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国西药的影响研究论文

是印度，阿三啥都干得出来。

世界原料药第一大国是中国，不是印度。

这个就是印度不存在药品专利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很多仿制药的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是我国应用了几千年的成熟的理论医学、临床医学，是我国第一大发明。古人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换句话说，中医首重养生、保健，是世界各种医学所不可比拟的。据《黄帝内经》记载，古医药组成分为砭、针、灸、药、导引按跷。可见，中医治病不仅用药，也用砭、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等各种几乎无需成本的非药物疗法，也是世界各种医学所少见的。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通过五运六气预测，准备次年用药，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医讲究整体论，通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两大精髓，为西医的还原论和辨病论治所不及。但是，中医上述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27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减少到3万人。中医发展走入了误区。导致中医进入误区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现在，重要的是走出误区，复兴中华文化，重铸中华医魂，才能真正解决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也才能够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复兴中华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争。可喜的是，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结束了一百年来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从此，中医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有了与西医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一等。但这决不是说从此中医就被业内外人士真心认可它是科学的了，要走出百年来对中医认识的误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还任重道远。一、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百年来我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失误，更是整个中华文化教育的失误，换句话说，我国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内容，我们子孙学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们的孩子淡忘了中华文化，淡忘了根，日趋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经不大知道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来医学方向的中医药，不仅不把中医药视为成熟的理论医学，反倒视为糟粕，视为“伪科学”、“反科学”，直到今天，还主张要中医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鸦片战争失败使不少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称赞人家之余，感叹自己穷，武器不如人，连文化也落后。于是，出现了洋务派，出现了西学东渐，出现了彻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出现了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强烈要求。我们何以失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穷吗？因为我们武器不如人吗？我们文化落后吗？不！当时我国并不太穷。在1600多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时占到70％，鸦片战争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占到世界近三分之一。鸦片战争之失败，完全在于清政府腐败。当时，我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确不如人，武器上也确不如人，但并非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腐败政府里的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作祟。抗日战争时，我们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战，打走了小日本，我们胜了。更不能说我们文化落后。中国中原地区历史上常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万里长城。谁都知道，几千年前，中原地区就是成熟的农业社会，虽然曾被北方游牧社会所占据灭亡，但并不代表游牧文化先进。事实上，中华文化远优于游牧文化，因此，游牧民族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不少先驱与先贤因鸦片战争之失败而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释道诸子百家。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但绝不能自轻自贱，全盘否定自己文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却也不亚于西方哲学；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不落后，远优于西医药，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初叶，西医药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水平低得可怜，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么是中医，就开始否定中医。不独有余云岫这样的人反对中医，连一些名气极大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该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这些先驱与先贤，对他们不能厚非，更不能后非。他们的思想有当时的背景，我们若生在当时，也难免会赞同他们的想法。（二）西学东渐使中国教育全盘西化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族自信心并没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唯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于是西学在中国蓬勃发展，遍及全国，殃及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及至1949年，私塾几乎荡然无存。到2000年，湖南最后一位私塾先生去世后，中国再也没有私塾了。值得说一句的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这位私塾先生教出的学生，无论出去做工还是干什么，从不偷奸耍滑，不少人因为有头脑，有道德，尽管没有文凭，也提拔到领导岗位；因此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现代社会来讲，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今天的学校，不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内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汉字之外，可以说全是西方文化。就连音体美都是西方的：我们的宫商角徵羽五音记谱法与西方的五线谱水平相当，甚至略高一筹，但无人教授，适于养生的古琴古筝也极少有人传承；我们的养生体育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并未纳入正规教学，而大力倡导的则是西方的竞技体育、拼体能体育，结果，这些体育健将们一身伤一身病；清明上河图数米长，人物大小相仿，而学校图画课仅教西方透视画法。尤其是，学校教育把英语看得太重！众所周知，日本占领东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迄今东北老人都会几句日本话；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法国学生学德语，于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写出了闻名世界的爱国主义小说——《最后一课》；今天，帝国主义没有拿枪逼着我们的孩子学英语，是我们自己逼着孩子学，而且制定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逼着学，什么四级啦，六级啦，不一而足，连学国画的博士入学英语也必须达到什么标准，气得博导辞职不干了。事实上，学校里的英语学习现在已经远比汉语学习重要得多。我们还有多少毕业生会古文，能读懂《黄帝内经》？有多少人会作诗，会吟诗？广东省2005年高考学生在古文文句翻译、诗句欣赏等两方面有25%的试卷得零分。据调查，75%的大学生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日本是世界上英语水平最差的国家，却又是一个科技大国，经济大国。所以，英语水平不代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都学英语，这里还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们的周总理在正式场合从不讲英语，都是讲汉语，由翻译来翻译。然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突然冒出两句英语以显示“时尚”，在我国召开的只有三两个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却也要求所有发言用英语以显示“与国际接轨”。（三）两次海归热潮使我们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化学习别人的好东西，可以丰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我国曾有两次“海归”热潮。第一次是清末出国留学生归国热潮。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时并没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剥地学，囫囵吞枣地往回拿。回来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余云岫、鲁迅、汪大燮、钱玄同等在日留学，回国后认为中医落后，乃是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余云岫则更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由于海归的影响，出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话文。从当时情况看，五四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对的，负面作用甚大。今天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孔老夫子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在会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们一些国人则似“入芝兰之室”了。第二次“海归”热潮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留学生回归。这些学成回国的专家学者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个别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经消化地带回了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崇洋之风兴盛，于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们电视，而且越露越多（他们忘了肚脐着凉，若干年后病会找上门），他们过的是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忘记了自己的重阳节、七夕节、端午节（2004年，竟有20多家电视台宣传情人节）。2005年，几家电视台大肆宣传圣诞节；圣诞与中国何干？美国人过春节、过端午节吗？！更有甚者，极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曾经留洋而忘记祖国利益，以为洋人服务为荣。被某协会开除后又供职于某外国机构的一个人，竭力鼓吹美国社会制度优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国应该出兵中国消灭中国的独裁政权，俨然一副汉奸嘴脸。我们不要忘记，美国的研究生奖励制度不仅是人才收割机，而且是培养世界各国人才拥有美国文化思想的洗脑机，关键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在呈报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我们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经拒绝过美国赠与的艾滋病善款，以确保艾滋病的药物研究权和疾病治疗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国家接受了善款。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50万中国农民成了国际西药厂家进行实验的白老鼠，每天仅给10元人民币。鸡瘟就是鸡瘟（尽管鸟类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说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办法活埋无病之鸡；《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称赞中国卫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国人从来不怕流感，两副中药即可解决问题，却要大肆鼓吹永远赶不上流感病毒变异的疫苗；实际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劳民伤财，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广告的作用。（四）西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只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学东渐、西化教育，导致滋生“科学主义”，导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于是，产生了“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医不科学”、“中医药必须与国际接轨”等怪论。总之，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块打倒。尽管毛主席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撤了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中央卫生部一直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医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而中医由50万人下降到今天的27万人。32所中医院校学生约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时间学中医。这是何等不对称！最近还有同志说：中医不仅要摆出事实，还要讲出道理；不能光摆事实，讲不出道理说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实还是要按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要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实际上，并不是中医讲不清，而是缺少中国文化底蕴、西方文化先入为主的专家听不懂。只有钻进去才能弄懂。一些西学中的同志后来醉心于中医，说明他们弄懂了中医，而且为中医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我们的个别院士就是“科学主义”者，最近开始大讲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是反科学；不过还好，有一位说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听国外什么人说的，另一位说完之后说了句老实话，他不懂中医。德国波克特博士宣传中医48年，他说，因为他懂西医，且是教西医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评西医。而我国的个别院士声明自己不懂中医却敢于否定中医，说明了什么问题？！由于科学主义作怪，中医若没治好癌症，就嘲笑中医；中医治好了癌症，他宁肯说自己诊断有误也不肯承认是中医治好的。明明针灸可以治疗疟疾，这也为不杀灭病毒治疗艾滋病开辟一条新思路，大权威却武断地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刘海若是以中医为主治好的，开始宣传时只宣传西医，最后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谓“结合”，就是因为海若无吞咽功能，用鼻饲管灌中药，鼻饲管是西医的。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们把广州三位治疗SARS的中医专家请到北京，召开“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应科技部之邀，广州专家向“非典科技攻关组”汇报中医是如何成功治疗SARS的情况。汇报当中，就有人插话说：“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最后，科学院某领导向广州专家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对比，如果证明中医确实有效，我们再组织推广。”为什么要求中医和西医对比，为什么不要求西医与中医对比？！说来说去，还是不相信中医是科学。各界对我们2003年的课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总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中医药报等7家报纸发表，也在中国工程科学等4家杂志刊载，全国各地翻印一万三千份，也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印送国务院各部门，中央领导也曾对课题组的报告做过批示，等等。课题验收时，评委一致建议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向北京市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想到答辩时两位评审专家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们的意见西医界同意吗？”还有一位评审专家提出类似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什么时候规定了西医是中医的审判标准？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在我国泛滥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少同志把别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庙。有了这样的成见，怎么可能听取他人正确意见，怎么可能把中医放在眼里！德国波克特教授说，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中医教育之失误中医教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基础。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持续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事业能否发展、壮大，都与下一代中医传承者的培养、教育休戚相关。但不容乐观的事实是，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模式单一，否定了中医应用几千年的成熟的传承教育和自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医药的规律，将中医药细分为中医学院、中药学院、针推学院等等，造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违背了中医自身规律。（一）百年来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更是曾两次试图消灭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之名加于中医。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就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批评，并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其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尝试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观臆断，认为中医不科学，总希望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或将中药作为植物药来进行植物化学研究，而且美其名曰“中医药现代化”。自从1956年建立起第一批共计6所中医院校以来，现在中医院校32所。这些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持续进行中医基础和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医基础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日益忽视，中医理论研究的日益蜕化和中医临床的日益式微，以及一大批精通中医理论、熟谙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大家过世所导致的后继乏人的现状，都促使中医学陷入了一种足以令中医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受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因为当时几所中医学校基本上能够按中医思路自行进行中医教育，中医的教育事业依然蒸蒸日上，中医内部还有大批深谙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医家，而且民间中医依然可以带徒弟，也允许自学成才；但现在，虽然大家都在高喊“振兴中医”，但如中医走不出教育误区，失去中医事业的传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话，中医将很有可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二）50多年来卫生部不发展中医教育报喜不报忧的人总是说，近年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中医医院2600多所，病床27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万人，中等中医药学校近50所，一些西医院校和综合大学也设立了中医药专业等等，似乎50多年来中医蒸蒸日上。但如果我们将之与现代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差距之大。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而中医院校的规模均小得多，教学条件、环境及经费投入均与现代医学院校相距甚远。清政府时，中医靠师徒传承和自学尚且能培养出80万中医，何以今天32所中医高级人才“制造厂”只能培养27万（2004年）中医？不能不认为这是50多年来卫生部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发展中医、只发展西医造成的。（三）中医教学内容失误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基础教育系统的弱化就直接导致了学生理解中医概念和理论的困难。学好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知识做基础，没有公式可套，不能靠演算得出答案，而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从小通过数理化培养出逻辑化、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学生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的念头而排斥中医。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医学课程的比重日益减少。比如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然而，西医院校学生一般只学30课时的中医内容），而且，后二者比例还有逐年增加之势。80年代衡阳会议规定，中医院校西医课程不得超过500课时，但此后逐渐增加，早已超过1500课时。大学英语占用了中医院校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他们的首要服务对象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大学对英语的要求应该降低。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一再向有关部门提出：“中医院校不应该考外语，应该考古典文学。”与此同时，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信任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刘晓峰副省长明确指出，“很多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愿意背‘汤头’、读经典，毕业后开处方有错别字，诊病依靠现代检测手段，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没有真正掌握。为什么有这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高等院校采取了西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而失去了中医教育的特点、违背了中医成才的规律。”并指示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你的任务，就是不能把成都中医药大学变成西医院校，中医药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技能。”（四）中医学高学历教育堪忧目前，不仅中医本科教育堪忧，中医高学历教育同样堪忧。本来存在缺陷的中医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采用望闻问切诊断疾病手段看病的医生，而研究生教育情况更使人忧虑。中医是临床医学，几千年来，其理论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而非从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从中医本科教育开始，学校就给学生灌输实验思想，力图将学生的思想引导到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并美其名曰“科学化”、“现代化”。这是真正的“西医化”，崇洋化。科学实验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就没有一个实验室！中医药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忧虑，几乎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实验研究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称外，论文所有内容根本与中医药无关，完全是西医药学的实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既不能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益影响。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医了，他们也不可能承担起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担。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之本，而现在的中医硕士、博士只埋头动物实验，沉醉于现代医学的“高精尖”指标，轻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忽略临床能力的培养，却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已经成为主流，如此下去，中医将何去何从？（五）视师徒传承教育为非法如何正确对待以师承方式培养的民间中医师，是一个重要问题。师徒代代相传和自学成才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继承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不能漠视千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总不能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而不许汽车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江湖游医、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通过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调查，多年来，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而且，目前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而笔试中1/6为纯西医内容，其余5/6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且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而且现在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这也不利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对艾滋病村的调研发现，七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怀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三四年，前后治疗近六百人，而且疗效不错，为稳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游击队”的胆识超过了我们院校培养的正规军。然而，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表彰鼓励，而且，其中六路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已被迫离开艾滋病村。由此可见有关部门对民间传承和自学中医这种培养方式的态度了。从目前中医教育情况来看，院校派中医由于继承不足，难以承担传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而民间中医尽管现在没有了行医权，但其为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来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振兴中医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所以，蒲辅周才会不让其子进城，他认为，只有在基层锻炼，为广大民众服务，才能成为好中医。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何在当今 医疗政策医疗，医疗环境下 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国家还是比较重视中医的。但中医和西医一样 都有不足；扬长避短是唯一的可行之路。改善和提高中药质量？ 中药师我知道的范围 多是没有学历的。懂得炮制等相关知识的少之又少。这和中医师承相关。如何能让患者首诊选择中医 不可能的事情。

印度看似很落后，但是在医疗和医药行业的发展却是一飞冲天。尤其是印度的仿制药发展更是突破了技术和地域的瓶颈，使得印度成为了世界药房。之所以如此也与印度对药物仿制的政策保护、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合法仿制药品的协议有关。

印度的仿制药行业在全球都是闻名的，之所以如此发达也是印度人用“命”换来的，对比正版的药品，印度的仿制药在价格上便宜了不是一星半点。不过美国却对印度做这件事始终没有反对。早在20世纪初，印度可仿制的药品也只能是欧美国家的过期药品，市场上的正版药品价格昂贵，印度本土的药厂为了生存只能另找出路，向着仿制药品的方向前进。

除此之外，印度对于药物仿制的政策保护也是比较全面的，印度政府在1972年之后就对药物的防治进行了专项保护，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绕开了欧美等国家，强烈要求自家生产仿制药，欧美国家虽然对印度的这种做法颇感恼怒，不过，印度非要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只在本国之内输出，且相对来说量比较小，对其他欧美国家的药物专利并不会构成威胁，久而久之，欧美国家对于印度的这种做法也就放任不管。

印度曾经是英国的英属殖民地，英国人在印度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多个生产基地的构建，等到英国人走了之后，这些良好的工业基础同样被印度人拿来就用，再加上印度人口众多，可用来实验的试错样本也就有了。印度对于欧美药品的仿制直接是抄其成分进行生产，只是不贴牌而已，但因为其对外售卖的途径相对较小，所以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

久而久之，随着印度药品不断地对外输出，印度也就成为了一个仿制药品大国，甚至变成了世界药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仿制药成分上虽然不可确定，其实安全的，但对于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来说，购买仿制药副作用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的确为他们减少了不少成本，也算是造福于这类群体的一大善举。

看似落后的印度，仿制药却如此发达，是因为印度对药物仿制的政策保护、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合法仿制药品的协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