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研究论文

1937年《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①，1937年4月23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3期1938年《谈军机处》①，《史学年报》1938年 《祭父文》，1938年手稿1939年《清三通之研究》，《史学年报》1939年，后改名《清三通纂修考》①《读张孟劬先生史微记》⑤，《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28期《遁堪文录序》，《史学年报》1939年《张孟劬的先生遁堪书题》⑤，《史学年报》1939年《清史稿纂修之经过》⑤，《史学年报》1939年，后被收入朱师辙之《清史述闻》《清律纂修奏疏序》⑤，《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20期1940年《与人书五首》，1940年单行本1945年《三国志裴注考证》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1948年The Authorship of You-an-ku（游仙窟著者考）⑤，Harv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学志）No．1-2．June 1948．《清世宗夺嫡考实》①，《燕京学报》第48期1950年《胤禛西征纪实》①，《燕京学报》第49期1951年《北京访书记》，《庆祝周叔弢先生六旬论文集》，后改名《北京厂寺访书记》②1956年《明代女真人之分布》②，《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期，后被收入《清史论文选集》第1期《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性质》①，《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期，后被收入《清史论文选集》第1期1957年《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1961年《五石先生墓碑文》，刻石1963年《清史杂考》，中华书局再版，1963年9月1977年《清史稿》（点校者之一），中华书局，1977年12月1979年《满族简史》（通纂之一），中华书局，1979年8月《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12月《清代旗地性质初探》②，《文史》第6期《战国秦汉辽东辽西两郡县考》（与陈连开合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1980年《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②，《文史》第10辑《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清史论丛》第2期，后改名《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②《对清前期历史必须作综合比较研究》，《清史研究集》第1期1981年《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②，《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藤花会逸事》，《学林漫录》第2期《洪煨莲先生传略》（与翁独健合著），《文献》第10期《洪业论学集序》（与翁独健合撰），中华书局，1981年3月1982年《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②，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②，《社会科学辑刊》第3辑《对编修清史的一点意见》，《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清政府对台湾郑氏关系之始末》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后收入《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什么是清初四大疑案》，《文史知识》第1期1983年《邓文如传略》（与邓同合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期《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期《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第2期《满族之今昔》，《文史知识》第3期《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第8期1984年《试论理藩院与蒙古》②，《清史研究集》第3期The Qing History Bureau and Colletions of Qing Biographies Ch’ing-shih-wen-ti（清史问题） Vol.5,No.2.Decemberl984．1985年《邓之诚传》（与邓嗣禹、周一良合著），《中国史学家评传》第3册《洪煨莲传》（与翁独健、刘子健合著），《中国史学家评传》第3册《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②，《中华文史论丛》第5期《论袁崇焕与皇太极》②，《社会科学战线》1期，后收入《袁崇焕研究论文集》Erkl arung der Sibe-Steinchrift im Tempel des Hochsten Friedens zu Shen-yan Trans by Prof,Givanni Stary（Geschichte der Sibe-Mandschuren,pp.54-72）Harraasowitz，wiesbaden《从满族的命名谈起》，《满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清实录与清史研究》③，《书品》第4期《满族简史》（通纂之一），中华书局再版，5月《清史稿》（点校者之一），中华书局再版，8月《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后》②，《史学集刊》第1期《悼独健同志》，《民族研究通讯》1987年《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③，《民族史论丛》第1期《释马法》②，《中国民族史研究》创刊号《释汗依阿玛》②，《满族研究》第2期《清圣祖遗诏考辨》②，《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后收入《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清实录与清史研究》③，《文史知识》第3期《清代官制简述》③，《文史知识》1987-88年，第1-3期。后收入《中国古代官制讲座》《东北考察记》③，《历史地理》第5期A Bref Summary of Manchu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史杂志）27,l:68-77《清鉴易知录》（校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清史列传》（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11月《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月《清鉴易知录校刊叙言》，北京古籍出版社，8月《盛京皇宫序》，紫禁城出版社，8月《初学清史必读书目》，《文史哲》第3期《谈学》，《开拓》创刊号《陈二厂先生杂忆》，《陈宦研究资料专集》1988年《康雍乾三朝满汉京旗房地契约四种》③，《北方民族》创刊号，后收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试析康熙之农本思想》③，《四平民族研究》第1期，收入《满族研究文集》《蒙古世系谱作者及其他》③，《蒙古史研究》第3期《满族史研究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月《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合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月《简明满汉辞典序》⑤，河北教育出版社，3月《骈字类编索引前言》，中国书店出版社，12月1989年《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③，《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论文集》《我和清史列传》③，《书品》第2期《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和珅秘传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月《世界民族风俗及其传统文化序》，民族出版社，7月1990年《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天聪谕奏校注》③，《历史档案》第3期《年羹尧西征问题》③，《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内务府世家考》③，《郑天挺纪念文集》3期《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③，《历史地理》第9期《关于红楼梦的时代历史背景》③，《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③，《民族研究》3-4期，收入《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满族大辞典序》⑤，6月《喜读郑天挺主编的清史》，《光明日报》5月23日第3版《史学》《满族发展史初编序》，天津古籍出版社，5月《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序》，中国地图出版社，6月《中国宫廷知识辞典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1月《全面开展乾嘉历史的研究》，《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1991年《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③，《邓之诚学术纪念论文集》《满族贝子称王考》③，《中央民族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Notes on Han i Ama TranS.by Prof.Nicola di Cosmo,Aetas Manjurica,Tornus2，OttoHarrassowitz, Wiesbaden The Question of the Place where the Manchu Ancestors Origina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nal Vol35,No.3-4《评介韦庆远、刘守治等编的清代的旗地》，《清史研究》第3期1992年《清代民族宗教政策》③，《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清会典的官制史资料价值》③，《书品》第2期《清帝东巡评介》，《中国史研究》第3期《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谈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成都燕大杂忆》，《成都燕京大学复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神田信夫教授古稀华诞寿辞》，手稿《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序》，天津古籍出版社，8月《清太祖大妃纳喇氏》（中英文），《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香港浸礼学院《清太宗孝庄文皇后济吉特氏》（中英文），同上《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魏源与圣武记》③，《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历史研究》第2期《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④，台湾《淡江史学》第5期《清朝前期的党争问题》④，台湾《历史月刊》第70期《跋前清诰封广东省花市营都司章敏赫之母李氏为太恭人墓碑文》，日本《满族史研究通讯》12月号《有关民族史研究答记者问》，《治学与成才之道》，北京民族出版社，5月《孔飞力教授新著〈叫魂者〉的评介》④，《清史研究》第4期《明清史事论集刊序》，南京出版社，11月《多尔表评传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2月《满汉大辞典序》，辽宁民族出版社，12月《自述》，《北大人》创刊号1994年《中国民族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胤禛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满学研究》第2期《康熙与理学》④，《历史研究》第3期《五石斋日记选钞》④，《学术集林》卷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月《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月《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序》，知识出版社，11月《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2月《东北旗地研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2月1995年《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问题》④，《燕京学报》新一期《歪乃小考》⑤，《满学朝鲜学论集》7月号《左景伊新著〈左宗棠传〉书后》④，《中国文化》第11期《清一条鞭法序》，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清代三姓B梆统衙门满汉文档案译编序》⑤，辽宁古籍出版社，7月《清代内务府刻书目录题解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9月《无极甄氏族谱简编序》，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9月《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1月1996年《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④，《中国文化》第13期《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人物评》，《西北史地季刊》第2期《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④，《炎黄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释阿其那与塞思黑》④，《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论文集》《谈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分期问题》，《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专辑》第1期《洪承畴的历史功过问题》④，《洪承畴研究》《承前启后新义不穷——何炳棣著〈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读后》，《中国史研究》第3期《乔治忠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评介》⑤，《燕京学报》新二期《我为什么专攻清史和满族史》④，《文史知识》第12期《清宫斗争内幕序和前言》（合著），《满族研究》第2期《洪业传序》（与侯仁之合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月《说读书认字》，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期《清宫斗争内幕序》，辽宁古籍出版社，6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序》，北京燕山出版社，9月《追忆麻园岭二三事》，《雅礼中学九十周年纪念册》10月1997年《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再版，9月《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④，《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洪业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先生小传》，同上《记半通主人藏半部史通》④，《燕京学报》新三期《陈宝琛与末代皇帝》④，《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刊行《清代皇帝一家人丛书序》，辽宁大学出版社，7月《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出版至第2期30册），北京出版社，11月1998年《明代漠南蒙古研究序》，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月《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巴蜀出版社，3月《清代内务府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研究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8月《再释阿其那与塞恩黑与满族传统文化》，《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8月《我和清史满族史研究》④，《文史知识》l月1999年《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l月《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④，《历史档案》，4月《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④，《燕京学报》新八期，5月《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档》④，《国学研究》，10月《施琅的历史功过问题》④，载《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7月《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5月《四库禁毁与清代思想文化普及运动》⑤，收入《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11月《左景伊教授新著左宗棠传读后》④，北京华夏出版社，8月《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④，《文史知识》，12 月2000年《中国民族大观序》，《中国民族大观序》编委，3月《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序》，《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序》编委，3月《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④，《明清论丛》，5月《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④，《国学研究》，8月《孟森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前言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2月2001年《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月《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序》，民族出版社，4月《乾隆八旗旗务总抄规例校注》⑤，《燕京学报》，新十期2002年《清代翰林院制度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吉林社会科学院，3月《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8月《大清王朝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0月《清史稿说略》⑤，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燕山出版社11 月2003年《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7月《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8月《王钟翰清史论集叙言》⑤，《燕京学报》各篇末注之数字：①为收入《清史杂考》，②为收入《清史新考》，③为收入《清史续考》，④为收入《清史余考》，⑤为收入《清史补考》者。

《唐律》学·当代台湾《唐律》学

1949年以后，台湾学者对唐律的研究，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几十年来出版了十多本《中国法制史》，专著则有戴炎辉的《唐律通论》、《唐律各论》、劳政武《论唐明律对官人之优待》、潘维和《唐律学通义》(又名《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论文主要有：林咏荣《唐明律的比较研究》、《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唐律条数》及纂定年代考》等。

《唐律通论》 戴炎辉著。戴炎辉 (1908—1992)台湾屏东人。曾东渡日本，师从于日本法制史泰斗中田薰博士，获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任法院推事，后转入台湾大学任教。是台湾著名法史学家。另著有《唐律各论》、《中国身份法史》、《清代台湾之乡治》等。《唐律通论》是专门研究唐律《名例律》的著作，分二编，29章。第一编总论，是作者对唐律的总的分析。内容包括：论述唐律的历史地位，名例篇的由来。叙述唐律的特质：罪刑法定主义、道德人伦主义，教育刑与威吓刑主义、恤刑主义、客观具体主义、同害主义。分析身份与罪刑的关系，不同的身份如亲属、夫妻、贵贱、官人等在罪刑上的不同规定，等。第二编具体分析名例律各条。其方法是将名例律中几条集中在一起，设一标题作一小节，再分析阐释比较。书中广征博引，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实是对唐律名例律全面深入细致研究之力作。被台湾 *** 定为部定大学用书。

《唐律学通义》(又名《唐律上家族主义之研究》)潘维和著。潘维和，台湾当代法史学家。另著有：《中华法系年表》、《中国民事法史》、《秦律考略》、《中国诉讼法史》等著作。《唐律学通义》共4章。是对唐律特质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作者认为，唐律为礼教论所支配，而我国之礼教论，以家族主义为中心。唐律中家族主义色彩之浓厚，胜过一切。作者以此为立论点，来对唐律进行研究。书中先追溯了唐律上家族主义之渊源，认为中国之家族主义受中华民族性格之涵泳，由宗教意识(祭祖)转化，受伦理思想之孕育、政治哲学之影响而形成。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的反映。书中进而对中国固有之家族制度。从家之意义、家之范围、家长之资格权力、家产之处理等问题进行论述。然后列举了家族主义在唐律上之效果;刑事法上之效果，民事法上之效果，行政法上之效果。其中刑事法上之效果最为突出。家族成果身份差异在犯罪及刑罚之阻却，刑之加减、刑之易科、刑之缓免、诉讼及缘坐和复仇等问题上都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在民事法上之效果主要表现在承继立嗣、婚姻、个人财产权之限制和亲属先买权上。行政法上之效果主要表现在户役、教育、考试、任官等问题上，最后作者作了个总结： 中国的家族主义制度，其产生、存立与发展，有其心理的、教育的、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各方面之深厚基础。其在吾国社会发展上之价值与贡献，固不待言。如国家行政之推行，社会安全之维持，厥功甚伟。对公序良俗之培养、道德教化之孕育，成效尤著。然家族主义也有诸多弊端，它使得个人之个性、个人自由权不能被充分尊重。家长权和尊长权亦过于强大和广泛，使家族、家长几成“国中之国”、“王下之王”。身份之异而导致在刑法、民法、行政法上不同之效果，严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中缘坐、复仇之存在，尤为稗政。因此有必要对其扬弃。该书突出对唐律的阐述、介绍的窠臼，专门论述唐律之某一特质，其研究更深入了一层。

请自行择取修改内容提要：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本文笔者试分别谈论分析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进而提出对我们今天的反贪斗争的启示。关键词：反贪 立法 特点 处罚 启示贪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腐败行为的防治，并力图从制定和完善立法上来加以保证。总结古代中国在反贪立法方面的经验，剖析历朝廉政监督机制的优点与缺陷，指出各代反贪立法的成败与得失，都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我国历代的反贪立法状况及特点（一）秦以前的反贪立法情况及特点夏、商、周时代我们称之为先秦时代。从立法角度讲，先秦法律尚不完善，但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朕命”和“礼”中，都包含有反贪、戒贪的内容。最早见诸文献的反贪立法要数商朝。《尚书·伊训》载，殷汤制官刑，把“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入可导致亡国败身的“三风十（衍心）”之中，并告诫，如“臣下不匡，其刑墨”。《吕刑》规定了官吏贪赃枉法必受惩处，并指明如果不予严惩，天下就不会有廉明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反贪立法比夏、商、周更为完善。先秦时期反贪立法总的特点是对贪污犯罪无正式罪名，处罚没有具体规定，尚处于萌芽阶段。（二）秦汉是中国古代反贪立法初步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对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贪污犯罪的罪名日趋完善。如规定了一种罪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等处以重刑。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其反贪立法可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窥见大概。秦朝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1、对贪污行为的惩治有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盗同罪。” 2、对于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可以想象将受到比盗窃罪更严厉的处罚。3、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规定行贿一钱即“（黑京）城旦罪”，也就是肉刑、徒刑并用。4、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汉代对贪污行为的查处比秦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汉代对防范和惩治贪赃十分重视，如汉武帝时的《汉官典职仪》，规定十三部刺史察问郡县，考察官吏，以六条问事。六条中有三条涉及到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侵渔百姓等罪。秦汉时期的贪污罪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受财枉法；2.主守自盗；3．接受属官馈赠；4．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5.行贿；6.挪用公款公物，汉代称“放散官钱”。（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惩贪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而且不少朝代如晋、陈、北魏对贪污的惩治是比较严厉的。《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和《杂律》中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起，创辟《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魏晋南北朝超过了前代。《晋律》有一条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这一时期反贪法规还有一个特点，即对贪污罪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四）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隋唐时，封建法律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善。当时已出现了“六账”之名，在《名例》律“以账入罪”和《杂》律“坐账致罪”等规定中，都提到“六账”，这是对六种非法占取公私财物的合称：一受财枉法，二受财不枉法，三受所监临，四强盗，五窃盗，六坐账。这里除一种（强盗）外，其他有三种直接为官吏和有关主管人员所设，另外两种也常与官吏贪污受贿以非法手段就获取财产有关。唐律《职制》律中规定官吏因职务从他人得到非法利益的各种犯罪。比如，利用职务便利而授受贿赂，在唐律中称为“受财”，不按法律办事叫做“枉法”。此外，单纯请托的也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不使用财物只因人情的也不允许。还有从隋唐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污犯罪的严格规定。如隋文帝时告诫官吏不要利用职务之便经商牟利。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则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等与“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总结隋唐时期反贪立法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集以往反贪立法之大成，对贪污犯罪行为的不同罪名的概念、以及量刑处刑的原则，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二是唐律对贪污行为作了明细的区分，成为后世反贪立法的蓝本；三是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等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遇赦不原”的规定，已正式定型化，来及以后多沿用不改。（五）宋辽金元时期的反贪立法基本沿用唐律，但亦有特点，如：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法律规定。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金朝、元代也有相类似的规定。第三，制定严厉的惩治贪污行为的单行法规。宋代有颁行于神宗熙宁三年的“诸仓丐取法”。元代则制订了关于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和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的基本规范 “赃罪条例十二章”。（六）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承唐、宋，但要更系统一些。明代反贪立法多集中在《大明律》中。《大明律》共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下设 30门，共460条。该律上承唐律，特点是“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体现了明太祖刑用重典、为法当简的法治思想。《大明律》颁行后，明太祖后世子孙为补律之所未备，历代都编修条例，称“问刑条例”，其中增加了不少反贪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等等。“问刑条例”的许多内容被收入《明会典》中。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变化不大，只是补充了一些条款。明清律都增加了反贪罪名，另外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二、古代反贪立法给我们的启示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目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魏孝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北宋初年、金世宗时期，以及明初和清代前期。而这些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被人所称道的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古代的反贪立法及其严惩赃吏，无疑有可资借鉴的经验的一面，但必须看到其固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笔者认为从古代反贪立法中可借鉴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立法比较重视，在立法之初便充分吸收过去的宝贵经验，很少有等到问题恶化情况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认真细致地立法。二是立法较细，既让官吏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不能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些，也使惩罚那些敢于违法的官吏时有明确的法规可循。三是立法较严，这首先是表现在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使官吏更无隙可乘；其次表现在从小的方面抓起，只要有轻微的非法举动，便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中国古代是封建国家，对其官吏所定的处罚都如此严格，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对自己的干部要求上，即使不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制度更高更严，也应该不亚于封建时代。参考书目：1．张建国 《帝国时代的中国法》 法律出版社2．王利民 《中国法制史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3．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