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含油气盆地的毕业论文

我国油田水文地质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

旧中国的石油工业极其落后，绝大部分沉积盆地没有进行过石油地质调查，油气产量极低，只有玉门、延长等几个小油田。从事石油地质的技术人员甚微，石油水文地质调查与研究更是一个空白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在主要含油气盆地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与勘探工作。随着油气勘查的需要，在酒泉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及鄂尔多斯盆地相继进行了有计划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开始研究地下水与油气的关系，油田水资料逐日增多。与此同时，北京、长春、成都等地质院校和其他大学开设了水文地质(包括油田水)课程，邀请苏联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教科书和主要参考书刊基本上是苏联的翻译稿，如：《普通水文地质学》(欧维奇尼柯夫)；《水文地质学概论》(克利门托夫)；《地下水普查与勘探》(卡明斯基)；《水文地质学讲座》(克雷洛夫)；《天然水系中的油田水》(苏林)；《油矿水文地质学》(苏哈列夫)。在油田水文地质生产与科研中，主要沿用着苏联的技术与方法，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进行工作。1955年初，我国正式开始进行区域性综合水文地质普查。同年，在石油地质学家关士聪院士的倡导下，地质部西北地质局在六盘山地区开展了地下水石油普查工作，开创了我国水化学找油的先河。其后地质部物探所在四川、克拉玛依等地区进行了水化学找油试验。

该阶段主要是学习原苏联的经验、技术与方法，开始建立我国的油田水文地质事业，培养人才、配合石油普查勘探进行区域水文地质调查。

2.总结研究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随着我国东部油气普查勘探的重大突破(松辽盆地和渤海湾盆地等)和油田开发事业的飞跃发展，油田水文地质基础资料日益丰富，许多油田(大庆、扶余、胜利、大港、冀中、江汉、河南、长庆、四川等)都配备了水文地质技术人员，组织成立了专门的油田水研究科室。他们从本地区油气勘探实际需要，一方面承担油田供水水文地质调查任务，另一方面，探讨油气赋存的水文地质条件，总结油田水化学成分的基本特征。例如：地质部石油局第三普查勘探大队综合研究队专设水文地质组，以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三叠系和侏罗系为主，研究油气运移的水文地质条件、探讨三延(延长、延安、延川)地区油气富集的水文地质规律、总结已知油田(永坪、延长、枣园等)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进行水化学找油试验，探讨水化学指标与方法；长庆油田水文地质科研人员(刘孝汉等)，对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系下统油田水特征及其与油气藏保存条件等进行了总结研究，系统整理了李庄子、马家滩、大水坑、马岭、华池等油田的中-下侏罗统和上三叠统油田水分析资料；四川石油管理局(刘方槐等)对四川盆地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研究，提出了地层水由盆地内部向盆地周边运动的新观点，得出与传统认识相悖的结论，对川东地区三叠系、二叠系、石炭系水文地质条件与构造内含气程度进行了预测；成都地质学院(孙世雄等)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汪蕴璞等)对四川盆地卤水形成、古水文地质条件及卤水活动的地球化学形迹等进行了研究；玉门油矿水文地质人员根据鸭儿峡、石油沟和老君庙油田的钻孔水化学资料，结合区域水文地质成果，建立了水化学垂直剖面，除水型随时代变老变为CaCl2型外，其他水化学成分(矿化度、变质系数、氯硫比值等)都没有出现原苏联学者指出的随深度增加而增高(降低)的有序现象；在松辽盆地，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王军、黄福堂等)，总结了油田水化学成分特征——以单一的NaHCO3型水、以Cl组、Na亚组为主、矿化度1～12g/L、含有I、Br、B、NH4等微量组分。并根据矿化度和盐化系数(rCl/rHCO3+rCO3)二者的关系分为三类：较高矿化度(6～12g/L)的NaHCO3型水、中等矿化度(3～6g/L)的NaHCO3型水，盐化系数0.5～10之间、低矿化度(＜3g/L)的NaHCO3型水，盐化系数0.1～5之间，后者不利于油气保存。探讨了喇嘛甸、萨尔图、杏树岗三个油区油田注水过程中油气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初步总结了油气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分析指标，在注水过程中，由于氧化、溶解、油层温度、压力、生物化学作用和脱水过程中轻质馏分的损失，是油气水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变化的因素；吉林油田石油研究院(杨忠辉等)对松辽盆地南部油田水分析数据，利用函数式计算了扶余、新木、红岗、乾安、农安等地区判别函数值进行含油气预测，并对水中可溶有机组分(苯、有机酸)等进行了试验总结；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李济民等)总结了油田水特性指标的应用规律，以脱硫系数为主，结合封闭系数(rNH4+rH2S/rSO4)可以说明油气的存在，用成因系数结合矿化度，脱硫系数和钠氯比值的变化规律判断油气水运移方向，总结了正向和反向油田水化学剖面特征及其与油气藏的关系；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勘探研究院(谢家声等)总结了冀中坳陷古潜山和第三纪水文地质条件及其与油气运移、聚集、保存的关系、地下水化学成分，尤其是水中有机组分(苯及其同系物、酚、挥发性有机酸、环烷酸和铵)与油气的关系；河南石油会战指挥部勘探开发研究院(汪义先等)针对着南襄盆地(尤其是泌阳凹陷)油田水为低矿化度的NaHCO3型水的特点，提出适用于本区的水文地球分学垂直分带和水化学类型；江汉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李际明、余莲声)总结了潜江凹陷下第三系高矿化度、高硫酸根地下水化学成分(包括常量组分、矿化度、碘、溴、硼、锂等)在平面和纵向上的分布规律，探讨了地下水化学成分及其与油气的关系，认为矿化度高达200g/L以上的油田水是发展盐化工业的重要原料，有宽阔的开发应用前景；长春地质学院(孙杉、张先起等)研究了深成地下水(存在于地壳下部岩浆壳和上地幔中的水)在石油成矿过程中的作用，并以冀中坳陷不同时代(第四系与上第三系、下第三系和古潜山)地下水为例研究了氢、氧同位素的组成、结合水化学成分特征，探讨了地下水来源、成因及其与油气的关系；成都地质学院(孙世雄、沈治安等)研究了我国海相和陆相油田水化学成分特征，指出古水文地质分析在油田形成、保存与破坏中的作用与意义，结合冀中古潜山油田探讨了古水文地质的研究方法与内容，提出了渤海湾盆地古水动力的四个区带；地质部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汪蕴璞、王田荣、王东升、王焕夫等)研究了四川盆地卤水的特点与成因；1975年和1976年分别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地质学报》发表了《评苏林油田水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认为B、A苏林油田水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束缚着我国油田水理论的建立；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王仲侯等)总结克拉玛依油田水化学成分时，在三叠系(56＃)油田水中发现了矿化度高达26～27g/L以上的Na2SO4型水，在垂直剖面上与CaCl2型水或NaHCO3型水交替出现，在平面分布上介于CaCl2型水和NaHCO3水之间；他还对《评苏林油田水理论中的个问题》一文提出不同的意见；地质部石油101队(张金来、刘崇禧等)对我国已勘探开发的主要含油气盆地的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研究，归纳了我国陆相油田水化学成分的组成——矿化度、离子比值、有机组分，微量元素、同位素(氢、氧和碳)等；提出离子组合的概念和油田水化学成分分类的几种思考方案；进行了地下水的蒸发、溶滤等模拟试验及水化学找油方法的试验与总结；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油田水化学组分之间的关系；开发了油田水有机组分的分析测试技术与方法等。

上述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促进了我国油田水研究地飞跃发展，逐步形成了或迎来了一门石油地质与水文地质密切结合的边缘学科——油气水文地质学，并开始探索具有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特色的水文地质勘探程序和研究方法，走向了为区域含油气远景预测评价及油田勘探开发服务的道路。

3.开拓创新发展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油气水文地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与良好地应用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于1981年在合肥召开了“中国油田水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来自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及高等院校代表75人，提交学术论文42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关士聪主持了会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水文地质专家张宗祜作了书面发言。会议论文涉及的内容包括：我国主要含油气盆地油田水文地球化学特征与油气的关系、油田水化学成分分类、油田水起源、油气藏的浅层水文地球化学效应、水化学法在石油普查勘探中的应用、古水文地质分析与油气远景评价、深成水在油气矿产形成中的作用、计算机新技术在油田水研究中的应用，水动力条件在油气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测试技术方法等。本次会议是我国首次专门的油田水会议。石油水文地质工作者聚集一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进行成果交流、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这次会议检阅了成果，交流了经验，明确了方向，增强了协作。对促进我国油田水研究、提高整体研究水平，加快油田水事业的发展步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

2)吸取国内外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的经验，通过油气生产实践，使我国油田水文地质工作进入了以石油地质为基础、围绕着油气普查勘探与开发的实际需要，走向为油气生产服务的道路。结合以勘探开发我国东部陆相油气田为主的总目标，重点研究了陆相油田水文地质特征，其后加大了海相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的力度，取得了一些有独创特点的研究成果，每年都有不少论文发表，按年份举例如下：

我国油田水的离子组合特征(地球化学，1978年，刘崇禧)；我国油田水的基本特征及其分类讨论(地质论评，1979年，张金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地质信息-酚(古潜山，1980年，谢家声)；天然气中凝析水和烃类水化物的形成(天然气工业，1981年，刘伦)；油田水文地质勘探中水化学及其特征指标的综合应用(石油勘探与开发，1982年，刘济民)；油气田的水文地球化学标志及其应用(石油及天然地质，1982年，杨忠辉)；泌阳凹陷油田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油气的关系(石油实验地质，1983年，汪义先)；泰州地区古水文地质条件与油气(石油与天然气地质，1983年，龚与觐)；四川盆南部水化学场及其成因(地球科学，1984年，汪蕴璞)；利用地层水中的溶解气进行含油气远景评价(天然气工业，1985年，刘方槐)；济阳坳陷古水文地质条件与油气聚集(石油实验地质，1986年，杨绪充)；寻找油气田的水文地球化学标志(石油勘探与开发，1987年，刘崇禧)；潜江凹陷油田水有机组分的地球化学特征(石油实验地质，1988年，林九皓)；论含油气盆地的地下水动力环境(石油学报，1989年，杨绪充)；中原油田文留地区矿化度数据的三维分析(地质科学，1990年，张广锐)；初探地下水溶解气及其对气藏形成的影响(石油勘探与开发，1991年，孙永祥)；再探地下水对气藏形成的影响(石油勘探与开发，1992年，孙永祥)；松辽盆地北部地层水中“指纹标志”化合物的分布特征及其与油气关系的研究(地球化学，1993年，黄福堂)；扶扬油层水化学场特征及其成因(大庆石油勘探与开发，1994年，楼章华)；塔里木盆地油田水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分类及其石油地质意义(石油勘探与开发，1995年，李伟)；塔里木盆地油田水地球化学(地球化学，1996年，蔡春芳)；西湖凹陷油气运聚成藏的水文地质论证(中国海上油气，1997年，汪蕴璞)；沁水盆地煤层气的水文地质控制作用(石油勘探与开发；1998年，池卫国)；油田水动力系统与油气藏的形成(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8年，陈建文)；盆地三维水动力数值模拟方法及其应用(石油勘探与开发，2000年，邓林)；塔里木油田水溶重烃研究及其应用(新疆石油地质，2001年，陈传平)；塔河油田及邻区地层水成因探讨(石油实验地质，2002年，蔡立国)；水溶气资源富集的主控因素及其评价方法的探讨(天然气地球科学，2003年，武晓春)；碳酸根和碳酸氢根测定方法和自动测定仪(现代仪器，2004年，郑志霞)；水动力条件对煤层气含量的影响-煤层气滞留水控气论(天然气地质科学，2005年，秦胜正等。)

上述有代表性论文是从覆盖我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大量的油田水文地质基础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研究的现状与水平。值得提及的是石油生产单位，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等不仅加大了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的力度，而且形成了生产与科研相结合，多单位协作攻关的研究群体。石油工业部在翟光明院士的组织下，对全国各油田的水文地质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纳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如“七五”期间的“四川盆地二叠系水文地质条件对油气运聚与保存控制的探讨”(四川石油管理局杨家琦等)；“九五”期间的“塔里木盆地油田水文地质与油气聚集关系的研究”(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李伟等)；和“川西地区上三叠统水化学场、水动力场与油气富集关系研究”(中石油廊坊分院天然气所吴世祥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如“我国大陆区新生代深层地下水系统演化与地下水成矿作用”(中国地质大学沈照理)；“塔里木盆地古生界油田水的成因和混合证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蔡春芳)。大专院校的水文地质博士生也将油田水文地质作为选题进行研究，如“临邑盆地水化学成分特征及其研究意义”(1991年，张作辰，中国地质大学)；“泌阳凹陷石油运移聚集的水化学场与水动力场研究”(1992年，李广贺，中国地质大学)。江汉石油学院仅83级本科生就有五人以油田水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有些油田也将油田水文地质列入本系统重大基础研究课题，如：“克拉玛依油田八区油气水研究与油源重新探讨”和“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石炭系油田水化学研究”(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王仲侯，1981年和1985年)；“冀中坳陷地下水的氢和氧同位素组成与成因”(长春地质学院，孙杉等，1981年)；“冀中坳陷水文地质条件与油气分布”(华北石油勘探开发设计研究院，赵宝忠等，1984年)；“济阳坳陷油田水水化学特征及其与油气聚集的关系”、“东营凹陷重质油形成的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胜利石油管理局地质科学研究院，任发琛等，1989年)；“莺-琼盆地油田水化学研究”(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地质研究院，1989年)；“沉积盆地中油气运移聚集与区域地下水流动之间的关系”(中国地质大学，王明等，1991年)；“泌阳凹陷古水文地与无机络合物研究”(河南石油管理局，周留纪，1991年)“松辽盆地北部扶扬油层地下水动力特征与油气藏关系的研究”(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1991年)；“东营凹陷流体历史与油气藏形成分析”(胜利石油管理局勘探事业部等，2001年)；“贝尔断陷地层水分析数据含油性的综合评价”(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2005年)；“乌尔逊凹陷地下水特征与油气关系的研究”(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2006年)；“四川盆地川东地区地下水与油气关系研究”(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李伟等，2002～2005年)。汪蕴璞、王焕夫在吸取前人古水文地质研究成果的合理部分，提出水文地质期的概念以区别于水文地质旋回。“期”是沉积盆地水文地质发育史的组成部分，是反映地下水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地球化学环境的地质时间段，以地壳构造运动、水动力条件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场三个标志划分出：沉积作用水文地质期、淋滤作用水文地质期、埋藏封闭作用水文地质期、构造热液作用水文地质期。并以冀中坳陷和四川盆地为例，讨论了其意义，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地球化学和石油地质学家也十分重视油田水文地质学，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例如：梅博文教授在《储层地球化学译文集》(1992年)写到：油田水中有机酸和CO2是控制储层中矿物溶解、沉淀过程的主要因素，分析测试它们的浓度与组成，不仅对次生孔隙的预测有重要意义，而且为避免油层损伤和结垢采取新的工艺措施，提供了水文地球化学依据。林任子教授在《储层地球化学进展及应用》(1995年)指出：伴随着烃源岩的压缩失水过程，生油层中大量的有机酸被排挤进了储集层，形成了金属有机酸络合物通常溶于水，因此，研究油田水中有机酸，可以在认识次生孔隙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地球化学趋势来预测孔隙度增长过程的发生和范围。王铁冠教授编译的《油藏地球化学》也涉及到油田水文地球化学问题，由于石油含有多种化合物，在石油、水和矿物基质之间呈现差异分配现象，在无相态变化的情况下，储层石油的组成是排烃成分加上运移途径中水相和固相分配作用所引起变化的函数。因而可以通过对储层石油和地层水中精心选择的化合物测定作出评估，如有机酸、酚类等化合物。另一方面，流体(水、气、油)的成分经常是非均质性的，通过使用灵敏的天然同位素示踪剂，可检测出微弱的非均质性，及利用地层水的变化评价油藏的分隔性。蔡春芳研究员等以塔里木盆地为主，探讨了埋藏成岩过程中水-岩相互作用，根据油田水化学成分结合流体势变化追踪油气运移与聚集途径。

地质流体分析是当今国际地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沉积盆地的岩石孔隙-裂隙内都贮存有流体(石油、天然气和地下水)，其中水是主体部分。在油气地质领域内，油气的多期次运、聚、散、保都是在地下水的参与下进行的，分析沉积盆地内水文地质条件是研究油气成藏规律的有效途径。我国油气勘查家和水文地质家已经携手共同进行研究。

化验分析是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我国各油田都建立了油田水分析测试实验室。近二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分析检测仪器设备的不断更新，油田水分析测试技术与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正向着系列化、标准化、定量化的方向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油田水化学成分分析测试方法，包括：样品采集与保存方法；不稳定组分的现场测试——pH、EH、水温、溶解氧、电阻率、硫化氢、二氧化碳等；样品的前期预处理技术(萃取、富集、提纯、酸化等)；岩石样品的相关参数分析(孔隙度、渗透率、残余盐等)；开发了油田水中有机组分的分析技术方法(可溶气态烃、苯酚同系物及芳烃化合物、烷烃组分、有机酸等)；引进了水中氢、氧、碳、锶的同位素分析技术；油田水中微量元素快速分析测试的等离子色谱分析；开创了三维荧光、同步荧光的鉴别分析技术等。油田水化学分析应用了色谱(气相、液相、色质等)、光谱、红外、质谱等现代测试仪器。提高了分析灵敏度和数据的可信度。各油田先后建立了油田水分析实验手册与规程，统一了分析方法。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黄福堂、蒋宗乐等，1995年)对油田水分析与应用作了系统的总结。油田水分析化验技术人员，发表了许多有创新性质的论文，如：水沥青的分析方法及石油地质意义(石油实验地质，吴德云，1982年)；水中气态烃的脱气方法(石油实验地质，崔秀荣，1982年)；应用紫外吸收光谱及荧光谱测定地层水中的芳烃(石油实验地质，伍大俊，1982年)；地层水中苯系物的色谱分析方法及其石油地质意义(石油实验地质，蔡映宝，1982年)；薄层层析法分离与鉴定水中酚系物(石油实验地质，伍大俊，1983年)；电位容量法测定油田水中Ca2+，Cl-离子(国外油田工程，黄福堂，蒋宗乐，1989年)

20世纪80代以后，我国油田水文地质工作者，对油田水文地质特征、水文地质勘探工作方法及其在油气勘查中的效果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出版了以下专著：

1987年，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石油工业部华北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矿部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101队。《油田古水文地质与水文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8年，刘崇禧，孙世雄。《水文地球化学找油理论与方法》。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1年，刘方槐，颜婉荪。《油田水文地质学原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1年，邸世祥。《油田水文地质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杨绪充。《油气田水文地质学》。北京：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4年，高锡兴。《中国含油气盆地油田水》。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5年，楼章华，高瑞琪，蔡希源等。《松辽盆地流体历史分析》。石油实验地质增刊。

1997年，蔡春芳，梅博文等。《塔里木盆地流体-岩石相互作用研究》。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8年，黄福堂，蒋宗乐等。《油田水的分析与应用》。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9年，黄福堂。《松辽盆地油气水地球化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9年，贾庆仲等译。《油田岩石与水地球化学论文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从20世纪末，我国石油水文地质研究进入了以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新时代，他们继往开来承担着生产与科研的繁重任务、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这些朝气蓬勃、勇于实践、善于探索、敢于创新的青年群体的涌现，以及密切结合生产、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我国石油水文地质界人才济济，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近年来，一些为解决油气远景预测与勘探开发中实际问题的水文地质研究成果，表现出一定的水平。预示着我国油田水文地质工作将跨入具有自身特色、为油气生产服务的新时期。

综上所述，我国油田水文地质工作，已经走出“学国外、跟国外、重复国外”的阶段，在陆相成油理论的指导下，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深化、自陆地到海洋、由陆相到海相、从石油到天然气(包括煤成气、生物成因气)、还涉及深成地下水，整体研究水平有很大提高，进入了解决我国石油地条件下水文地质问题的新阶段。

前述油田水文地质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各国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总体来讲，欧美国家十分重视油气运聚的水动力条件研究，起步或研究的深度远远早于油田水化学成分的研究；原苏联是系统研究油田水化学成分最早的国家，最先提出古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从研究陆相油田水化学成分特征及水化学找油技术方法入手，在吸取国外先进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走向水动力与水化学相结合、古代和现代水文地质条件同时研究的道路。

在盆地分析中，用以进行沉降史研究和模拟的方法可分正演和反演两种类型（石广仁等，1991）。正演指从古到今恢复沉降史，如沉降速率法；反演是指由今溯古恢复沉降史，如回剥技术。由于盆地沉降并非均速，正演的沉降速率法受到适用条件的局限且所建沉降史往往与实际有一定差距，因此大多数学者趋向于使用回剥技术。本书也使用此技术。

回剥技术的主要思路是：从现今盆地地层发育状况出发，按地层年代由新至老逐层剥去，逐一恢复当时某一层面（如盆地基底）的埋深，直到此层面上覆地层全部剥完为止。

沉积物沉积之后，在温度、压力、流体和上覆负荷作用下将发生一系列成岩作用，上覆负荷导致的沉积物机械压实作用是最显著的成岩作用之一，它使沉积物中流体排出，孔隙度降低，从而引起地层厚度减小，密度增加。因此，回剥技术中最重要一环是建立压实模型。

压实作用的产生是上覆地层重力作用在本地层顶部的结果，上覆地层越厚，重力越大，压实越强烈；压实作用的直接结果是地层中孔隙度降低。因此，压实模型的实质是地层孔隙度与埋深的关系。大量模拟实验和研究表明，随着岩石埋深（即上覆地层厚度）或实验中压力的逐渐增加，岩石中孔隙减小的速度逐渐降低，直至趋于0。Athy（1930）提出其关系模型为指数函数，即：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式中：Φ0——岩石沉积时初始孔隙度，小数；

h——岩石埋深，m；

Φ（h）——岩石在埋深h时的孔隙度，小数；

C——压实系数，与岩性有关。

当地层由多种岩性组成时，其压实模型修正为：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式中：n——地层所含可分岩性总数；

Φ（0.i）——第i岩性沉积时初始孔隙度，小数；

h——岩石埋深，m；

Φ（h）——地层在埋深h时的孔隙度，小数；

Ci——第i岩性压实系数；

Pi——第i岩性所占地层比率，小数。

实际应用中一般只考虑砂岩和泥岩两种岩性，其它岩性相应归入此二类中。

上述二公式适用于正常压实或欠压实不重要的情况，当欠压实重要的时候，二公式还应作相应修改，一般是对c和ci乘上一个欠压实因子δ，即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其中δ由下式确定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式中Pab、Pw和P分别为欠压实地层的上覆地层静压力、静压力和孔隙流体压力。

为了建立适合本研究区压实模型，本论文选择松南18井和德深1井分别作为十屋断陷和德惠断陷的代表井，分泥岩和砂岩建立压实曲线。由于此二井实测孔隙度数据少，难以拟合可靠的压实曲线，故用声波时差资料换算孔隙度值。

Wittie等人（1956,1958）根据实验结果统计推断，固结地层在具有均匀分布的小孔隙的理想条件下，孔隙度与声波时差线性相差，即：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式中：△t——测井声波时差，μs/m；

△tf——孔隙中流体声波时差，μs/m；

△tma——岩石骨架声波时差，μs/m；

Φ——岩石孔隙度，小数。

陶一川等（1994）对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研究认为，在地表处（即刚沉积时）泥岩的声波时差一般取620μs/m；岩石骨架声波时差泥岩可取209μs/m，砂岩可取180μs/m。并根据泥岩和砂岩各40个实测孔隙度与对应声波时差的数据时，绘制了东南隆起区孔隙度与声波时差关系量板（图2—3），得出其函数关系分别为：

含油气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以松辽盆地十屋-德惠地区为例

图2—3孔隙度与声波时差量板（据陶一川等，1994）

a—泥岩；b—砂岩

将此二公式运用于松南18井和德深1井，发现有部分泥岩（包括砂质泥岩）的声波时差小于209（即泥岩骨架声波时差）。分析认为，出现这一矛盾可能是二井中泥岩和砂质泥岩不同程度地含有砂质，其骨架声波时差小于陶一川等推断的纯泥岩骨架声波时差。

陈发景等（1989）作出了砂层含量对泥岩△t和Φ值的影响曲线示意图（图2—4）。研究区深部地层是裂谷快速充填模式，推测泥岩一般均含有一定砂质，纯泥岩少。从松南18井和德深1井的岩性剖面看，深部地层中泥岩不厚，往往与砂砾岩、粉砂质泥岩的形成交互层，由于本身所含砂质和邻层的影响，其声波时差理应比纯泥岩低。假设本研究区泥岩含砂质20%，则据图2—4推测泥岩骨架声波时差可能下降6μs/m左右，于是将前述泥岩孔隙度与声波时差关系式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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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泥岩中砂质含量对△t、Φ值的影响（据陈发景等，1989）

解此关系式和砂岩孔隙度与声波时差关系式，得泥岩和砂岩孔隙度推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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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二式作者将松南18井和德深1井各岩层声波时差转换为孔隙度值，并作孔隙度与深度关系图（图2—5～2—8）。可见，二井各岩性的孔隙度值随深度减小，且减小幅度浅部大深部小，基本符合指数模型。由于本区在登娄库组沉积期末存在沉积间断和剥蚀，登娄库组及以下地层在泉头组沉积前经历了一个前期沉降压实和后期抬升去压实过程，待上覆地层沉积时，其已在一定程度上固结成岩，故压实曲线可能不与上覆地层的压实曲线一致，为此，作者以此为界分两段进行拟合（见图2—5～2—8）。

图2—5松南18井泥岩孔隙度与深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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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松南18井砂岩孔隙度与深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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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5可见，松南18井埋深1157.5m以浅地层（即泉头组和以上地层）中泥岩压实速率大，孔隙度由0.292降到0.055左右，埋深增加100m，孔隙度降低约0.0205。埋深大于1157.5m的深部泥岩则压实缓慢，至2926m处孔隙度降到0.037，平均每增加100m埋深，孔隙度降低约0.0010。在1928～2196m井段营城组上部，泥岩孔隙度明显高于拟合值，作者认为是泥岩欠压实现象。造成欠压实的原因可能是该段泥岩发育（约占地层75%），单层厚度大，大部分厚度＞3m，岩层中部孔隙流体特别是后期生成的油气不能及时排出，从而抵消了部分压实作用。

图2—7德深1井泥岩孔隙度与深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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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德深1井砂岩孔隙度与深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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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是松南18井砂岩压实拟合曲线，在1157.5m以上，砂岩孔隙度由0.372左右下降至0.07左右，压实速率为0.0261/100m;1157.5m以下至2926m，孔隙度由0.074左右进一步压实降到0.039，压实速率明显低于浅部，为0.0020/m。

图2—7显示：德深1井约850m以上为泥岩快速压实阶段，除第四系以外，泥岩孔隙度由0.171下降到0.0605，速度为0.013/100m;850～1230m可能为欠压实段；1230～2066m压实缓慢，孔隙度由0.04下降至0.01左右，速度为0.0036/100m;2066m以下则压实，速度几乎为0。

德深1井砂岩压实曲线（图2—8）也显示：约850m以上为快速压实阶段，孔隙度下降速率为0.02/100m,850～2066m为缓慢压实阶段，压实速率为0.004/100m,2066m以下压实几乎停止。

四、海洋科技事业在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中展翅腾飞 1996至2005年，是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全面快速发展的十年。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动员全党全社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指引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展翅腾飞。 在海洋调查和科学考察方面，基本完成了我国《第二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为掌握我国近海海洋环境质量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域划界和管理的需要，我国首次组织实施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专项，对相关海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数据库，并使我国多波束应用技术和海底勘测研究方面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调查与研究专项，提高了对该海区海洋环境的认知水平。2003年9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目的是进一步查清中国海，为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从1999年起我国已两次开展了北极科学考察，并于2004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黄河站”。北极考察的目的是评估北极变化对我国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可预测性研究。2005年1月18日，在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中，内陆冰盖科考队登上南极内陆冰穹A最高点———南纬80°22′00〃，东经77°21′11〃，海拔4093米。这是人类首次从地面到达该区域，至此南极的4个要点全部被人类征服：极点———美国，冰点———俄罗斯，磁点———法国，高点———中国。随后，我国科考人员又采集到了包括火星陨石和月球陨石在内的5000多块陨石，使我国的南极陨石拥有量接近一万块，位居世界第三位。 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我国首次开展了环球综合海洋科学考察，横跨三大洋，航程43230海里，历时297天。初步圈出富钴结壳的富矿区，在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开展了环境基线和多金属结核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硫化物、微生物、大型生物、沉积物和热液样品，这次环球大洋综合考察在我国大洋科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海洋基础研究项目一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已有9项海洋基础研究项目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的支持。先后开展了近海环流、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养殖病害、边缘海形成和演化、赤潮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获得一批高水平成果，开创了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新纪元。我国在世界率先破译了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1999年为研究“东亚季风历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影响”，增进我们对季风气候变迁的理解，大洋钻探第184航次（ODP184）在南海执行，进一步缩短了我国海洋地质研究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在海洋科学的国际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美、中日、中加、中德、中法合作，同时加强了中韩、中印及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科技合作。至今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海洋科技合作关系，并积极参加了全球海洋生态动力学、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全球有害赤潮的生态和海洋学、大洋钻探、国际ARGO等重大国际海洋科学合作研究计划。 在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方面，先后组织实施了国家863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使我国的海洋技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推进了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在海洋监测技术方面，突破了一批海洋动力环境监测、卫星遥感应用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开发了一批关键海洋仪器设备，建立了长江口、台湾海峡海洋动力环境立体监测示范系统及渤海生态环境综合监测示范系统，实施了技术成果标准化工程，从总体上提高了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能力。 在海洋生物技术方面，开展了海水养殖种质的优良化、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功能基因等方面的研究。实现了一批优良海水养殖种质的产业化，十多种海洋新药进入了临床研究，获得了一批海洋生物功能基因技术，奠定了我国在海洋生物功能基因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建立了一批成果转化、中试及产业化基地，促进了我国海洋水产养殖业和海洋生物高技术的发展。 在海洋探查与资源开发技术方面，围绕深水海域油气与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大洋矿产资源探测以及海底立体探测和成像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开发了一批关键技术装备，为我国油气资源评价和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海洋地质调查和大洋资源勘查的能力。 在深海研究技术装备方面，1997年6月我国首台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CR-01”号诞生，并在太平洋海试中达到下潜深度5176米。正在研制7000米载人潜水器。自主研发了深海沉积物捕获器。 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我国的海洋资源勘查和开发能力。这期间先后发现了渤海辽东湾绥中36-1亿吨大油田、南海珠江口盆地流花11-1亿吨大油田及中国海上最大的渤海蓬莱19-3整装油田。2004年，在我国南海北部陆坡首次发现面积为430平方千米的“冷泉”碳酸盐岩分布区，是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重要证据。海水淡化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具备了万吨级海水和亚海水淡化的设计和工程能力，并已进入产业化开发阶段。 在海洋公益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了“中国海洋环境监测系统———海洋站和志愿船观测系统”专项，实现了我国滨海、近海和邻近大洋海域海洋环境的有效监测。2002年5月15日，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HY-1发射升空，这是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结束了我国没有海洋卫星的历史，也圆了老一代科学家的梦。今后我国将陆续发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环境、海洋监测监视卫星。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业务化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在风暴潮、海浪、海冰、海温、海啸、海流、厄尔尼诺、赤潮数值预报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洋信息系统，并与60多个国家130多个机构建立了正式资料交换关系。海洋标准计量已成为国家标准计量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并在海洋业务和能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海洋科技能力，经过50年的艰苦努力，已具备了创新和腾飞的基础。我国海洋科技工作已基本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加强基础研究三个层次的战略格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具备了从太空、高空、海面、海水层、海底到地壳的多学科综合海洋调查观测能力，基本实现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夙愿。显著缩短了与国际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并在推动和引领海洋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涉海科研机构和院校约130多个，科技人员1万3千余人，拥有一批以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为核心的海洋科技队伍；建设了一批国家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海洋信息共享平台和数据库，海洋微生物及极地资源保藏中心；装备了一批设备先进的海洋综合调查船和专业调查船。这些科技能力将为我国海洋科技事业未来的创新发展和进一步腾飞创造条件，奠定重要基础。 五、未来我国海洋科技事业重在创新 中国海洋科技事业已走过了50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几代人艰苦、持续的奋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海洋科技在海洋事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在逐步增长；海洋科技改造了传统的海洋产业，引领了新兴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支撑了海洋强国建设。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发达海洋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洋科技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主要海洋仪器依赖进口；深海资源勘探和环境观测技术装备仍然比较落后；科学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我国虽然是一个海洋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把海洋科技发展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海洋成为国家超前部署的五大战略领域之一。海水淡化、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大型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等应用技术成为重点发展领域的优先主题；海洋技术被列为前沿技术，海洋科学成为基础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今后，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在国家“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方针指导下，深化近海研究，参与深海竞争，拓展大洋和极地研究，发展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克急需的关键技术，不断提高对海洋规律的认知水平，努力构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为维护国家权益和安全、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建设海洋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