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出版社:百花文艺 2.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探索
据路透社斯德哥尔摩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1日宣布,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荣获202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快来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时间11日17时59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戴维·卡德(David Card)、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W·因本斯(Guido Imbens)。他们因通过实验方法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在因果关系方法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奖。 获奖者的研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新洞见 卡德1956年出生在加拿大圭尔夫,现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安格里斯特1960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现就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因本斯1963年出生在荷兰艾恩德霍芬,现就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卡德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奖,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而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的声明指出,三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新洞见,展示了可以通过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相关研究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声明说,社会科学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今年的获奖成果表明,可以使用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来回答相关问题,类似于“医学临床试验”。 声明还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松的话说,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对方法论的贡献表明,自然实验研究方法是知识的丰富来源。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回答重要因果问题的能力,对社会有很大益处。 因本斯在接受电话连线采访时表示,听到获奖消息“惊呆”了,很高兴能与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分享奖项。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卡德获得其中一半奖金,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将共享另外一半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两大奖项与诺奖关系密切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国际上有两大奖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关系密切。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自2002年起开始颁布的“引文桂冠奖”(Citation Laureates),一直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迄今为止,已有59位“引文桂冠奖”得主获得诺贝尔奖。 据了解,“引文桂冠奖”主要基于Web of Science的论文和引文数据,遴选出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及经济学四个领域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顶尖研究人员。而诺贝尔奖对于获奖者的理论提出时间或贡献做出时间并没有限制,因此,“引文桂冠奖”并非是对当年诺奖的预测,可能是一段长时间的预测。 除“引文桂冠奖”外,美国经济协会颁布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也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克拉克奖还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 克拉克奖于1947年设立,此前为每两年颁布一次(1953年未颁布),2009年起改为每年颁布一次,目前已有43人荣获该奖项。据了解,自诺奖颁发以来,有四成的克拉克奖获奖者在平均22年之后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克拉克奖对诺奖的预测具有一定局限性,不过该奖仅颁发给美国学者,并且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诺奖经济学奖常常出人意料 知乎答主“ViaX盐趣科研教育”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常常出人意料。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授予的不仅是在某个领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的学者,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各个子领域的“雨露均沾”。 该文章回顾过去20年时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微观理论领域已经颁给过机制设计、市场搜寻理论、契约理论、拍卖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颁给过商业周期、贸易与区域研究、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在实证研究当中颁给过市场力量与监管问题、贫困与福利问题,在金融与资产研究中授予过信息不对称、时间序列方法、资产价格研究等等。可以看到奖项覆盖的子领域非常广泛,并且在较近的几年很少颁给同一个子领域的学者。 答主认为,尽管诺贝尔奖获得者往往受到极大关注,但通过诺奖去看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并不是一个最为可取的思路。 原因在于,诺贝尔奖主要针对过去10-20年发展迅猛的领域,一般颁发在该领域已经相对成熟的时候。如果想要追踪经济学前沿,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是关注克拉克奖。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著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著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著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著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著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著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著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著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著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David E. Card)教授,以表彰其“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他通过自然实验的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然而,在他的成果刚发表的时候,便遭受到了同行的强烈批评与抨击,因为这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对待了这一结论,也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推导提出了质疑。 最后卡德这一颠覆性的理论得到了认可,极大地改变了对影响低工资工人的社会现象的理解,有效推动了最低工资的立法。上述关于认知颠覆的故事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其它的领域,都会存在这样的转折点。 例如数学史上的“三大危机”,物理学史上的“两朵乌云”,进化论对神权统治的冲击,也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话题,都有在认知、环境、行为等多个层面上的转变。 那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转折点呢?又该如何提升认知能力?又该怎样适应时代的巨变? 杨定一博士的《转折点》则完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早晚会有一个时点,人类会突然的得到一种天翻地覆的转变。你会发现,过去所知道、所体会的全部都是颠倒。杨定一被称为“天才科学家”,6岁由台湾随父亲移民巴西,13岁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巴西利亚医学院,21岁取得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生化、医学双博士,27岁就担任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系主任。 他不仅是医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也身体力行寻求生命真谛,出版了“全部生命系列”作品,包括《真原医》《好睡》《丰盛》等畅销书籍。 《转折点》从人的认知谈起,用全球性的技术、气候、历史、科学作为实例,探讨人类集体的错误和科学上的可能,最后回到个人层面:既然环境在改变,那么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和习惯也需要有所改变,帮助自己恢复生命的韧性,以面对环境的动荡。一、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带有主观动机的 当今社会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是如此的丰富,可以跨越时空限制共享全球的信息,并且这种共享是双向的,你不光可以获取信息,你所产生的信息也随时能够被别人取得。 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选择在各种平台上分享信息时,也会意识到过去所知所学的一切并不是公正和中立的,甚至不一定是正确的。 作者在书中指出,欧美国家鼓吹的各种绿色或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只会博得绿色经济的好名声,但这样做既不会减轻环境污染,还会降低能源转换效率,人类面临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又比如我们熟知的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等各种历史事件,根据现有海量信息从多个角度去探索,就会发现过去从正史所得到的印象即使还称不上不正确,但至少不足以全面地代表事实。 所以即使是大众认为很客观、有凭有据的观点,只要你愿意独立而主动地去探索,就会发现所谓的“科学”其实含着很明显的偏误。 而对于每天所接收到的有关公共卫生、全球气候、绿色能源、社会福利等话题信息,其主观臆测的程度就更严重了。这些看起来中立客观的论述,只要你关注它的来龙去脉,也就会发现都有它自己的出发点、有各自的动机。 《转折点》全书都在不断提醒读者:我们每天可见的所谓的主流并不具备代表性,都是站在某个立场得出的观念。大家认为的理所当然,本身也只是基于了一些假设,是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的。二、如果某个信息的掌握量突然达到一个关键值,它就会瞬间影响到整体 本来对大多数人很虚无缥缈的观念,转眼间成为新的常态、新的典范。大家突然知道真相,或说集体的意识瞬间能接受真相:这种大规模的、突发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称为是典范的变迁或典范的彻底转移。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揭示天体运动的真面目,为近代天文学奠定基础; 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建起经典力学大厦; 1909年爱因斯坦提出光的波粒二象性,开启量子理论新世界……人类的意识就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由少数人所颠倒、转变,正如作者所说:“也就是一百个人里头,只要不到一个人达到这种意识,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就可能足以影响到其他99%。” 作者还认为,在人类的各个领域,未来短短几年内,“典范”转移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些转变不止在物质的框架,也包括心灵更深的层面,在弹指之间便成了新的常态。 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在2020年末发布了“2021年最值得关注的科学事件”,其中包括新冠疫苗、阿尔兹海默病药物、引力波探测、火星探测、太空望远镜等,涉及生物医药、太空探索、环境科学等领域,也包括英国脱欧这样的社会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如今2021年快结束了,你是否感知到上述这些代表着人类“典范”的快速变化和转移呢?就像杨教授说的,这不仅影响到每个人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人们心灵层面上的认知和观念。 只是,有的转变不见得是让人安心的,物质层面的转变会让人类的环境和社会动荡到一个地步,让人觉得靠不住,没有安全感。然而,正是这样剧烈的动荡,“会让人类彻底翻转过来,投入意识层面”。 汽车飞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但在这之前也曾经让人难以接受,担心,恐慌,惧怕,随后也不得不跳出物质层面,站在意识的角度去分析和思考,直到群体的认知偏好达到了某个“转折点”,最终为整体所接受。三、突破物质世界,认识全新自己,应对未来转折点 书中提到黄金分割比例的几何形状在自然界、建筑、设计、服饰中都存在,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更贴近这种“神圣几何”的事物,就更具有美感,相反则像是要中断和生命源头的均衡与和谐关系。 同样的,斐波那契数也揭示了植物花瓣的排列方式:法国科学家通过对花瓣的形成过程进行建模仿真后,证实了在系统保持最低能量的状态下,植物会以斐波那契数列的形式长出花瓣。杨教授说:“人类的发达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发达会违反一些基本的原理,像是破坏神圣几何的原则,那么到头来受伤害的还只是我们自己。” 那么,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的生存法宝。无论什么主题,需要你亲自去投入,去验证,去发现过去的认知竟然都跟你的亲身体验不同,甚至可能是颠倒的。 这种认知的全面转变就是作者想要真正表达的“转折点”,才是你这一生可能有的最大恩典,而让你无处躲闪,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面对自己,面对真实。 每一个热点新闻的呈现,每一次热点事件的发生,都要谨慎思索,不要为了某几个比较“正确”或“代表性”的观点而陷入了物质层面的陷阱。 既然每个观念都是某种思考的角度,则当跳出事件本身,暂时把热衷于现世的东西放下,在意识的层面寻根溯源,然后得到宁静,也不再有烦恼。 自然而然地,当你形成这样一种意识上的习惯,就根本不需要外在事物对你的推动,不断地坚持下去。社会环境带来的冲击和困难,正是磨炼的机会,考验自己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无论世界再怎么动荡不安,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变化中真正将人生看穿,用更大的格局、从更高更广的层面来衡量。 无论物质层面的外界如何变化,都需要有更大、更广的意识,从观念和认知上重新起步,实现个体生命的进阶。这就是本书真正想传达给我们的面对未来时代巨变下的“生存指南”。
戴维和他“最伟大的发现”就在拉瓦锡在法国科学院宣读他有关燃烧的氧化理论的1775年,在英吉利海峡彼岸,英国发明家瓦特与博耳顿合办的工厂开始大量生产和销售蒸汽机。蒸汽机把火转化为动力,发生了动力革命,给人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作为蒸汽机和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数尽风流人物,下面要讲的是英国化学家戴维、法拉第和建立原子论的道尔顿。1778年12月17日,汉弗莱·戴维出生于英国的彭赞斯。他的父亲 是一位木雕师,母亲十分勤劳,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戴维和他的四个弟妹,并希望汉弗莱和他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戴维幼年时活泼好动、富有情感,爱好讲故事和背诵诗歌,时常还编些歪诗取笑小伙伴和老师。他成绩最好的功课是将古典文学译成当代英语。即使最喜欢的功课也比不上戴维对钓鱼、远足的喜爱。有时玩儿得高兴,竟忘记了上课。幸好他顽强的母亲对他的学习非常重视,且很有耐心,使他能够较好地完成学业。在这种自由、愉快的童年生活中,戴维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想象,形成了他热情、积极、独立、不盲从、富于创造的个性。他所在的学校是十八世纪末年康沃尔一地较好的中学,戴维在这里学到了多方面的知识,例如神学、几何学、外语和其他学科知识。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例如康德的先验主义书籍。家境变迁后的长兄15岁以后,由于父亲病重,家境贫困,戴维开始辍学。1794年,父亲病逝。还不到16岁的戴维忽然感到了作为长兄的责任。1795年,他一改顽童的习气,到彭赞斯镇的外科医生兼生理学家波拉斯处当学徒。在那里,戴维接触到许多知识丰富的人,很受激励,遂制定了庞大的自学计划,仅外语就有七门之多。他还利用现成的药品和仪器开始了他最初的化学实验训练。1797年戴维阅读了尼科尔森写的《化学锌典》和拉瓦锡的名著《化学概要》,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化学知识。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蒸气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的儿子格利高利·瓦特以及后来继戴维任过英国皇家学院主席的吉迪。吉迪允许戴维利用他的图书,还介绍戴维到克利夫顿的博莱斯家族所拥有的十分完备的图书室中阅览,使戴维有机会进行广泛的涉猎,为以后的发明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克利夫顿,英国物理学家贝多斯创建了一所气体研究所,目的是研究各种气体对人体产生的生理作用,希望能由此找到一些具有医疗作用的气体,同时还有搞清楚哪些气体对人体是有害的。研究所需要一位优秀的化学家,贝多斯就聘请戴维任职。戴维研究的第一种气体是一氧化二氮。按照美国化学家米切尔的观点,一氧化二氮对人体是有害的,当任何人吸入这种气体后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戴维并不盲从米切尔,他反复进行试验,发现一氧化二氮对人体并无害处,人吸入了这种气体后,会产生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所以戴维建议,一氧化二氮可以用在外科手术上。戴维关于一氧化二氮对人体的作用的论著在1800年出版,对一氧化二氮的麻醉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认为它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好的麻醉剂。从此,牙科和外科医生开始利用一氧化二氮做麻醉剂;马戏团的小丑也要在上场之前吸一点一氧化二氮,因为它对人的面部神经有奇异的作用,能使人产生意味不同的狂笑。一氧化二氮被人称为“笑气”而传播开来。除此之外,戴维还研究包括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在内的各种气体对人体所产生的生理作用。显然,研究这两种气体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戴维还是坚持做下去,并且鼓励他的弟弟约翰·戴维也来做这种冒险的实验。戴维在进行气体研究时,在定量实验研究方面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他的容量分析实验技术是十分高明的。他的研究工作的特点是肯花强度很大的劳动,但却能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实验结果,而且在使现有仪器去适应新的课题研究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创造性。他对于重复和证明别人的发现不感兴趣,但在创新上却表现出很大的毅力。戴维关于一氧化二氮呼吸作用的论著使他大大地出了名,从此他的化学生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伏打发明电堆的消息公布以后,尼科尔森和卡里斯尔报告了他们利用伏打电堆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了解到这些新的发现后,戴维立即投身到这个研究领域,并发表了论文,例如1800年发表在《尼科尔森自然哲学杂志》上的“化学和工艺”一文。戴维在研究中不但利用了伏打电堆这种当时先进的实验工具,而且总是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探索前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否还有不足之处。伏打一直认为电堆中的电流仅仅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以后产生的,但是戴维则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接触理论”的不足的化学家,他认为电流不只是由于接触才产生的,实际上是由于电堆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产生的。他还指出,在电解池中,由于电流的作用使化合物分解成为它的组分。戴维的观点在法国和德国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支持。戴维还发现,如果在金属片之间的水中不存在着氧,电堆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认为金属锌和铜(或银)的氧化还原反应是锌-铜(或银)电堆产生电流的原因。由此进一步推论,如果在电堆中用硝酸代替其中的水或食盐溶液,电堆的效果会更好,因为硝酸的氧化性比氧气的氧化性更强。戴维还使用了将电极分别放在二个容器中的电堆,使这些容器的溶液之间用润湿的石棉绳相连。上述研究成果在1801年发表,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戴维的创新精神。在皇家学院这一年,戴维被选入皇家学院,担任学院的讲师。他很高兴地写信给母亲:“您大概听说过隆福德伯爵和其他贵族所建立的皇家学院吧?这是一所非常华丽的建筑,只是还没有把有才能的人组织进去使它发挥突出的作用,隆福德伯爵建议我到那儿工作。”事实确实是象戴维所说的那样,自从皇家学院吸收了戴维这样的新鲜的血液以后,(后来戴维又发现了助手法拉第,把他也选进了皇家学院)才使它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机构之一。皇家学院的宗旨是传播知识,为大部分人提供技术训练,鼓励新的有用的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并且举行定期的讲演以宣传上述成果。在戴维任职期间,这种讲演进行得更为频繁,他本人就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成功地吸引了广大的大学生、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其中也不乏无所事事的公子小姐来附庸风雅。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戴维就成了伦敦的名人,而且在伦敦城里,科学变得更加时髦起来。皇家学院成了英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和讲演科学的重要场所。戴维初到皇家学院时,他的讲演都是有关技术方面的课题。1805年由于发表了一篇关于鞣革方面的论文而获得科普利桨。1802年他为农业部门作关于农业化学的讲座, 一直持续到1812年,这是第一次将化学应用到农业领域的尝试,在李比希关于农业化学的著作发表以前,戴维的讲座一直被认为是农业化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1806年戴维用电化学研究成果开办了贝克林讲座,内容是电解水的研究。他指出:在电解纯水时,产物只有按理论比例产生的氢气和氧气,这与瑞典化学大师贝采里乌斯所得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其他研究电解水的化学家则指出,在电解水时电极的周围会出现酸和碱,而且电解时得不到按理论比例产生的氢气和氧气。戴维用自己精确的实验对上述疑问作出了回答,他指出:用在银质仪器中进行重新蒸馏过的纯水,放在金制的或玛瑙制的容器中,并在氢气气氛中进行电解(这样做可以避免新生态的氢气、氧气与空气中的氮气发生反应),只产生氢气和氧气,电解水的时候电极周围产生酸和碱的原因是水的纯度不够(其中含有盐)。在尼科尔森和卡里斯尔电解水的实验公布以后的六年之内,并无一位化学家注意到上述问题,恰恰是戴维解释了这一疑难。他还提出利用电解作为一种化学分析方法,并讨论了电解时溶液中物质的传输问题。他发现在二个杯子里分别装上电极和导电的溶液,再在第三个杯子里装入中性盐溶液,每一个杯子里都加入姜黄或石蕊指示剂,再用石棉绳将三只杯子中的溶液连接起来,则在电解时指示剂会在电极附近发生颜色变化。如果在装电极的两只杯子里加入氯化钡溶液,把盛硫酸的杯子放在它们的中间,三只杯子中的溶液用石棉绳连接起来,则在电解时,中间杯子里将产生硫酸钡沉淀,证明电解过程中物质是在传输的。戴维是贝采里乌斯电化二元论的坚强支持者。他们把化学元素分成正电性和负电性的,只有带不同电性的元素才能化合形成中性物质,这些中性物质又能被电流极化和分解。每种元素都具有或正或负、或强或弱的电性,这决定了它们间的化学亲和力——强正电性的元素与强负电性的元素间的化学亲和力强,故非常容易化合,生成稳定的化合物。电化二元论贯穿当时的化学理论,起着基础的组织和分类作用。戴维用电解方法发现多种新元素的轰动效应,促使贝采里乌斯系统地提出了电化二元论。电解发现多种新元素1807年戴维在贝克林讲座中描述了分离出金属钾和钠的过程。前一年他开始采用新的电解的方法来研究化学元素。拉瓦锡曾经认为化学家关心的不是元素,而是那些当前还不能够被分解的物体。当时曾经有人将碱、苏打、钾草碱(从草木灰中提炼出来的碳酸钾)当作不能被分解的物体,但是拉瓦锡却拒绝把它们列入不能被分解的物体的名单中。受到拉瓦锡文章的启发,戴维就想用电解的方法从碳酸钾、碳酸钠和碱中离析出这些化学元素。他提出了大胆的预见:“如果化学结合具有我曾经大胆设想过的那种特性,不管物体中的元素的天然电力(结合力)有多么强,但总不能没有限度 ,而我们人造的仪器的力量似乎是能够无限地增大,希望新的方法(指电解)能够使我们发现物体中真正的元素。”戴维用了250对金属板制成了当时最大的伏打电堆,以便产生强大的电流和极高的电压。开始时,他用苛性钾的饱和溶液进行电解,但是并未分离出金属钾,只是把水分解了。戴维决定改变这种做法,电解纯净的苛性钾,但是干燥的苛性钾并不导电。他又将苛性钾烧至熔化,接通电流后,阴极白金丝周围很快出现了燃烧得很旺的淡紫色火苗。戴维还是一无所获。待他冷静思考后,判断苛性钾的确分解了,但分解产物在高温下又立刻烧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和振奋。晚上还有别人的宴请和舞会,戴维来不及换衣服,在外面又罩上一件新衣服便一阵风似的跑了。尽管实验非常紧张,但他从不耽误宴会。他优秀的口才、即刻成诗的能力在宴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的赞扬使他愉快。在社交中他充分享受着生活的激情。伦敦城里到处沸沸扬扬传说着戴维分解了苛性钾,戴维却渐渐焦急起来。离贝克林讲座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怎样得到分解产物让大家看呢?皇家学院的创办人隆福德伯爵已于1803年和拉瓦锡的遗孀玛丽结婚而移居法国,现在支撑皇家学院的主要就是收费的贝克林讲座,这可不能出纰漏。戴维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实验中去。1807年10月6日,伦敦大雾。戴维拿出一块苛性钾放在空气中观察,一会儿它的表面吸附了一些水分。“这不就有了导电能力?”戴维想着,马上便招呼他的助手准备实验。他们将表面湿润的苛性钾放在铂制的小盘上,并用导线将铂制小盘与电池的阴极相连;一条与电池的阳极相连的铂丝则插到苛性钾中,整个装置都暴露在空气中。通电以后,苛性钾开始熔化,表面就沸腾了,戴维发现阴极上有强光发生,阴极附近产生了带金属光泽的酷似水银的颗粒,有的颗粒在形成以后立即燃烧起来,产生淡紫色的火焰,甚至发生爆炸;有的颗粒则被氧化,表面上形成一层白色的薄膜。戴维将电解池中的电流倒转了过来,仍然在阴极上发现银白色的颗粒,也能燃烧和爆炸。戴维看到了这一惊人的发现,欣喜若狂,竟然在屋子里跳了起来,并在他的实验记录本上写下了:“重要的实验,证明钾碱分解了。”他把笔一甩,本上流下了一大团墨迹。后来戴维在密闭的坩埚中电解潮湿的苛性钾,终于得到了这种银白色的金属。戴维把它投入水中,开始时它在水面上急速转动,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燃烧放出淡紫色的火焰。他确认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由于这种金属是从钾草碱(potash)中制得的,所以将它定名为Potassium (中译名为钾)。后来他又用电解的方法制得了金属钠、镁、钙、锶、钡和非金属元素硼和硅,成为化学史上发现新元素最多的人。戴维在电解石灰和重土(BaO)时遭到了多次失败,因为石灰和重土的熔点分别高达2580℃和1923℃,这么高的温度下钙、钡一旦出现便马上燃烧。1808年5月,戴维收到了贝采里乌斯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和瑞典国王的御医曾将石灰和水银混合在一起电解,成功地分解了石灰;他们还用这种方法电解重土制得了钡汞齐。在贝采里乌斯的启发下,戴维把潮湿的石灰和氧化汞按3:1的比例混合,放在白金皿中电解,制得了大量的钙汞齐。他小心地蒸去汞,从而在化学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纯净的金属钙。“氧化盐酸”不是化合物在研究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过程中,戴维又遇到了另一个疑难问题,他发现碱乃是一种氧化物,但是如果要把酸说成是含有氧,却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他早就了解到拉瓦锡的酸的含氧理论,拉瓦锡认为氧是酸性的起源,一切酸中都含有氧。到底是大化学家拉瓦锡错了,还是戴维对于酸的认识不正确?戴维在研究碲的化学性质时发现碲化氢是一种酸,但是它并不含有氧,使他开始怀疑氧是否存在于所有的酸中。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戴维开始研究起盐酸。按照拉瓦锡的观点,1774年舍勒用盐酸与二氧化锰作用制得的一种黄绿色的新气体是氧化盐酸,而盐酸是由氧和另外一种未知的基所组成的,氧化盐酸则是由这种基与更多的氧化合而成的。但是戴维想尽了一切办法也不能从氧化盐酸中把氧夺取出来。他说:“即使木炭被伏打电堆烧成白热状态,也不能使氧化盐酸气发生任何变化,我多次重复这种实验,结果都是一样,因此我怀疑这些物质中是否存在着氧。”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盖·吕萨克和泰纳也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认为氧化盐酸中并没有氧,相反地,氧化盐酸可能具有元素的本性。但是他们又坚信大化学家拉瓦锡的观点是没有错误的,所以虽然他们已经打开了发现氯是一种化学元素的通道,但是结果还是无所创造。只有戴维宣称,只要不存在水,氧化盐酸所发生的一切反应都不会产生氧,他认为最好把氧化盐酸看成一种不能被分解的物质.他认为事实表明了拉瓦锡和法国化学学派所持的见解,表面看起来很漂亮,也能令人满意,但是从现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考察,它不过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一种理论。于是戴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所谓的“氧化盐酸”决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一种化学元素,他将这种元素命名为Chlorine(中译名为氯),意为黄绿色的。他认为氯和氧一样都可以助燃,氧化反应不一定非要有氧气存在,他还指出所有的放热反应都是氧化反应。戴维的这些观点非常出色地发展了拉瓦锡的燃烧的氧化理论。“最伟大的发现”当我们惊叹于戴维敢于突破权威、尊重事实、富于创新的精神时,当贝克林讲座的听众们为戴维不断的发现所折服、嘘叹不已时,戴维的健康却在透支。疯狂地工作使他十分衰弱。就在这次贝克林讲座前,他应邀到监狱考察流行的伤寒病,自己却受到了感染。贝克林讲座之后他再也撑不住了,在医院里几经抢救才渐渐恢复。这期间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院方只好在大门口挂一个告示牌,每天公布戴维当天的病情。出院后戴维在家疗养。这一天他收到一封信和一本368页装帧精细的书,书的封面写着:戴维演讲录。书中却是手写体,还有许多精美的插图。信中写道:“我是印刷厂装订书的学徒,热爱科学,听过您的四次演讲。现将笔记整理呈上,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如能蒙您提携,改变我目前的处境,将不胜感激。——法拉第”戴维看了感慨万端,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马上给法拉第写信,约他一个月后会面。1791年9月22日法拉第出生在伦敦一个铁匠的家庭。他除了阅读、写作和算术等课程外,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十三岁开始,他在一个装订商门下当学徒。法拉第几乎阅读了送到这家店铺装订的所有科学书籍,其中包括《大英百科全书》的电学部分。对他影响特别深刻的一本书是玛赛特夫人(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写的《化学中的守恒》,他开始用他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一些便宜的仪器和药品,做起化学实验来。在他一位并不富裕的哥哥的资助下,法拉第听了戴维的贝克林讲座,他感到很受激励,便精心整理了听课笔记,拿出他装订书的绝活,一本装帧精细的《戴维演讲录》便呈现在戴维的眼前。不久,戴维安排法拉第在他的实验室当助理。虽然有很多清理和洗刷仪器等勤杂工作,法拉第却能耳濡目染戴维和他的助手们有关科学的谈论以及他们的实验过程,他感到很高兴。戴维很快就看出了法拉第的才能,逐渐放手让他多参于实验甚至独立工作。当时蒸汽机广泛使用,煤炭开采供不应求,矿井的瓦斯爆炸事件频繁。例如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煤矿发生的瓦斯大爆炸,几千名矿工不幸丧命。戴维响应“预防煤矿灾祸协会”的号召,研制安全矿灯。在法拉第的协助下,戴维将矿灯的外面加了一个金属丝网做的外罩,金属丝网导走了矿灯火焰的热量,使可燃气体达不到燃点,瓦斯就不会爆炸了。这种安全矿灯使用了一百多年,拯救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矿工的生命。1813年秋天,戴维带着法拉第到欧洲去旅行兼学术访问,历时一年半。法拉第作为助手和侍从要为戴维夫妇做很多服务,但他却有机会结识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安培、切夫路尔、盖·吕萨克和伏特,聆听他们的演讲和谈话,了解他们的科学研究活动,开阔了科学视野。正如熟悉法拉第的英国化学家武拉斯顿所说:“法拉第的大学是欧洲,他的老师乃是他所服侍的主人——戴维,以及由于戴维的名气而使法拉第得以结识的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在同戴维一起工作的几年中,法拉第发表的论文几乎涉及化学的各个领域。他成功地获得了液态氯;较早地冶炼出不锈钢;研究了银化合物与氨的反应;分离出多种有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苯;发现了电解当量定律。当然法拉第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物理学的电磁学方面,他通过实验发现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全部原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因此可以与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齐名。1816年法拉第开始在英国皇家学院举办了一系列的讲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1825年他接替戴维当了实验室主任。随着法拉第的声誉日高,人们常说:“戴维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了法拉第。”这样的戏言使戴维对法拉第产生了嫉妒。1824年,戴维反对法拉第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不是皇家学院)的会员,他是25个人中唯一投反对票的。虽然法拉第顺利当选,但这件事使人们感到非常的遗憾与可悲。汉弗莱·戴维爵士1813年戴维和法拉第在法国时,请求拿破仑建立科学奖励制度。由于戴维的重大贡献,他获得了三千法郎的奖金。当时英国和法国之间正在作战,但是戴维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他和助手法拉第一直在法国访问。在此期间戴维还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820年戴维获悉班克斯爵士得病, 后者在戴维出生以前就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戴维立即赶回伦敦。班克斯逝世以后,竞选皇家学会主席的显然只有二个人,一个是戴维; 另一个就是武拉斯顿。戴维坚信在竞选中一定能够获胜,而武拉斯顿则在临选举前夕宣布退出竞选,于是戴维就在182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在1820—1827年期间一直担任此职。从此以后,皇家学会变得更加生气勃勃,吸引了大量科学家,戴维希望这些同事都要尽力,并希望从英国政府得到最大的支持。他还建议大不列颠博物馆效法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不仅供大家参观,也要成为研究中心。皇家学会要求了解引起船舶的铜底壳腐蚀的原因,戴维又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发现如果用电正性更强的金属片(称之为保护层)固定在铜片上,铜就不会再被海水腐蚀了。但是在试验过程中,海生物、植物紧紧地粘附在保护层上,使船舶行驶受到严重的阻力,所以这项研究始终没有成功。1826年,由于家庭的原因,戴维结束了最后一次贝克林讲座,此后就因健康情况日益下降而退出了科学研究领域,开始到欧洲治病。1826年戴维得到了最高的荣誉,被封为汉弗莱·戴维爵士。谈起戴维的病,人们常常联系到他那热情得近似疯狂的作风,以及他在化学实验中那些大胆的行为,他的弟弟约翰·戴维在描写他哥哥时就说过:“汉弗莱在实验中的大胆行为是颇为有名的。他在做实验时几乎忘记了危险,而且每天都会发生这种冒险行动。”戴维曾经在制备三氯化氮的实验中伤害了自己的眼睛。这样年复一年的毒害和疯狂的工作使戴维的身体异常衰弱,虽然他到欧洲去遍访名医,但也无济于事,过早地于1829年5月29日在瑞士的日内瓦逝世,只活了51岁。戴维谢世后,他的弟弟替他编了一部全集,书名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全集》,共九卷之多,成为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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