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花城

《花城》杂志是一本创办于1979年4月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与《收获》、《当代》、《十月》并称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花城》的宗旨是支持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独立建树的写作，支持创新；重实验性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反对流俗和平庸。1《花城》不断推出文坛中间作家的重要新作，并时刻关注新人的创作动向，为中国文学推出和培养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其中包括高行健、毕飞宇、王小波、林白、陈染、北村、潘军、吕新、东西、韩东、荆歌、李洱，薛忆沩等人。此外，也刊发了王蒙、莫言、苏童、余华、残雪、格非、马原、孙甘露等名家的重要代表作品。

中国十大著名文学杂志有：

1、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一级文学期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文学期刊，主要刊登散文、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

作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键的文艺阵地，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突出贡献。

2、收获

《收获》由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在1957年创刊，是1949年后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杂志，更是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

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例如老舍《茶馆》、王蒙《活动变人形》等，都是在上面发表的。余华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苏童、王安忆也是。

3、十月

《十月》与《收获》《花城》《当代》，被联合赞誉为：全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十月》创刊于1978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2004年起从双月刊改为月刊，以刊登中篇小说为主，兼顾其他文学体裁作品。

其发行量和影响力一直位居国内文学期刊前列，如果将几十年来的《十月》杂志的目录累积起来，几乎堪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简史。

4、诗刊

《诗刊》不仅是国家级权威刊物，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1957年1月在北京创立。《诗刊》推出了一代代中国当代诗人，名篇佳作如林，为新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2002年起，《诗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重点发表诗坛名家和成熟诗人的精品力作，下半月刊则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该刊为中国文学杂志排名前十。

5、花城

《花城》是1979年创办的文学类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也是全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之一，发表了莫言、余华、王蒙等名家的重要代表作品。

有媒体评价说：多年来，《花城》始终以博大的胸襟和锐利的目光，兼收并蓄，采撷名篇佳作，准确及时地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最新风貌；《花城》是引领新中国文坛流变的当之无愧的旗帜之一。

6、山花

《山花》是1950年创办的文学类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曾被誉为纯文学月刊中的“四小名旦”。该杂志从1994年改版以来，坚持“融文学精品与前卫艺术于一炉”，给中国文学界提供了独具个性的“文学精神与视觉人文”并重的双重文本。

杂志主要栏目有散文随笔、诗歌高地、文学自由谈、文学评论、山花论坛、精短篇、中篇精选、新面孔等。

7、长江文艺

这是创刊于1949年6月的“中国文学创作类核心期刊”，主要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其主管单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为湖北省作家协会。该杂志务实与创新并举，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兼容；奉行好作品主义，是日常休闲的理想读物。

8、钟山

国内知名文学刊物，1978年创办，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创刊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其首发的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近百项文学大奖，在文学界赢得广泛好评。

作为中国十大文学期刊之一，《钟山》被誉为：引领汉语文学创作潮流的重要阵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窗口。

9、读者

《读者》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品牌，被誉为“国民读物”，隶属于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的读者。

《读者》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央视网评价说：《读者》对人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它在创刊时，就站在了精神的“高海拔”上，在无数人身上找到了心灵契合点，它的外面是“西装”，但它里面中国的儒学思想。

10、萌芽

中国著名文学杂志，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1956年创刊，1999年起与13所著名高校合办“新概念作文大赛”，挖掘出了韩寒、郭敬明等一批80后文化偶像。2015年7月起，杂志下半月刊休刊，由半月刊调整为月刊。

作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之一，《萌芽》曾连续获评上海市著名商标，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年度全国少年儿童喜爱的百种优秀报刊之一。

如果把“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定于1979年，那么《花城》的创刊可谓适逢其时。当时的文化现状和社会语境，决定了文学期刊仍然是政治表达、情绪释放与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于是除了“十七年”时期的刊物先后复刊外，众多文学期刊也相继创刊，《花城》便是其中之一。《花城》创刊之初即发表大量“伤痕”与“反思”性质的作品，先锋探索姿态也初露峥嵘，比如大力推介西方文化思想与现代派，大批发表港台文学。这些，对“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与推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9年4月至1980年底，《花城》(以书代刊的“文艺丛刊”)先后出版七期，直至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开始定期出版《花城》文艺双月刊止。按照原主编范汉生先生的口述，这是《花城》的创刊阶段。在这个阶段，《花城》走在了冲破禁锢的前面，她不仅满足了大量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参与建构且见证了“新时期”文学的行踪。①本文的考察对象即是《花城》创刊时期的七期丛刊，以期窥斑“新时期”文学的发端。 一、《花城》与“新时期”作家的构成 《花城》前七期虽然顺利打开了局面(创刊号印数即达25万册)，两年内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文学平台上，但直到80年代其作者群才算基本上全面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构成。不过，《花城》在创刊阶段就建起了一个水准很高的老中青作家梯队，这已十分不易。 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时，出席会议的作家代表可谓“五世同堂”(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五四以后的作家、新中国培养的作家、“右派”作家、文坛新秀)。《花城》前七期的作者，恰能展现这一构成的概貌。老作家有：巴金、沈从文、叶圣陶、夏衍、卞之琳、萧军、萧乾、端木蕻良、臧克家、姚雪垠、艾芜、徐迟、杨沫、聂绀弩、陈登科、欧阳山、秦牧、王西彦、黄药眠、黄裳、叶君健、严辰、邹荻帆、蔡其矫、吴有恒、李克异、曾敏之，等等；中青年作家有：张洁、林斤澜、从维熙、彭燕郊、李瑛、沙鸥、黄永玉、柯蓝、李晴、雁翼、范若丁、梁信、祖慰、王先霈、陈伯坚、程贤章、谢竟成、汪洋、彭拜、韦丘，等等；青年作家有：刘心武、史铁生、高行健、孔捷生、郑义、陈建功、洪三泰、杨干华、林贤治、段剑秋、毕必成、王梓夫、翟禹钟、林雨纯、李钢，等等。从以上作家队伍的构成来看，其影响已是非同一般。1981年，《花城》与《收获》《当代》《十月》一道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后又与《收获》《钟山》形成所谓“三足鼎立”，《大家》创刊后，又有了“四分天下”之说。正是由于《花城》的高水准作家队伍的建构，以及其先锋探索姿态，才使它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 当代文学史一般认为，80年代作家的“主体”由“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两部分组成。然而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作家的“主体”实际上由老作家和“复出作家”构成，《花城》前七期可以证实这点。只是，作家队伍在当时已开始出现分化与重组，最明显的莫过于，老作家与“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在加速失去文坛的中心地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老作家已难维持曾经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已处于人生的回忆与整理阶段，更容易被作为“财富”或“资源”来对待；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难合拍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他们不再受到重视；三，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对很多老作家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往往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文坛热点集中于对外来文化思想的转化吸收与自我创新上。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老作家在“新时期”无所作为。事实上，诸如巴金、杨沫在内的很多老作家及其曾经的中心作家，在当时及之后的八十年代，都激起过很大的反响。《花城》前七期的作家作品，就很能说明问题。 “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后来成为“主体”，这是一种必然。前者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归文坛，社会心理优势明显；另外，他们的创作观念与“新时期”的潮流并无隔膜，复出之时即能融入；再者，“复出作家”正处中青年精力旺盛期，生活储备充足，他们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委实不足为怪。与此同时，知青作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经历了特殊年代，饱含倾诉的欲望，更希望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这些都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反应，迎时代潮流而上。其中，不少知青作家“**”时期已开始创作，只是还未定型尚处探索阶段，“新时期”的到来，正给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知青与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即已显示非凡的实力。《花城》前七期不仅发现了一批青年作家，而且努力发掘他们的潜力。《花城》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当时刘心武37岁，高行健39岁，史铁生28岁，郑义32岁，陈建功30岁，孔捷生27岁，林贤治31岁，李钢31岁，等等。洪子诚在《花城》上发表文章，当时也只有39岁。其中刘心武、高行健、史铁生等人，在当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花城》自创刊之后的七期，我们从中不仅能够看到“新时期”作家构成的概貌，而且《花城》也为青年作家的发现、培养与整体文坛格局的重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花城》与“伤痕文学”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之后的文学就在“伤痛”中开始复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正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后出现与交叉汇流中开始的。“伤痕文学”最早出现，但是在渴望光明与未来的时代潮流之下，以上三者很快变得模糊不清，融合难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控诉“**”给人造成“内伤”的同时，进而将“**”发生的历史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十七年”时期，痛定思痛后，最终把眼光放到对未来的希冀上。 《花城》创刊期与“伤痕”叙事密不可分。“伤痕文学”本指小说，但从《花城》前七期来看，“伤痕”在每种文体中都是集束式出现，可谓“遍体鳞伤”。除海外港台小说外，前七期共发表完整小说38篇，其中包含“伤痕”内容的竟达30篇。其他文体，包括诗歌、散文、电影文学、访问记，甚至是“花城论坛”的批评文章，涉及“伤痕”的内容竟也占六成以上。以现在眼光看，这类叙事似乎过于泛滥，可“新时期”文学恰恰是在“伤痛”之下揭开序幕的。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一股文学思潮，《花城》也可谓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充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