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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从师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汉和帝永元年间，病死家中。其思想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代表作品《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主要成就—— 倡导“疾虚妄而归实诚”的批判思想 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开创元气自然论 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 批判有鬼论及各种世俗迷信思想主要影响—— 哲学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他的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无神论、认知论、历史观、人性说、命定论等。元气自然论 “元气自然论”是王充思想体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气和自然两个元素构成。元气是世界的基源，元气论是对于万事万物，包括对人的形成及其变化依据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是客观的，具有必然性、自发性。自然论是王充思想的基础。王充认为事物运动的源动力在“元气”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气”为基础，王充对万事万物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气”，万事万物皆由“气”构成，“气”的运动导致了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天”、“地”和“气”都是无意识的存在，天地通过“气”对万物（包括人）产生的影响也都是自然的。“气”的本质是特定的、不变的，而“气”状态又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在“气”本源性这个意义上来讲，“气”又称为“元气”（元，开始之意）。“元气被认为是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王充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认为气是物质性的、基础性的、永恒的和自然无为的。《四讳篇》云：“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元气”是天地之间较为精微的一种气，天地通过“元气”来衍生出万物，万物在“气”的不断运动中产生，人的产生也是在天地“气”运动的结果：“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就像是夫妇之间的阴阳交合之“气”产生孩子一样。“元气”化生万物，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唯一本源。然而万物皆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因禀受元气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体和属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异。人与其他万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贵，表现在人有知识和智慧，是因为人禀受的“元气”比较厚渥，王充将之称为“精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是由最精细的、带有精神属性的精气所构成。王充的自然论强调：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自发的、客观的、必然的，从而反对董仲舒所宣扬的天有意识地创造人类、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张，反对天有意降下祥瑞与灾异，并指出其荒谬性。他认为这些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王充将“气”视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认为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是“气”自然作用的结果，事物禀“气”的厚薄决定着事物的好坏，延及万物之中的人类，人禀“气”的厚薄决定了人“命”的死生寿夭、富贵贫贱“气”是无形的、流动的、看不见的，对于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王充处于当时的境地并不能做出清晰的详细的解释，但他用“气”的概念解释这些尚末认知的事物的本质联系，来笼统地说明所有问题。王充的元气论，对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成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并成为他解读人类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9]无神论 王充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王充认为，无形的“元气”和有形的物体构成了整个世界，人和万事万物都是禀受“气”而产生。《辨祟篇》云：“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人也属于“物”的一种，但人是有智慧的“物”，这种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禀“气”而生，而“气”分为阴阳，故形体由阴气产生，精神由阳气产生：“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构成人精神的“气”，被称为“精气”。一旦人死，精气就会消散，不会再产生精神现象。人的精气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质载体不在，精神无处可存。鉴于精神对形体的依赖性，王充认为人死后精神亦不复存在，人变为鬼神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人禀受精气而生，能够成为精气的是血脉。人死之后了血脉就会枯竭，血脉枯竭而精气就不存在，精气不存在而形体就腐朽，形体腐朽就会化成灰土，不可能变成鬼。 王充认为，在“气”和“物”的基础上发生和存在着人的精神现象。“气”构成了人的形体，人的形体因而发生了精神现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现象也就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灭为喻，来说明人肉体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后，就不会存在不灭的精神，更不会存在鬼去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论荒谬的同时，王充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认识：鬼神的产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错乱或者思念郁结所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 王充反对汉代流行的神学目的论，反对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着世间万物的命运。他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物质来解释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王充难以给出科学的解释，最终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种神秘主义——“命”。[9]认知论 在《论衡》中，王充对“知”即人的认识论有不少专门的论述。《别通篇》云：“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有认知能力，可以获得知识，从而产生力量。王充认为，人应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获得知识，扩大自身的认知范围。认知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认识各种事物的性质，但最终是要认识到事物内在的规律和本质，正如《实知篇》云：“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强调的“知”的内容，即“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天下之事强调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世间之物强调的是自然领域中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王充要认知的对象包括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王充对获得“知”的途径也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王充坚持知识的客观性，批判神秘主义先验论，针对儒者说圣人生来就知晓一切的说法，王充指出，人的知识，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在与外部世界逐渐接触的过程中学习认识到的。他列举材料证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圣人和普通人一样，都要通过感官与外界接触，通过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长见识。王充认为，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来获得，这个过程，是“耳目”和“学问”相结合了解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直接的感性经验和他人的间接性经验。“耳目”即感官所获得的直接的感性经验，通过对感性认识的梳理，人们能够做到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福祸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感官直接认识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人不可能凭借“耳目”认识一切事物。 王充进一步提出，实际经验虽是人们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但也还需要他人的间接经验，即书本上的“学问”。所谓“学问”，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经验，相对于“耳目”来说，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是间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不学习就能感知，不问就能知晓，古往今来，这是没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与“学问”相结合，就可以从外部世界获得可靠的经验。但仅仅靠经验，形成的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还必须对经验进行理性思考，否则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王充还非常理性地认识到，由于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可能认知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犹结有不可解也”。王充的这种认识和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王充还强调“效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效验，就是事实根据：“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在王充看来，只有经过效验的检验，才能证实某种认知的正确性。王充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知为力”的论断，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种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比体力要强大的多，能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练人之心，聪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养，人的知识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变得聪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会。这就是“知”的强大力量。 王充的认识论否定了圣人生而知晓万事，强调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认知，获得知识，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靠“知”所产生的力量，增长自己的见识，安定社会。这是王充思想中较为积极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论”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认识论的体现。[9]历史观 王充指出了历史进步的发展观念。他认为“今胜于古”，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必定会比古代强，并且他还反对儒家的"是古非今”，认为历史的方法对现在并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历史的治理方法放在当今未必管用，时代是进步的，要不新选择正确的治理道路。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10] [11] 人性说 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分别是善、无善无恶、恶，并且还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后期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就是承认后天学习和环境对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变的。[11]命定论 “命定论”是王充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探究，内容包括人的死生寿天、富贵贫贱以及切遭遇。王充认为，一切皆由“命”定，它并不是人力所能干预和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命定论”使人产生消极的处世态度与汉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人感应说殊途同归。这也是后代研究者认为命定论是王充思想最大局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诸篇。其出发点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谶纬、天人感应等学说即所谓的命定论思想的正宗，所谓命的“三科”是指寿命、遭命、随命。行善得善是为受命，也作寿，受命，正命；行善得恶是为遭命，行恶得恶是为随命。这是两汉命定论思想的正宗，融汇了天人感应，谶纬之学等内容并写入白虎通。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虽然王充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9] [12] [13] [14] [15] 文学批评 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16] [17] 主要作品 王充生平著述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讥俗》《政务》《养性》现已失传。[16] 《论衡》一书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集中的《论衡》的《实知篇》和《知实篇》中。参考资料 [1] 《论衡·自纪篇》：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2] 周扬 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Ⅱ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882-883 [3] 王充像取自清任熊绘图，王龄撰赞，蔡照初雕版，清咸丰六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刻本《於越先贤像传赞》。 [4] 王充著《论衡》．美术报 [引用日期2015-07-29] [5] 袁华忠 方家常．论衡全译（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831-1844 [6] 袁华忠 方家常．论衡全译（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10 [7] 袁华忠 方家常．论衡全译（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787-1823 [8] 吕兆厂.王充生平和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5-17 [9] 王君.王充《论衡》中的“命定论”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4:14-18 [10] 吴光.王充的无神论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斗争.浙江学刊,1981(03):73-77 [11] 李玉洁.剖析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哲学思想[J].兰台世界,2015(5):134-135 [12] 刘亦冰.王充命定论思想剖析[J].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1):37-42 [13] 吕兆厂.王充生平和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08 [14] 杨超.王充命定论思想的剖析[J].文史哲,1956(11):27-34 [15] 王充的生态伦理思想（一）．人民网．2015-10-15 [引用日期2020-03-13] [16] 王治理．王充及其文学思想．济南：齐鲁书社，2007：33-37 [17] 游国恩 等．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74-176 [18]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20-07-12] [19] 郑休白.叩王充墓[N].浙江日报，2014-12-12(27) [20] 不孝之子——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3-08-01] [21]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22] 后汉书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20-07-12]
他对道家的思想的发扬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补充了道家一些观点的事实依据，对道家的思想的传承和发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的质量管理大 师戴明博士传授了成功最简单的方法——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听起来好像没有冲天的气魄，没有轰动的声势，可细细地琢磨一下：每天、进步、一点点，那简直是在默默地创造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不动声色中酝酿一个真实感人的神话。撑杆跳高王子布勃卡的记录是一厘米、一厘米升高的；110米跨栏飞人刘翔的速度是秒、秒加快的。一个骄人的成绩就来自于一点一滴的进步，有赖于一步一步地积累。每天一点点地进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天天都有目标，时时都能努力，人人都可为之，仅此而言，已弥足珍贵。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最初也许只有一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平时进步积累的多与寡。每天自学一小时，一周就是七小时，一年累计365个小时，几年下来就可以完成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每天用5分钟改进自己的工作，每周5个工作日都这么坚持改进，几年下来就会从成为这个行业的行家里手。虽然每天只进步一点点，但每天都超越了昨天，如此日有所进、月有所变，用心写好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加号，不论钻研什么学问、从事什么工作，都能享受胜利的喜悦，达到理想的高峰。做到“每天进步一点点”并不容易，因为任何丝毫的进步都不会从天而降，都不能唾手可得，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每天进步一点点，贵在每天，难在每天。“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要耐得住寂寞，不因收获不大而心浮气躁，不因目标尚远而情移心摇，而应具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就要顶得住压力，不因面临障碍而畏惧退缩，不因遇到挫折而垂头丧气，而应具有攻坚克难的勇气；还要扛得住干扰，不因灯红酒绿而分心走神，不因冷嘲热讽而犹豫停顿，而应有专心致志的定力。每天进步一点点，使每一个今天充实而又饱满；每天进步一点点，终将使一生厚重而充实。李贺发现好句子，就写在纸条上，装进口袋，晚上回家后打开，如此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伟大的诗人。无独有偶，贾岛也有类似的习惯，也喜欢积累，也在诗歌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列文.虎克每天磨一点点镜子，每天坚持下来，每天积累经验，最终磨出了显微镜，在生物学上作出极大的贡献。也是一个欧洲的科学家，每天在晚上睡觉之前读上十五分钟的书，开卷有益，最终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袁枚积累语言 ——积累的“数量”是创作“质量”的保证 清代的袁枚十分注重积累语言 , 他许多的好词佳句都是从村夫僧人那里得到的。有一次，在二月梅花盛开的时节，站在梅树下的一个村夫很高兴地对袁枚说：“你看，梅树有了一身花了！”袁枚听了，心想：“这不是诗吗？”他便默默地记下，久久咀嚼，后来就写出了“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的名句。还有一次，一位给袁枚送行的僧人，惋惜地说：“可惜园里梅花正盛开，您带不去！”袁枚吟得“只怜香梅千百树，不得随身带上船”的诗句，一直为人称道。 苏步青的“零布头” ——时间是积累不可缺少的“支出” 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把会前会后、饭前饭后的时间比喻为零布头，并加以利用。他在参加五届三次人大会议期间，抓紧空隙时间完成了《仿射学微分几何》的后半部分。他说：“别看时间零碎，分分秒秒的时间好比零布头，只要充分利用，能做不少事情呢。”时间本来是一定的，但是，对于善于利用它的人来说，是走向成功必不可少的“助跑器”。 拿破仑的知识积累 ——成功离不开积累 当年叱咤疆场，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一个给法兰西人民带来无限荣耀，一个向世人发出“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的誓言的“自信家”，早年是何等勤苦地积累。在他于巴黎军校攻读炮兵攻略，学习海军知识时，一直是勤勉地苦学，用心地积累。当室友们吃午餐的时候，拿破仑依旧潜心于对地理、历史和数学的研究并乐此不疲。这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习生涯的积累过程，为他今后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终于，拿破仑成就了法兰西帝国，而长期的积累则成就了拿破仑，成就了他近似疯狂的自信。 昆山无书 ——积累要从点滴开始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他生长在江苏昆山，据传说，他从小就如饥似渴地勤奋读书，没有多少年，昆山所能找到的书都被他读完了，至今还流传着“昆山无书”的美谈。 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自序》说：“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他不仅每天读书，而且遇到难题，一定弄懂弄通；发现疑点，更是反复琢磨，直到完全清楚、恰当为止。由于不知疲倦地勤奋学习，顾炎武十多岁时就把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资治通鉴》读完，并且全部抄了一遍。他一生所读过的书，有好几万卷，可以装满一间屋子。 杰克·伦敦的“笨工夫” ——点滴积累成就事业 杰克·伦敦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学识全是靠自修得来的。他经常把词典和书里的词句抄在小小的纸片上，然后把这些纸片挂在窗帘上、衣架上、柜橱上、床帐上，甚至塞在镜子缝里，以便在刮脸、穿衣、睡觉前后都能随时看一看，记一记。他把一些纸片放在衣兜里，外出参加音乐会、拜访亲友或散步时，抽出空闲的时间念一念。他由于不断地记诵，终于掌握了大量的词语，写起文章来就得心应手了。看来，杰克·伦敦有些笨，但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不经过笨工夫就可以学到的呢。 王充注重积累 ——厚积才能薄发 汉代的王充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是在非常清贫的情况下开始治学的。他的家里很穷，没有钱来买书，于是，他就到洛阳的书店里去读书。读完一本就背一本书，看完一个店里的书就到另一个店里去。他读的书非常多，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书，共 13000 卷，只要当时存世的书，他几乎都一一读过。因此，在他的脑海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王充从 34 岁开始写《论衡》。为了能够专心致志地著作，他闭门谢客，拒绝一切应酬活动。在他的卧室的窗台书架上，到处放着刀笔和竹木简，一旦有好的想法，就及时地记录下来，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坚持这么做。因此，他为《论衡》这部书积累不少的素材，使得这部巨著得以顺利完成。 果戈里的笔记簿 ——创作的成功离不开材料的大量积累 俄国著名大作家果戈里，曾经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广泛观察过后悉心记录的笔记簿进行了成功的文学创作。 这位作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身边常备一个本子，随时记下一切在社会上观察、体验到的事情。除了眼见的各种景物外，还有耳闻的各种有意义的话语。在这些记录里，天文地理花鸟虫鱼无所不有，既有多种动植物的名字和它们展示给作家并拨动他心弦的特别之处，也有挂在捕鱼狩猎者口头的俗语和朴实的但是耐人寻味的语言，还记录下了作者对社会、人生和事情的思考。这些记录为果戈里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有用的素材，他曾经不无得意地把自己心爱的笔记簿称为“手头的百科辞典”。 马克思的广博涉猎 ——广泛的积累非常有用 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动手写《资本论》，阅读了 1500 种以上的书，在书中引用了十几个学科、数百个作者的观点，留下了 100 多本读书笔记。他有极为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并对文学艺术有极高的修养，海涅、歌德、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他能如数家珍，随口吟诵。他几乎掌握欧洲一切国家的语言，能够用流畅的英语、法语著述立说，对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头脑里积累储存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和资料，这些有益的积累，对成就他的事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契诃夫的创作题材 ——创作需要实际的积累 有一天，几个青年问俄国作家契诃夫：“怎样才能获得创作题材？”契诃夫顺手拿出一本厚厚的日记说：“这里有 100 个题材。”这几个文学青年看着这珍贵的日记本入了迷，日记中所记的每一个材料都生动、感人。有个青年说：“真想买几个回去，这些材料太好了。”契诃夫笑着说：“题材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每个题材都是作者本人深入生活积累的结果。” 白居易陶罐积累资料 ——知识的积累有时候比创新更重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了积累诗作素材，准备了许多陶罐，并分门别类贴切着标签，整齐地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他平时收集到了资料，按不同门类投到各自的陶罐中，等到资料积累的足够写作时，就把陶罐清空完成作品，然后再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资料搜集。
写作思路：中心论点可以写“每一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成功的开始”，接着可以列举沈括的故事进行论证，中心要明确等等。
正文：
每一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成功的开始，所有的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每一天进步一点点，会让咱们充满信心，一个人如果每一天能进步一点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你就会离成功近一点点。犹如水滴石穿，你的昨日与这天相比，已经进步了一点点。无数个“一点点”累积起来，迎来的将是明天辉煌的胜利。
就如荀子所说的“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名言告诉咱们一个道理，一个每一天都能进步的人，成功的大门必须会为他敞开。
生活中无数的障碍会让你感觉到寸步难行，看似无法逾越，其实只要心中始终坚持着想跨越它的信念，每一天克服一点点，你便能够超越困难。就像周杰伦，他从小就钟爱音乐，并一向拥有当各型的梦想，他小时候一天能够写十几首歌，虽然只能自我欣赏。此刻，他的歌全国人大概都知道他吧！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的粗木，是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筑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一步又一步迈出来的。因此万事从小事做起，一点点累积，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
就像咱们背单词，一开始什么样不懂，然而，每一天背十个单词，十天就能背一百个，一百天就能被一千个。就这样日积月累，咱们记单词就多了。
因此，每一天进步一点点，是成功的开始。
论文摘要：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对生态伦理产生的原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功用和行为实施等方面的观点，挖掘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执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执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 *** ，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援，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 由对仁的概念的解释，朱熹说明了仁的特性：“***仁***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熹认为仁的特性呈现一种如四季更替的动态发展状态，是生生之态，这使得天下万物皆知四德，以德为溯源；仁“乃天地万物之心”，而且“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无时不存在；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具有四德特性，使得天下万物皆有向善的一面。这种生生之理中呈现的向善论，是一种活泼泼、积极向上、天人和谐的向善。 说到向善，朱熹指出：“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德。……至于元，则仁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礼、义、智、信。”《文言传》中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指出，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以元为首。也被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这四者又是人之德性，因此。天之四德又成为人之德。朱熹进而指出元者是人向善之长。是向善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自然向善的过程，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人要发现进而去实现为善，而且行善的人是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的目标。“仁”具“生生”特性，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进而阐明仁与恻隐之情的关系。“仁便藏在恻隐之心里，仁便是那骨子。” “仁便是恻隐之母。”“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朱熹认为“仁者，人也”，即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向善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以生的目的。恻隐之情是人向善的表现之一，人必须通过爱、恻隐、不忍等具体情感来实现人之善性。也就是说，仁是由恻隐之情所萌发的系列情感实现的终极目标。 朱熹通过对仁的概念的阐发，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具有“生生”特性，是一种必须通过侧隐之情而实现的理性情感。他肯定“仁”、“恻隐之心”和整个自然界的生长发展，指出了“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原因——恻隐之心，进而说明人类必须向善和“爱物”。人与自然界才能共融共生、和谐共存。这就使得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的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
"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即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
《大学》之八条目虽以"格物致知"为首，但长期以来，"格物致知"之说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作为理学思想源头之一，唐代韩愈虽在《原道》中重提《大学》之要，然而重点仍在"正心诚意"而非"格物致知"上。
直至二程才把对《大学》的重视落在了"格物致知"四字上。
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继承了二程对于《大学》的观点，其作《补传》高度概括地论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并把二程的思想作了纵深的推进。
就朱熹哲学而言，"格物致知"论不仅是对一般典籍的整理，更是根据他的"理气论"的哲学结构而阐发的为学方法。
同时，这还是阐述把外在伦理规则内化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论。
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内外本末工夫的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钱穆《朱子学提纲》)。
用陈来先生的话说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
因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一、格物、致知释义
宋明理学在为学或修养之方上都讲格物，但含义各不相同，有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理者，也有"发明本心"的格心者。
总之，"格物"可以被视作理学在认识论关键词。
朱熹的"格物"论是沿习了二程关于"格物致知"的看法，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可见"格物"之重要。
何谓"格物"?朱熹讲："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大学章句》释经一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 (《大学或问》卷一)"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行乎其极。" (《大学或问》卷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之"格"有二意：一则训"格"为"至"。
"格物"便是"至于物"，也就是达到极至。
这里"格物"要达到至物其极，而且至物其极就能够"知至"。
二则训"格"为"尽"。
"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既见尽十分便是知止" (《朱子语类》十五)以"格"为"尽"，则"格物"就是"知尽"，而"知尽"便是"理穷"。
因而，"格物"向与"穷理"并称。
朱熹沿习二程的说法，把"格物"之"物"训为"事"。
"事"不仅指事体，也指事情，因而"物"的概念就十分宽泛。
所谓"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眼前凡所应接的都是物"(《朱子语类》十五)。
明晰了"格物"之字意，便可看到朱熹的"格物"之说包括 "即物"、"至极"，而且"格物"又是"穷理"。
"格物"之功便是主体考穷事物之理，其的核心在穷理。
在朱熹看来，理穷而物格，才能知至。
朱熹常把"格物"、"穷理"并称，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密。
综合起来，格物之说就是"明其物之理"、"即是物而求之"和"必至其极而后已"的综合。
何谓"致知"?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
"致知知识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知识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
此其文义知识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以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答黄土子耕五》，《文集》五十一)
朱熹的致知与格物是相联系而讲的。
单独来看。
"致"，就是推及，扩充的意思。
所谓"致者，推致之谓……推之而止于尽也"(《大学或问》卷一)，"扩而充之，便是致"(《朱子语类》卷十六)相对与"致"，"知"的含义较为复杂。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学章句》)
这样人心莫不有知即是致知之识，其有二意，即能知和所知，能知为能觉之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所知为知识之知，即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
朱熹在论述"格物致知"时，肯定了人有认识能力，其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 (《大学或问》卷一)但主要还是训"知"为"识"。
所谓"致知"，就是推及知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
陈来先生认为，"致知是主体通过考穷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根据"致知"的字意可知，朱熹肯定了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因为理未穷，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达到通明，"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所以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
"格物"、"致知"虽是分列为《大学》两个不同的条目，实际上两者是一体的。
一方面，"格物"可以被视为"致知"的前提，而"致知"是"格物"在格物的过程中自然实现的。
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一中提到：
"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
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亦诣而无不尽矣"。
"知"是随理穷而至，这表明"致知"是"格物"、"穷理"的结果。
"格物"的行为目的在于即事穷理，穷理则有知。
推及我心之知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另一方面，"格物"和"致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为学之方。
虽然，朱熹也说过"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朱子语类》卷十五)"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五)。
但是，"格物"和"致知"并非分别以"理"和"新"为对象的不同工夫。
"格物"解为即事求理以至极，其是就主体作用与对象的具体行为而言;而致知解为推扩心之知以至无所不尽，是就主体自身通过格物的行为而引起的结果而言的。
因此，"格物"、"致知"可看作是同一为学之方的"内外"工夫，如《朱子语录》云："物格是要得外面无不尽，知至是里面亦清澈无不尽。
"本质上，两者是统一的过程，所谓"只是一本，无两样工夫也"。
二、"格物致知"与"穷理"
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都与"穷理"相联。
朱熹把体认"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
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根据"理气论"中"理--气--物"的结构："气"是"理"的安顿、挂搭处，而"物"则是"理"气化的结果。
"理"是绝对的存在，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理"与"物"相依不相合，相分不相离。
"理"虽在"气"、"物"之先，却能主宰万物。
因此，"格物"的精义就在于穷理。
"格物"于事事物物上所至者，就是"理"。
"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求其理"(《中庸或问》卷四)。
"理"的含义广泛，"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
格物所穷之理，既是自然之理，又是道德伦理。
因此，"格物"的基本精神就是人通过对外在的对象的考察，从而把握体现在事物中的义理;或者是通过践履外在的伦理规范而体认其真谛。
理穷则知至。
一方面，理穷是推及吾心之知至的前提，所谓"则理有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大学或问》卷一)"穷理"在前而"致知"在后。
"致知"在"穷理"中得到实现所穷之理包括了"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则知至就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穷理"、"致知"既是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也是伦理上的修养。
另一方面，"致知"和"穷理"又不是等同的。
"致知"与"穷理"的关系与致知格物的关系相近。
"穷理"是即事而与事事物物上求理之极，其强调的是对于外在个体的考穷工夫。
而"致知"主要则是只主体自身知识得到扩充的结果。
因而，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
穷理是以主体以外事物为对象的行为。
而致知则是这样的行为作用与主体自身而引起的结果。
由上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格物"、"致知"和"穷理"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且格物穷理而知至的工夫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过程。
这里朱熹沿习了二程的学说，肯定了"凡有一物，必有一理"。
格物便是即物而穷理。
程伊川讲"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这种格物的方法看似有支离、繁琐之嫌，且今日格物所穷之理与他日格物所穷之理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为够积习能够贯通天理呢?对此，二程讲："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格物的"分殊"之功，而"万理同出一原"则点出了格物所要达到的是"理一"。
因此，"理一"既使得贯通成为可能，也是格物、穷理"分殊"之功所要到达的最终目的。
所以，从此意义上看，理气论上的"理一分殊"与格物致知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且格物致知论也可以看作是修养认识论上对"理一分殊"的阐发和实践。
程朱讲积习到贯通时，也指出了他人一些有所偏差的理解。
其一是"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大学或问下》)事实上，这是点明了格物穷理中"积习"的含义，强调了体识"天理"是有一个量上的积累的过程。
二程认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二程遗书》十八)。
所谓"脱然有贯通处"不是类似于佛家的顿悟之说，朱熹批判用禅宗的顿悟方式来达到格物"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
"(《文集》七十二)这是建立积渐工夫上而产生的认识的飞跃，从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地。
朱熹解释二程思想时说"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
乃是零零碎碎凑合起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朱子语类》卷十八)。
因此，如果说"贯通"指的是一种直觉的话，那么其就应该是认识过程中"智的直觉"的体现。
其二是"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处，但与一事上穷尽"这里点明的是"格物穷理"要达到至极之意。
格物的目的在于穷理，而非格物自身，所以不必要事事物物亲自去格一番;从而也反对了繁琐的而不知其旨的格物。
同时，要格物穷理，便要努力做到"至"、"尽"。
与事上格尽物之理，加之万理同出一原作为保证，便可以达到对"天理"的贯通。
所谓"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三、"格物致知"的工夫及目的
朱熹对于二程"格物穷理"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学说推崇备极，他评价道：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
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
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
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
从总体上来看，朱熹肯定格物致知的工夫是一个由量上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他侧重认识过程中的"贯通"，只有到达"豁然贯通"的境地，才能"物格"、"知至"、"理穷"。
但从具体的"格物"、"穷理"的方法上看，朱熹则又肯定了耳目之官的"闻见之知"和思虑的作用。
一方面，他讲"格物"是即事而穷其理，这种实际的作用于外物的工夫就是肯定了通过耳目之官而得到的直接知识。
另一方面，穷理方法，即朱熹所谓"用力之方"：有读书明理，即"求之文字之中";有论辩，即"索之讲论之际"，亦即二程所谓"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还有"考之事为之着"，"处事而求其当"，这些具体的方法都强调了吸收间接知识的重要性。
在获得间接知识上，朱熹又侧重了"思"这个环节。
就是以客观对象为依据，运用"吾心之知"的知觉能力以通"理"。
虽然"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但是"盖此义理尽广大，无穷尽，不入思虑，则缘会通!"(《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由此，他并没有忽视理性思维在"格物穷理"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思"还是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到"豁然贯通"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这说明朱熹已经认识到了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优于基于耳目的`感性认识;而且在方法论上，思辩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此，清代的王夫之继承了朱熹思与耳目之官并用的思想，并对此作了清晰的唯物主义的阐发：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辩者，皆其学问之事。
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
致知在格物。
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
"(《大学经十》，《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朱熹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方法上肯定了耳目之官与思辩对穷理的作用，肯定了人学习知识和外部事物的重要性，但他"格物穷理"的目的并不在运用所穷之理，所致之知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不在于把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或应用与技术发明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这与近代西方认识论兴起的背景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善"。
"格物致知"说原居于《大学》八条目之中，其理应服务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目。
他在《大学章句》最后指出"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因而，"格物致知"论从一个角度上说就是对于儒家伦理的认识和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穷理"之说最终当落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上。
"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而道德的修养则依靠对于伦理原则的认识和把这些原则内化为"在我者"的程度。
所以，"格物致知"道德上的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的结合。
总的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既在求真，也在求善。
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物"之功，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
知识愈多，认识就愈广愈深，心中之知就愈明;推而扩之，便能够达到对事物义理的认识和对"天理"的体认，即所谓"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所以，通过这样的为学工夫，既丰富了知识，又能正心诚意，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从"格物致知"是求真求善的途径上可知，朱熹哲学中"穷理"和"明善"是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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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1、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2、根据王阳明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3、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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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你说的那个片段是先生在山中看花落，之后和他的弟子说的那些话吗？
高职大专要和实践联系起来可以增加他的动手能力
感兴趣，有谁知道的，给说说？
王阳明本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打过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道理，就怕文化人会打仗，文化人一旦会打仗，必然做出一些惊世之功！王阳明是一个有良心和理想的人，这是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没有的，人要完善自身修养本来就很难，尤其是在当今一切都跟房地产绑架的时代，面对的困难和诱惑都很多，要保持自己的良心和理想就更难了。
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词，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觉得唯心主义等于错的，唯物主义才是对的。长大后才发现唯心主义的牛人多的是，而且挺实用的。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知道的王阳明，然后一直不懂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现在总算是懂一点皮毛了，很有用。反观孔子朱熹，留给世人的束缚可不少。我读道德经时却感觉如此的浅显易懂，但是，后者我不敢说都深入的懂了，但它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地给我新的惊喜，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区区五千言，恐怕需要用余生去领悟。
扬善厌恶的那些所谓圣人，心中但凡存着对恶的标准，便永远无法摆脱恶。其实这世上本无善恶，只是人类因为利益而建立了这个标准，后来人的潜意识里认为善恶的标准是天注定，孰不知天又何时在意过人类的生或死，却总是一厢情愿的将天与自己捆绑一起。好像越说越远了，总的来说，有些人喜欢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为的是忽悠一些自以为是的愚人，总以为真理永远藏在最深处，孰不知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其实往回十年左右，你观察一下那些读过书稍有点传统的年长者的言行，再反过来看王阳明的书，就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王阳明的东西，虽无显学嫡传，但早已经刻在中国人文化的基因库里了。另外传习录和道德经背景差异太大，后者是老子没有以太多知识背景下的著书立作，前者是就不同学生的问答语录，落脚在个人修身修心上，这个时候儒家已成大厦，不了解点地基，确实很难摸不到房顶那部分。恕我才思不敏，致良知的良知，应该不单纯是道德层面的吧？良知良行，说的也是包含具体事物所做出的本能的第一反应，反应正确则是良知。反应错误或者没有相应的思维概念则不是良知。所以朱子说的知难行易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真知难，如能真知，行就是顺风顺水的事了。王阳明说的人有三种，很可惜，我们就是第三种人，所以要修身以伺。
可是并不是说，目不识字的老农就就做不到知行合一。反而越不识字的农民，越能做到行知合一，这也对应了王说的，良知大家都有，不需要去学习，只要把他发挥出来，就是合乎中道。为什么道家讲要修“赤子”，就是因为我们赤子的时候，一言一行，莫不中道，我们后来越学越多，也离道远矣。我理解的知行合一有两层意思：1、就是常说的“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到就要付出行动去实践。2、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正确的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够朋友，一般表现为，朋友来了有好酒。那么知行合一的理解就是，我好酒好饭招待我的朋友，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愿意这样去付出，去表达我对好友的欢迎。而不是觉得仅仅从面子上或者口碑上去招待，其实内心深处是舍不得的或者说不在乎这顿饭，但这顿招待是出于一种社会礼节而已。其实知行合一的知是知觉的意思，如果解成良知，就知行脱离了。实际阳明先生的理论跟朱子并不违背，《朱子晚年定论》可以了解下。当然他是王阳明收集来的。朱熹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可惜纠正来不及，所幸他临终前把他的理论全部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的女婿黄干。
《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可惜这书并不出名，所以只能找到古文影印版。后来黄家修祖谱的时候，王阳明还做了序，相信黄家后人至少提供了部分的朱子晚年定论。所以好好了解后更能觉得王阳明先生的伟大。并未过誉，只是我们没有好好传承。国人对儒学的理解过于死板，如中庸权衡之说都不能好好掌握，但一旦掌握错误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权衡的根本就在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按我的理论，良知既善恶观，源自原始恶和现代善。
人的本能是原始冲动的，在历史积累里，人们定义了框架，给各种行为划分善恶。简单粗暴的原始行为规定为恶，剩下的即为善。但这不是终点，高级恶诞生了，在当时框架内的法内之徒。框架升级再升级，就诞生了现代善和一堆恶。而恶的认知，源自承认原始冲动，框架对其的再创造，对框架的反叛和原始恶的痴迷。
善恶不光是行为，而且有出发、过程和结果的行为定性。现代善，一部分源自框架的现代教育，一部分是原始冲动对现代新生恶的认知接触和解决方案。知行合一似乎也是“先知后行”，不过知道后行动前只是未知，所以不能割裂知与行。
假如我知道了某个纯哲学思辨，似乎我的“行”只能是去思考理解，也就是对于我，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在思考就完成了知行；对于哲学家，思辨本身是知万物而产生的行，在思辨出生时就完成了知行。所以单纯的认知思考在某些条件下似乎也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但究其根源，似乎“知”是人感知外物所获得信息的过程，“行”则是某种手段，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总结最终成为自己的能力，整个过程称为真知真行。
那么有个疑问：如果一个人有某种可以改善肌肉和大脑的芯片，对于外物的信息可以自动传入大脑，同时在知后的一小段时间就会做得很好，那么他的知行是由芯片帮他完成的，而芯片本身是其他人的行。也就是说，对于知行合一，在获取和总结信息的过程中究竟需不需要个人主观意识？如果对象是个机器人，我们是否需要先讨论意识的概念及其本源才能继续讨论“知”和“行”的概念呢？
我认为就是:晓天理 去恶欲 。 天理就是自身结合古人教诲得到的自己的价值观 。 然后以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善恶，再留善去恶。 心学死穴在于: 每个人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人都是生存在大环境中 ，经历不同，认知自然不同，免不了有偏激之人。如果价值观树立不好，善恶区分自然不能做到，如果都按自己内心的认知行事，人与人肯定会有分歧。
良知在王阳明看来是天赋的，只要把一切不好的恶习，念头搜刮出来，把它们消灭掉，就自然知道什么是对还是错了。但是我认为良知并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是后天的东西。知道了道德标准，也就自然能够知善知恶了。而且我认为王阳明看破生命，看破功名之类的不属于儒家的东西，而是佛家的东西，并不值得去推崇。
佛家讲究的是出世，即闭世修身，只讲究一个人的修养，而阳明子的王说，继承了儒家的出世理念，除个人的道德修为之外，还讲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即把所学运用于实践，有想法就要去实现，知并行之，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同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一派。比如佛家、道家，甚至儒家的理学，他更讲究实践，济世。和柏拉图的理论简直就是神似。柏拉图从几何公理中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世界的物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而完美的物存在于高于现实的一个地方。他认为灵魂就来自那个地方，我们后天学习知识其实是一种回忆，回忆起灵魂当时在那个世界所”看到“的完美、真理。
如果说”唯心“的意思是”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那么王阳明的确可称作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不过要完全的套进去还是太勉强。要去私心得良知，放弃人后天获得的经验和外界施予的影响，完全用本心、良知、灵魂、灵明、信仰获得真理，这本身对人类来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哲学家提出了这种可能，但不代表这些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我能说出”一个在平面上存在的圆形的方块“并不代表真的可以画出这个图案。至于哲学家们说的这些关于信仰、良知、觉知、元神和真理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可以描述出来“但很难证明可以实现的关系。
宇宙本体的超越性与现世生活的伦理性如何合而为一，历代儒家都有不同的论述及工夫路径。到了阳明这里，工夫变得更加易简直截，本体变得更加清楚明了，不加一毫多余的，重叠的论述。所谓即工夫即本体，本体之无声无臭、虚明澄澈、廓然大公，生生不息即是工夫之根本路径，工夫永无懈怠，永无止境又不着一丝人力，心斋先生言曰：“不费些子力气，无边轻松快活”外在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应接往来，都是这感而遂通之本体状态自然的流行发用。
我觉得本身唯物、唯心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划分，王阳明更不能简单用唯心来概括。知行合一，我理解就是：只要心存善念，目标正确，做事情可以直接也可以迂回，不拘泥于旧章法。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创新是唯心？想得到不等于做得到，知不一定要先于行，这是王提倡知行合一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王的理论是将中国千年思想去芜存菁，拨乱反正的一次总结，而不是什么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有可能会有一些言过其实，因为有时候说出去的话，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做到。
我认为王阳明已经看破功名，踏入佛家思想，历史上的王阳明不仅是个文化人，而且还会打仗，所以他的才智能力很高。
论语教人好坏，道德经确认论语说的对不对。
周易，讲的是天下万物转化的道理，是指导人类社会的宪法，简单说是“易天为人”。道德经，讲的是人适应天道的道理，是指导人类社会的法律，简单说是“奉天承命”。论语，讲的是人类怎么生存的道理，是指导人类社会的规定，简单说是“礼人乐心”。
论语读后感3000字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里讲的是如何调和“学”和“思”的矛盾。作为一个理科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只学而不思，不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就像读《论语》，买一本书回来，刷刷几下读完,即使过目不忘，学到的也是别人的东西。思而不学，则会进展缓慢，而且容易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这时如果能够参考一下以往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则很可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荀子也说过“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在学习中要把握好“学”和“思”这对矛盾。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一位具备着各种谋生技能、又具备着对于生命意义有深隧洞见的哲学家及教育家。他一方面具备着各种礼、乐、射、御、书、数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着经营管理政治的理念，又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论语》和《道德经》是中国著名的两部古典哲学著作。由于老子与孔子研究学问的基础不同，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理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研究学问是从研究社会现象开始的，他的研究方法是社会主义的，他的学问也是社会主义的哲学。他的研究内容是社会行为的礼仪道德,可以说孔子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创始人。老子研究学问是从自然现象开始的，他的研究方法是自然主义的，《道德经》是自然主义的哲学，所以说老子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研究学问的出发点也不同，所以他们研究出的学问就有所不同。另外，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的行为表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的行为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顺应自然规律时就会成功，背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背离自然规律时就会失败，所以有的社会行为是成功的，有的社会行为是失败的。故此，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研究出来的学问，有时正确，有时片面甚至错误。当然，就是以自然现象为基础研究出来的学问也未必都正确，如果对自然事物的观察有偏差，或者不全面，得出的结论都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孔子和老子都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人，由于科学的落后，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不可能都十分正确和全面，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理论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