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史学相关论文题目

（一） 主要论著《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第一作者）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西方史学散论》 台湾淑馨出版社1995年版《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第一作者）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寻梦天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世界文化史》（古代卷，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影视史学》 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8年版《西方史学史》（主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4年第二版《二十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二） 主要论文（至2006年）《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 《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高卢战记〉与凯撒的史才》 《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大放异彩的古希腊戏剧》 《北京艺术》1981年第9期《利奥波尔德·冯·兰克》 《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爱德华·吉本》 《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希罗多德》 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阿庇安》 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兰克与兰克学派》 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1982年《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 《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伊本·卡尔敦及其〈通史〉》 《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卡莱尔和〈英雄与英雄崇拜〉》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给西方史学史一席地位》 《光明日报》 1983年3月16日史学版，收入《史坛纵论》（重庆出版社1984年）《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史学的特点》 上海市历史学会世界史论集，1983年《新的资料 新的窗户》 《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 《外国史知识》1983年第11期《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汤因比与〈历史研究〉》 《书林》1984年第1期《美国新史学派述评》 《世界历史》1984年第12期《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 《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米涅与法国革命史》 《外国史知识》1985年第10期《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兰克逝世百年祭》 《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试论塔西陀的史学》 《上海市历史学会世界史论集》1986年《伯罗奔尼撒战争》 收入《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略论古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 《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天才的闪光”──维柯史学思想述论》 《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有没有荷马及〈荷马史诗〉》 《文汇报》1987年9月15日《汤因比史学散论》 《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 《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 《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处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史学》 《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 收入《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我国四十年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近十年来关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 《光明日报》1990年5月23日《论“希腊的奇迹”：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 上海世界史学会编《世界史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九九〇年全国史学理论研究述评》 《光明日报》1991年3月13日《现代西方史学新潮在中国》 《社会科学报》1991年3月21日《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 《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简论当代美国史学的多元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办《美国研究论文摘要专辑》（二）《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 《史学理论丛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史学理论：1990年综论》 《中国历史学年鉴》（三联书店1991年12月）《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 《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时代变革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反省》 《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 《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眼在远处 手在近处”──关于西方史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略论世界史在二十世纪的重构》 《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我国新时期的美国史学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放眼世界 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 《复旦学报》 1994年第1期《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 《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继承与超越：西方古典文化三题》 《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论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民主政治、理性观念与中庸之道──试析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说”》 《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古罗马兴衰的启示》 《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罗尔德·阿蒙森传》 载《寻梦天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探索者的足印》 《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7期《一九八五年：中国西方史学史的一页》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 《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历史认识论对现代社会的回应》 《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年鉴学派的演进》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趋向》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 《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第四辑《西欧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基础》 《探索与争鸣》 1998年2月《释“年鉴现象”》 《世纪论评》1998年2月《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 《复旦学报》1998年3月《社会科学新史学派》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历史学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4月《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6月《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前景》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8月《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1998年12月《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 《学术研究》1999年第7期《历史学的重构》 《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2期《恺撒的三月十五日》 《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诌议》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 《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吉本史学生涯随记》 《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5期《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督教——以现代中韩社会为讨论中心》 《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 《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 《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口述史的传统及其背景》 《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陀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 《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历史教育与现代影视》 《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社会科学》（沪版）2003年第12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论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特征及其现代回响》 《基督教学术》（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回应》 《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4年第5期《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多面的历史”——西方史家掠影》 《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兰克史学和它的世界影响》《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历史教学问题》 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历史学) 》2005第2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珠辉散去归平淡——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中国当下情景喜剧研究 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成熟。多方面的理论指导与评析使得美国情景喜剧有丰富成功经验。它和情节系列剧、电影(包括电视电影)是美国晚间黄金时段的三大影视剧类型，收视率往往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自1994年我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以来，这一节目类型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十多年的成长并没有使得它具备一套完善的制播制度，在播出与收视方面也受到冷遇。尽管情景喜剧的拍摄技术日臻完善，情节、笑料、表演也更加成熟、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说到底，情景喜剧就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演员们在人们熟悉的情境中娱乐观众。在整个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喜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情景喜剧的生命力之所在。 回首中国的情景喜剧之路，从1992年《我爱我家》火爆荧屏算起，15年里有过里程碑似的“创始期”，有过后劲不足的“思考期”，也经历了“高潮”和“平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所说：“中国的情景喜剧第一部作品就直接达到顶峰，其后却江河日下。”虽然随着《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优秀作品的热播，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观，情景喜剧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传媒格局中找到了位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同时，这个剧种的发展又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一般采用栏目化播出，时间固定，各集故事相对独立，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大都在摄影棚里录制，基本不用外景；市民化，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靠语言来取胜；流水线创作，多采用即制即播的模式，更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挤在这些已经基本上被格式化的框框里，不少作品情节夸张、笑料庸俗、编造痕迹过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和立得住的喜剧人物，尽管编导们做出种种努力，情景喜剧的创新之路却仍然越走越窄。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观察，情景喜剧创作“技”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艺”的成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情景喜剧创作越来越重视‘制造’，而慢慢放弃了‘创造’”。更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进入了一个见好不收、照搬照抄的时代，十几岁的中国情景喜剧就已经开始写回忆录了。 有专家指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文化价值的流失等因素特别是创新意识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而如何贴近老百姓，是情景喜剧的生命线，也是目前情景喜剧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中国情景喜剧的市场并未消退。一头是观众的旺盛需求，一头是观众的审美要求。情景喜剧有需求缺内容成了电视荧屏一个不小的“痛”。 从目前社会整体环境上看，情景喜剧的创作题材、讽刺力度等，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约束，只能在各剧种的边缘走来走去，讨一些彩儿。在尚敬看来，题材更开放，讽刺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应该是未来情景喜剧努力的方向。 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英达同样感叹，情景喜剧的创作环境很苛刻，“我们只能开拓，看看还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吃。喜剧的百花齐放迟早会来到的，我们不会一味地歌功颂德，这不是喜剧的功能”。 我们的一些观众比较喜欢看别人受讽刺，但是不能看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近的这一类人受到讽刺。因为观众容易“火冒三丈”，情景喜剧的创作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避免观众的这种激烈反应。结果造成情景喜剧创作上跟风、克隆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在题材上的原创性与开拓性。 然而失去讽刺，情景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想在夹缝中冒头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社会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电视观众要开得起玩笑，带着自嘲的心态来观看情景喜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面对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吧。 我国当下情景喜剧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沉重的生活态度的解构。这些针对“80后”而创作的情景喜剧目的绝非“恶搞”,而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含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这恰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别需要的。 以上回答纯属参考 回答者： mhsmhslove - 六级 2010-9-1 11:38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 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