎汉展开攻击。外部的原因是魏国在赤壁失败之后，在长江一线保持了压迫但是不攻击的态势，使得吴汉联盟不再那么迫切，解体成为可能。汉光武、曹操、隋文帝比较梗概：光武结束了王莽之乱和绿林赤眉的起义，这个功绩是有水分的。必须看到当时并没有结构性的社会变更的需要，社会动乱更多的是由于王莽混乱的执政思想引起的。所以光武乘势而起，在农民起义者没有最基本的政治目标和军阀多居边地的情形下迅速统一天下。在统一之后，光武的执政奠定了了东汉后二百年的基业。隋文统一更多是世势的要求。北方的统一和杨坚在北周的高位，让他的功绩变得容易了一些。但是他和统一北方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相比，他活得更长一些（宇文邕统一后一年死，朝政迅速被杨坚把持）。另外他的儿子在统一事宜上也算承志。杨坚在政务上的成就要比光武强一些。至于曹操，出身不如杨坚之高位，西园一校尉尔；家世不如刘秀之正统，阉宦假孙，极为底下；更遇乱世，众人皆起。在这种基础上，统一北方的功业让人除了佩服以外无话可说。在屯田和引进人才的举动上，要比刘秀水平高多了。（至于《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实还是吹嘘的成份居多。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让县自明本志令》，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方四十一日尔，就把封给自己的三县一点不漏的转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鄙视他!）综上所述，考虑到初始条件和社会环境，曹操在功绩上完全可以比美光武和隋文，甚至犹有过之。但是在历史影响上，曹操就比不上这两位了。光武的东汉虽然在历史上称不上盛世，但是也是二百多年的大统一。这是实际的影响。在心理的影响上，光武给以后的王朝遗民做了一个好例子。比如南明的弘治，估计也想像光武一样，复祖业吧。隋文的稍微差一些，但是考虑到隋唐之间的动乱是一个表层的，不涉及社会结构变更的战乱。那么说他的统一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唐的统一，也是不为过的。曹操么，在统一方面的影响就接近于无了。司马氏的长期掌权让曹操在实际政治上的影响变得无足轻重。倒是后世在不停地给他画白脸，这影响有还不如没有。
儒道墨法之对立与融合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 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可以以“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主题，先简略描述“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之后表达自己对“中国”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并且在未来的时间里，会是一个什么走向，中国在全球化中能达到什么效果，正文：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目前较为流行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它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在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伍贻康的解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
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以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和多方式的交织和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和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最初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由跨国集团带到全世界，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局限性和经济掠取的特点。“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还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控制世界经济所行使的一种经济手段。
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有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弊更多一些。于中国而言，制定相应的趋利避害措施，优化企业管理模式，完善经济结构，以此减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你凑合着用的吧,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由5000多亿美元的顶巅跌入深渊，使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Ｒ”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间制订的15 项重要立法中 , 有关金融的法律占 1/3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 允许尽快复业。从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 1929 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 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 ,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 ,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 , 并使美元贬值 。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 , 对稳定局势 , 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 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原工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工资一共只有60美分，调整后标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周工资12美元），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 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 , 他们的贡献将是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推行新型法规，政府给接收法规的企业办法“蓝鹰”奖章，上面标志着“我们尽我们的的职责”等标语，以资表彰。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 1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万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月 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 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 1000 座飞机场、12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 年5月24日 ,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 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关 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 罗斯福发明了“炉边谈话”，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国家民众讲述国家的政策与方针， 鼓舞了美国人民，为从经济危机中走出了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 1939 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 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代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
经济全球化的历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资源、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于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探寻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新航路的开辟。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出现了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家、冒险家渴望得到欧洲之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将欧洲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图发财致富；同时又要绕开控制了东西方商路的奥斯曼土耳其，所以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开始了探索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的历程。经过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探索，到达东方及环球航行的新航路开辟出来。新航路的开辟，彻底宣告世界各地隔绝状态的终结，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征服掠夺的过程。美洲大片的庄园被开辟出来，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但交换的是近亿的黑奴；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等整船整船地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英国逐步征服了印度，大肆掠夺印度的棉花等原材料，并把棉布等商品倾销到印度。由此可见，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繁荣与非洲、美洲、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不再是独立地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765年，英国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了。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用于纺织部门，将人类推进到蒸汽时代。随后，交通运输等部门使用蒸汽动力，火车、汽船相继发明问世，生产效率获得飞速提高。此后，法国、美国等国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地区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东方从属于西方。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促使垄断组织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并被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并被美国控制，这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便利了列强攫取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把世界经济活动从时间、空间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快速。这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优势互补、互相依存，日益紧密地形成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发展。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两大集团剑拔弩张局面消失，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成为有效扼制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世界局势得到缓和，各国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中取胜。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是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更加现代化，国际资金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加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为获得超额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企业内部分工，形成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使一国的生产与多国的生产紧密相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2002年，中国海尔集团已在美国、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建立13家工厂，在海外有8个设计中心，4万多个营销网点，12家海外销售公司，实现全球营业额602亿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不断，因而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仲裁，以促进成员国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页，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一体化的经济区域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商品、劳动力、技术等的国际流动，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及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将获得最大利益，这将压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从而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执行同样的“游戏规则”，承担基本相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甚至有的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再次，经济运行风险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普遍增大，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密切，因而更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如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导致世界经济严重下滑，大批银行倒闭、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规避其对我国不利的一面，利用其对我国有利的一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抢抓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浅议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摘 要：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关键词：工程管理；项目管理一、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程建设采用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设计单位、施丁单位、物资供应单伦分工协作的体制，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员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棋越来越大，上程内容越米越复杂，建设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传统的以工程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为主体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各主要环节设计、施工、物资供应之间互相分割与脱节，工程建设周期长，工作效率不高，投资效益低下等缺点。二、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呼唤专业管理组织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有专门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为之服务。这种组织应该有与项目管理相应的功能、机构、程序、方法和技术；有相应的资质、人才、经验，能够为业主提供最优秀的项目管理服务，能够为业主创造最大限度的效益。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英文简称)推荐的项目管理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委托完成设计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商，但承包商不负责设计。另一种是以FIDIC《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完成雇主要求或项目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总承包商，这种模式承包商负责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全过程服务，这就是EPC总承包模式。FIDIC合同条件是在总结近百年来工程承包合同经验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出版的范本。它反映了建设项目的共同规律；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业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各方的责、权、利，力求不偏袒任何一方：它的有关条款以法律为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按照国际工程承包的惯例进行编写，许多条款在工程承包界都有共同的理解，具有科学、公正、严谨、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三、有关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一）大力推广采用FIDIC项目管理模式和FIDIC合同条件我国已在一些大型工程和国际承包工程中采用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采用还不够普遍，宣传面也不够广泛。1999年，FIDIC出版了一套新的合同条件范本．对老版本从结构上、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作了较大改进，这对我国工程项目承包业将起积极作用。我们应尽快组织制定以FIDIC合同条件为基础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范本，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改变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业主单位和部门主管领导观念陈旧．地方和部门条块分割，在项目管理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盛行，保护主义严重的局面。尽快让工程项目管理从传统的自营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二）大力培育EPC全功能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目前我国设计力量和施工力量总体过剩，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存在“僧多粥少”现象，而专门从事EPC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力量却十分路弱，能为业主提供全过程项目管理服务和具有EPC承包能力的工程公司寥寥无几。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对全过程项目管理能为项目和业主创造可观效益这一点认识不足。实践证明，全过程项目管理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是最能为业主创造价值和效益的一种服务。二是对项目管理要求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项目管理需要专业化这一点认识不足。国内有相当多的业主和主管领导认为项目管理很简单，谁都可以管理，因而不愿意委托专业化的工程承包公司实施工程项目管理。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在我国大力培育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因为设计在工程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设计院人才较集中，人才资源丰富。把一批骨干设计院转变为具有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是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三）加快落实投资项目法人制，组织业主培训1992年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并随后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又指出：全面实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收理制、合同管理制，健全投资约束机制。这使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二点：一是业主责任问题。业主责任问题的根本还是“真业主”和“假业主”的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而由于所有权和机制上的各种原因，业主真正关心的或者在决策时实际上考虑的，往往不是项目的最终效益，在立项阶段，他们往往考虑怎样使项目能被批准，什么时候能被批准；在决定项目管理模式时，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附和政府官员的意志；在决策是否推行EPC总承包时，他们更关心本邪门人员安排及利益等。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浪费和腐败，最终后果是损害项目的效益，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项目法人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二是业主素质问题。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最大的决策权，能否正确决策取决于业主的素质。业主不一定必须是项目管理专家，但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业主应该具备必要的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项目管理费用、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他们应该懂得项目的费用不一定越低越好，费用低到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程度，工程就会出质量事故。进度也不一定越快越好，建设周期压缩到不合理程度，就会不得不增加费用或影响质量；质量也不一定越高越好，质量的标准应是适宜和合格，质量过剩是一种浪费。也就是说，应该用最终创造的效益来衡量和决定项目的合理费用、合理周期和合格的质量标准。当业土盲目拍板一个不合理的费用、不合理的周期或不合理的质量标准，实际上往往已适得其反，埋下了项目失败的祸根。业主的项目管理涉及到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设计和承包商的选择、项目的协调和控制、项目的合同管理和接收等诸多方面。业主既不要代替和过多于预专业化的工程公司的项目管理，又不放弃对项目的监督和控制，这要涉及到项目管理方面的许多知识。实践证明，业主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成败，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以后，对业主(项目法人)进行培训是很有必要的。（四）组织开展项目管理技术研究开发，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是分离的。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咨询公司还为数不多。我国现有的工程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或评估；现有的设计院不负责采购和施工管理。现有的监理公司主要任务实际上是项目施工阶段的现场施工质量监督，因此，对于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科学，EPC全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过程以及项目管理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工具，还缺乏研究、总结和提高。发达国家的某些业主和承包商甚至认为中国的工程公司和承包商目前还不具备独立管理和控制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项目管理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提高项目管理技术水平是我国工程建设界的当务之急。为了提高我国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应重视和提倡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
垄断经济！就必须垄断市场，或占据市场份额。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管理就是例子！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市场，又是经济效益的有根据支持。“内灵则外安”是中国最基础国情实际标准。美国“方分”！三个领域是“市场，民主和美国的权力为自我”是美国繁荣的信心！和力量象征。经衡量，“中国式的未来”是“招商引资开发部”而面对国际，而有针对性的面对时代繁荣，或问题是平衡国际于实力的经济核算！效益经营，和市场力量的拥护，和智慧的结晶。“美国式的霸权”是，结合经济是行为的力量！民主是人为衡量的政治！“美国的权力”是自我保护的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蛮而支持武力。“中国式的未来”是“国际人气市场”而面对国际，而有针对性的面对支持“公理性”是解放国与国的友谊的实际力量！信贷的支持只是缓解经济，缓和市场的问题，的困难而有机基础。若是“没有信贷”，中国还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的人民自身民主”的一贯立场为宗旨；中华民族是以劳动为荣，以善良为立国为本，以共同发展而创造财富，以文化交流而促进友谊的深厚、感情的接受默契！接受批评，和有建设性的提议于方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虚心学习，实事求是；结合实际而“正营商也正义务”是中国而献力量。未来的国际的经济形势分析！优先资源；优先“电器化”；优先“医疗保险”为基础而结合是市场。资源的首要代表是石油！“电器化的代表是马达，蓄电池”而成就机器文明！“医疗保险”是以人才为先锋！（备注：电力的发展是有机缓冲石油而被人为的操纵）在资金本值的拥护兮！似“变色龙是跟着个性的紧张仿制，而变色，于适应新环境”？打打拼拼，无法静心，坐坐拼拼更伤神；心神理解，方是修行，莫道烦恼会自寻？劳劳碌碌，无法养家，碌碌劳劳更为国；家国相扯，如何修行，莫道制度束问题？革命的时间！传统历史的悠久！传统进取的力量是摸索，革命是结合信息而摸索问题，有使命感的完成为接近实际。僚于中国，行不通？倚于人民，行不通？倚于智慧是力量，是自我明白于本份，明白于自知之明为实际，方生活！结合中国，结合人民，结合智慧，方国情！方国际！方有实力基础的面对未来，的所以然。“外安则抚顺国际，国内人气”于承天意！结合中国已完成三场传统文明革命。如孙中山，毛泽东，共同的完成了体制革命，拥护者的是我祖父！毛泽东亲历练的完成了农业革命，拥护者的是我爷爷，的是我父亲！邓小平无畏的完成了经济革命，拥护者的是我，更是我的本能，我的能耐。时代未来的革命精神是“经济和市场而相互衡量”。拥护者的是祖国传统文明！传统智慧！传统结合时代的实际信息而化力量。更化为力量的繁荣稳定而告慰祖国。于祖国的初衷。【竞然】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摘 要] 中共十六大对刚迈进21世纪的作出了两个清晰而准确的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从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关键词] ； 国内外环境； 机遇和挑战刚迈入21世纪之时，在十六大清晰而准确地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人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必将在前进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将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动摇。从上述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稳中有变、和中有斗、缓中有紧、喜中有忧，对我国利多于弊。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历了56年的建设，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国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从整体实力看，中国仍属于国力次强国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一）发展需求劲头足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老四件”（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持续了几十年，80年代逐步兴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高级音响）现在已司空见惯，进入21世纪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车、通讯、旅游）正迅猛发展。随着居民消费结构逐年升级，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开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达7180元，增长达倍；2000年农村居民消费开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达2185元，增长4倍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据2005年12月经济普查第三号公报发布，我国2004年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为。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仍未达到完全合理和优化。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大动作，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二）发展基础较好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2006-7-25 16:25 jerry（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一）两个基本情况1.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2.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二）七大主要问题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4.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天然气只有，铜是，铝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5.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6.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7.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2006-7-25 16:25 jerry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代体系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式，讨论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华、经济危机、政治与经济 正文： 首先，关于经济全球化。 1.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 (1)经济体制障碍逐渐清除。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开放的市场机制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各国政府对经济管制逐步放松，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无疆界市场”正在形成。 (2)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缩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消除了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和地域差，传统“原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界限已失去意义，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的流通将比过去更加快捷，“地球村”经济逐渐成为现实。 (3)跨国公司快速发展。凭借其独有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建立国际商务信息网络，构建全球研究开发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各国间的经济依存性明显加强。 (2)贸易自由化。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奠定了自由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量迅速增长；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和公平，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3)金融全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各国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自
经济热点问题，现在最热的就是转化发展模式了，从管理学上来说，就是执行产品差别化战略（波特三大战略之一，可以百度下。） 观点，看法自己写吧，我就提个方向。 或者说是企业责任，这个也是经济中的一个大热点，实际就是，前几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个可能比较好写，百度搜下企业责任的内容，然后再分析下三鹿奶粉事件的始末，再说说企业责任的缺乏之类的，这个在网上比较多。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国家和政府一直关注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仍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以参保率低、退保率持高不下为主要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分析，找出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相应地提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影响因素。农民工是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1]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尽管农民工“亦农亦工”“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但他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一、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状况。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探索，最早是深圳于1987年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州（1998）、北京（1999）、浙江（2001）、上海（2002）、南京（2002）、成都（2003）、福建（2005）、青岛（2005）等地，这些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一系列问题。（一）参保率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据原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7年赴深圳、上海实地调研的最新情况显示：深圳全市共有4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农民工约250万人，农民工实际参保率不超过50％。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只有4 942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与率仅为15%，并且参保者中能够达到15年以上缴费并工作到退休年限享受养老待遇的人数更少。根据2009年9月16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农民工参加保险的人数有所提高，但是参保比例仍然偏低。截至6月底，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 380万人。（二）退保潮来势汹涌，退保率持高不下。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深圳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2009年，深圳共有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1月份，苏州民工退保也达600多万人。2009年12月31日当天，深圳退保达到2万人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年2月底，已经有97万农民工退出了养老保险。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困境的原因。（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影响深远，乃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社会公正之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人为地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管理上的不便[2]。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分别管理，割裂了城乡的联系，虽然现在对户籍的管理适当的放松，但是长期形成的制度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短期之内很难改变。（二）各地实践模式的差异性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困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广东和深圳为代表的扩面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把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保”制度的框架下予以安排，通过“城保”的扩面，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这一模式也被称为“融入型”。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使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享用同等的待遇，但缴费标准可能会超出农民工的承受范围。第二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仿城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了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坚持双低标准即“缴费基数低，待遇水平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负担相应有所减轻，充分体现了“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双低原则；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这种人为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体制，势必会形成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三元格局”，因此，该模式只能作为过渡期的权易之策不能作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最终选择。第三种是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综合保险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风险放在一个制度框架之下统一承办的一种社会保障方式。该模式引入商业化运作机制，虽然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的问题，但是与城市社会保险制度脱节，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险的长期发展。第四种是以山西省为代表将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形成“大账户、小统筹”的特色。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最终会回乡的群体特点，该模式实质上也是“融入型”的一种。该模式只考虑到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对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如果只简单地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也是不现实。由以上的模式可以看出来，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在实践探索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各个模式之间互相独立，各个省市之间相互分离，导致统筹层次低，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三）农民工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理论层面上看，根本的原因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的固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3]1.农民工的收入低与养老保险高费率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他们进城大都从事一些重、累、脏、险的粗活，收入普遍低于市民的平均工资。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4]农民工大都肩负家庭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基本生活所需还要支付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如果让他们拿出工资4%~8%来缴纳并非他们目前最需要的养老保险，必然会产生抵制情绪。2.农民工的流动性强与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长之间的矛盾。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这一特征短期内不会消失。农民工在城市主要是从事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但是农民工在餐饮业、工厂企业的平均务工时期是3~5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平均务工期限是2~3年，他们往往都达不到15年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从而形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四）农民工对制度缺乏相应的了解，参保意识薄弱农民工和国家政府间信息的不对称极容易造成制定的制度与农民工对制度认知程度之间的断层，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制度层面来讲，目前，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考虑，对农民工自身的特征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所以导致制定的政策法规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农民工思想很单纯，只要干完活能顺利拿到他们的工资就很满足了，很少考虑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本该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尤其是养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迫切的需要，加之对国家的政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他们往往把养老寄托在养儿防老以及依托在土地上的家庭养老保险，尤其是近些年政府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土地实行补贴，更加深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系。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加之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农民工往往会选择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利益，对社保的期盼与现实的博弈使他们最终选择放弃养老保险。（五）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提高竞争力必然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企业为员工缴纳12%的养老保险费势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主不愿意参保，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缴纳保险费责任，瞒报参保人数时有发生。[5]三、构建适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策和建议。（一）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且应在财政上给予适当的支持。1.政府在制度上的保证。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立法先行，才能为执法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1）建立多层次、分类别、低缴费、广覆盖、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1]目前的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为辅。这类农民工最终的归属地是农村，可受益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务工，工作很不稳定，对于最后的归属地并不明确的这类农民工，可以建立暂时过渡性的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类是已经在城市很多年基本上已经市民化的群体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这类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比较强而且基本已经融入城市，可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强制规定企业和农民工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从而导致很多企业和农民工游离养老保险体系之外，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规定能有效地制止参保率低的问题。（2）在解决转移难的问题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号码的做法。在美国，每个公民自出生起就必须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它记录了个人的各种信息，包括工作、居住、纳税、信誉、奖惩情况等等，存储社会保障号信息的电脑系统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网，各个地区、行业、部门都能通过社会保障号去查核一个人的个人情况。[6]这种社会保障号码跟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有些近似，可以扩大身份证号的功能，除了证明身份外，可以用来当做社会保障号码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难的问题。2.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对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期形成的，政府应该担负起转型期的转制成本；另一方面给予那些积极为本企业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以便于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3.加强宣传力度，让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养老保险制度有基本的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组织人员向农民工宣传养老保险相关的知识，让农民工知道我们国家建立养老保险的目的、作用以及意义，而且要让他们熟悉参加养老保险的途径、方式以及领取的方式。4.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要想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的使用就必须尽快实现管理服务的网络化，加快网络的普及范围。加强社会保险金的透明度，让农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缴纳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让农民工也参与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中来，以便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二）企业作为社会保障的一方主体应履行自己的缴费义务。企业要改变传统的观念，不要把为企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视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应该站在长远的立场上来对待员工。人力资本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仅仅只看重工资，对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及福利待遇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加深。（三）农民工作为养老保险的最终受益者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则。农民工只有在承担前期的缴费义务才能享受到最后的权利，农民工应该改变观念加强认识，提高参保的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政府要负担起农民工养老保险大部分的责任，通过政策和财政的双重支持，企业和农民工积极的配合，只有在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最终解决我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从格式来说，最常见的也就是三段论，这个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好拿分的。第一段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段进行论述，最后一段再次对观念总结强调。题目别忘记写了。在论述过程中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论述，（别是经济类的论文就只写经济方面，也要说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论述是结合自身观点可以适当穿插一些史实，增加说服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别跑题。跑题不要让阅卷一眼看出跑题就行。还有就是字体好看不好很重要，还有就是排版。阅卷时，一般不会看太长时间，印象分主要就是字体和排版。三段论排版是蛮不错。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一、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12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二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16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17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1657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三借鉴西方学者威廉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11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11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25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7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30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如可以写宋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可以对比现在银子价格来说明，论据就是宋代一两银子的价值是如何计算的。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4、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