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论文获奖通讯稿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深刻揭示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基本规律，是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些新要求，把握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规律，着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增强约束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首先，着力抓好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约束力。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主要负责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等制度，建立健全党性定期分析、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制度，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动党员教育制度，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新闻发布、对外宣传等制度，研究制定贯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的反腐倡廉教育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水平。其次，着力抓好监督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监督的约束力。按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认真落实加强对党政正职监督的办法，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要职能、重要事项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委员全体会议、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加强巡视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大监督”格局，健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第三，着力抓好预防制度建设，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坚持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第四，着力抓好惩治制度建设，增强惩治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建立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建立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纪律要求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探索建立举报人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查办重大案件情况通报和剖析分析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与此同时，切实抓好纪检监察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增强执行力，维护反腐倡廉制度的严肃性。一是坚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制度贯彻执行。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三是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制度规定，发挥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执行制度上既率先垂范、又敢抓敢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四是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增强创造力，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系统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新任务，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注意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既重视基本法规制度建设，又重视具体实施细则完善；既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又重视程序性制度配套；既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既重视中央立法，又重视地方立规，做到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当前，尤其应针对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来改革创新，在群众最不满、最关切、最盼望的地方加以推进。同时，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实现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有机统一，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借鉴国外防治腐败的有益经验，不断推进制度系统创新，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 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近几年，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和党政机关在理论方面对“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付诸反腐败工作实践。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社会各方面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政治生活中权力腐败依然不容忽视，违法用权发现难、调查难、处理难的“三难”现象困扰着监督机关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是造成“三难”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是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的基本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从而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一、从反腐败角度看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制度的必要性腐败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而生存，它是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后产生的一个怪胎。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腐败机会的形成则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权力垄断，二是暗箱操作。从已调查处理的一些腐败案例来看，对于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可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可以不受法律法规和制度、纪律的约束，自由地运用权力；由于知情权限制在腐败主体范围之内，监督者无法获取监督所需要的有效信息，腐败行为不容易被发现；由于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腐败行为一旦暴露，腐败主体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或制造伪证、假证、销毁罪证，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很多腐败行为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客观上减轻了对腐败主体应有的惩处力度；可增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而且这种侥幸心理相互影响，使腐败的领域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腐败主体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甚至堵塞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途径，迫使或诱使他人行贿掌权者，导致腐败行为的不断产生。由此可见，尽管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不一定就是腐败行为，但暗箱操作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因素之一。没有暗箱操作，腐败行为很难形成；即使形成，其危险系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暗箱操作给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腐败条件。相对而言，监督主体要想有效行使监督权力，就必须对监督对象有知情权。实现知情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监督者公开被监督的事情，二是监督者了解被监督事项的内情。这就要求被监督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如果缺乏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即使法律赋予监督主体监督的权力，即使设立多元监督主体，即使监督主体主观上有强烈的监督欲望，最终也会因暗箱操作给监督带来一系列困难，大幅度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此，要想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改变目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存在的权力行使过程暗箱操作的现状，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把公共权力的行使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掌权者的腐败机会。二、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的策略一是提高思想意识，夯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思想基础。特权思想是数千年来沉积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的“硬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一定坚持用科学、民主的思想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消除特权思想的错误观念。对此，必须在社会上普遍进行正确的权力观、监督观教育。《宪法》庄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无一例外地都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唯有如此，才会冲破和克服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的束缚，才会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领导干部公开行使权力，正是正确的权力观和监督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实现“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应该把“公开透明行使权力”这一用权要求法制化，将其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体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要尽快出台《监督法》。在《监督法》中着重明确“权力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这一要求，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普遍原则来执行，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行使任何（国家规定保密事项除外，下文同此）公共权力时都必须遵守，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给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做出具体规定。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促使掌权者自觉规范用权行为，另一方面为公众和监督机构对用权行为的监督提供合法依据。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紧密结合不同部门、行业的权力运行特点，为不同的部门、行业分别制定关于“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制度的制定要坚持以下准则，以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①全面性。指所有公共权力和所有用权行为都应该公开透明，同时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会议内容等都应该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并且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②全程性。指“公开透明”必须贯穿于公共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对权力公开的内容、范围、透明的程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要求，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程序，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严格按程序运行，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③时限性。指对权力的行使结果或某些运行环节，要按制度要求的时限按时公开，不能有意拖延或隐瞒。④民主性。即充分体现“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依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干部职工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⑤重点性。即要抓住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点、监督盲点、难点等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措施，使隐蔽的权力公开化、透明化，便于监督主体监督。⑥层级性。即对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和掌权者的用权行为提出不同要求，破除权力的神秘感、封闭性，使每个层级在行使权力时都达到公开透明。尤其要抓住高层级权力机构的用权特点，用制度特有的约束力，保证高层级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透明。⑦无效性。即明确规定暗箱操作的用权行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暗箱操作用权行为进行监督。三是采取与内容相一致的公开形式，开辟“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途径。大体有7种公开形式：①面向社会发布党务、政务、司法公报。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的党政、司法等公务活动要公开，让社会对各级各部门公务活动及其合法性有所了解。公报除上下传递外，还要扩大社会各界人士的知情面。②党政会议公开。除国家规定的保密会议外，党政会议要面向社会开放，让大众及时了解会议内容。③借助新闻媒体公开。保障新闻自由和批评自由，新闻媒体可真实报道各级各部门的用权情况，对违法用权者直接曝光。对于地方、部门和个人封锁新闻采访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行为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另外，对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问题，还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展开探讨，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择优而从之，这样可以避免政策性重大失误的产生。④实行“电子沟通”。利用现代电子手段架起政府与公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如电子会议、电子民意调查、电子政务公开等。通过电子手段，提高官方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⑤多向沟通。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等环节要与同级商讨、向上级请示报告、向监督机关汇报、向下级通报，使权力的运行不但公开透明，还要正确合理。⑥设立咨询机构。各级党委、政府要设立公务咨询机构，专门答复公众的咨询，依法保障公众对权力行使的质疑权和知情权。⑦设立公开栏。主要应用于村务、厂务、校务等单位的公开，机关单位也可利用这种形式。利用公开栏进行公开，一要抓重点，二要注重增大内容容量。四是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保证“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的落实。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就要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使机制内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驱动，促进工作有效地开展。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各地各部门都要建立领导小组，主抓制度的落实。同时，明确领导责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为本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如果所辖单位不能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则“一把手”负主要责任。二是实行制度落实目标责任制。各地各部门要把日常工作内容同制度的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明确的制度落实目标。要把目标要求，按类分解后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头上，使定性的内容度量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笼统的内容精细化，保证目标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于达不到目标要求的，要追究责任主体的直接责任。三是实行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情况制度。各地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定期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公务活动情况，对于重大事项则随时汇报，重点环节则重点汇报。经过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查验，然后把汇报材料编印成《党务、政务公报》，向社会公开。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建立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尤其要充分体现上级、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民众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用权行为的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同时要认真对待群众的举报，倾听群众的呼声，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监督各级各部门的用权行为。五是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通过察看档案资料、自查报告、征求上级意见、群众评议等手段，对各单位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在考核中，注意用事实说话，细化到具体事项，被考评单位一年做了哪些事，每件事的公开透明度怎样。通过对具体事项的分析，最后得出评估结果。评估考核机关要不怕麻烦，在真实、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发挥评估考核结果的作用，促进权力机构和用权行为的“公开透明”，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一、个人基本情况程雁雷，女，1963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1981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学习，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1-1992学年度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师从罗豪才教授和姜明安教授；1999-2000学年度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继续师从罗豪才和姜明安教授。2004年度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党校“中青年党员专家理论研讨班”学习。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0年晋升为教授，时为改革开放以后安徽省第一位女性法学2008年被评为首届“安徽省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曾先后担任安大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法律硕士教学中心主任、安徽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安徽大学人事处副处长，现任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聘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金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二、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致力于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3年的教学生涯辛勤耕耘已是桃李满天下。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奖掖后学，是中国“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基金”的捐赠者之一。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甘于奉献。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关心年轻教师成长。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注重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素质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所教授的历届的毕业本科生已是桃李芬芳。1997年作为主要学术骨干参与申报经济法硕士学位点申报获准。2003年作为第一学术带头人牵头申报获准的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点，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培养宪法与行政法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地。2005年作为第一学术带头人牵头申报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获准，为安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增加了新的学科门类，并在国内率先招收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自1998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已经指导硕士毕业研究生100多名。三、科研创新与学术水平热爱法学教育事业，崇尚学术，有着浓厚的行政法学情结和较高的学术自觉。能刻苦钻研，善于思考，勤勉治学，有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能把握学科动态，探索学术前沿，注意学术积累，依托科研项目开展学术研究，所研究的成果又为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支撑，有效地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创造性地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有着明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方面：对行政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对部门行政法特别是教育行政法的深入探讨。程雁雷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对行政法律制度的研究，特别是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部重大行政法律的立法研究。先后发表有：公证行政诉讼探析，地方规章的法律地位探析，现行行政罚款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论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保障，重构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53条质疑――兼论行政复议的性质，行政违法行为无效的处理方式，行政违法行为原因分析与防治对策，行政合同的博弈分析，对划分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标准的思考，行政规划的几个基本问题――兼析《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职责权限等近20篇论文。这些论文集中反映了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等立法前沿问题或者法律实施中的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并为2003年初宪法与行政法硕士学位的成功申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行政法学界开始强调部门行政法研究的重要性，程雁雷比较早地意识到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法律问题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学术领域，认为现代行政法的诸多特征在高等教育领域能得到典型的实证，并促使自己在教育行政法领域进行了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先后发表有：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与司法介入之范围，高校退学权若干问题的法理探讨——对我国首例大学生因受学校退学处理导致文凭纠纷的法理评析，必须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立法，高等教育领域行政法问题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行政法视域中的教育政策等十多篇专题学术论文引起了国内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和肯定，研究成果具有领先水平。200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博鳌论坛上本人被指定为大会发言，专门对高等教育领域行政法问题研究进行回顾和前瞻。教育部政法司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对本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高等教育法》修改工作小组专家成员。2006年受教育办法制办委托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专家建议稿)》。四、研究成果概况(一)论著方面公开发表学术成果共计100多万字。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法商研究》、《法学》、《行政法学研究》、《行政法论丛》、《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教育法制评论》、《当代法学》、《江淮论坛》、《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篇(其中全国核心期刊16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类复印资料全文转载5篇)，主编教材1部。合著和参编教材8部。(二)科研项目方面共主持承担科研项目14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项目8项；另参与国家项目2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行政违法问题研究(原国家教委社科“九五”专项1996年)；2.加入WTO与加强我省行政法制建设研究(省社科规划项目2001年)；3.高等教育管理行为的行政法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03年)；4.中外考试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教育部立法课题委托项目2006年)；5.我国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和完善(全国教育规划“十一五”规划2006年)。6.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重大法律问题研究(教育部“十一五”人文社科规划2006年)。(三)研究报告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向有关部门提交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三份，接受委托起草法律专家建议稿一部。分别为：1.《高等教育法》修改研究报告(8万字，提交教育部，2005年，)；2.加入WTO与我省行政法制建设研究报告(10万字，提交省社科规划办等部门，2006年)；3.中外考试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报告(20万字，提交教育部，2007年)；4.《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专家建议稿)》(提交教育部，2007年)。(四)论文获奖情况1.《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与司法介入之范围》，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类)奖(2003-2004)论文二等奖(省级政府奖)。2.《行政罚款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1998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省级政府奖)。3.《高校退学权若干问题的法理探讨》，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1)。4. 《行政违法行为原因分析与防治对策》获安徽省公正执法研讨会论文一等奖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论文二等奖(1996)。五、学术影响与社会服务程雁雷在学术上所做的努力，在国内行政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现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安徽省人事考试与人事测评学会副会长。被聘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硕士点兼职教授；受聘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等。程雁雷为筹备安徽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推动安徽省行政法学研究所做的努力也受到了省法学会的肯定。此外，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扩大学术影响。通过受聘安徽省人大法工委立法咨询员；安徽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员；安徽省人大内务司法咨询员；安徽省纪检监察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普法宣传高级讲师团成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陪审员，省司法厅涉法事务首席专家；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合肥市人大法工委立法咨询员；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铜陵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谘议；蚌埠市仲裁委仲裁员；亳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黄山市黟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安徽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充分发挥专业所长，为地方法治建设实践提供智力服务，为推进依法治省进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程雁雷在法律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法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嘉奖，先后被列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获准享受安徽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入选首届“安徽省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