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研究论文

股利分配政策是关于收益分配的策略，它涉及到多方相关者的利益.对投资者、市场以及上市公司本身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股利分配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 公司价值

[论文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另外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控股股东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因此还要为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的。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选择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 渠道 的畅通、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合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

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特征: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

二、股利支付的效用及成本

(一)在现代股利理论中，发放现金股利带来的各种效用

(1)降低代理成本。股利分配的代理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所谓适当的股利政策，是指公司的利润应当更多地支付给股东。否则，这些利润就有可能被公司内部人滥用。

(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把多余的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的投资。

(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

(二)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

(1)税负成本。如果对现金红利和来自股票回购的资本课以不同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政策，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成。(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

三、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要以控股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和目标

在大股东股权不流通的情况下，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环境下，对于中小股东来说，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太低，且极其分散，中小股东持股的目的一般不是控制性目的。投资股票的收益有资本性收益和现金股利收益。在两种收益形式当中，又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现金股利收益率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所有上市公司总体的流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现金股利收益率从1998到2004年分别为0.58%，0.54%，0.38%，0.92%，0.98%，1.11%，1.28%;投资者获得的现金股利收入相比其投资成本来说微乎其微，那么作为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由于几乎无法获取其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回报，那就只能转向通过在流通市场上博取差价获取投资收率，这也是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的必然选择。非流通股东(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于一般是大股东，所以公司重要的经营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主要受非流通股东意见的影响，控股股东股权不流通对于控股股东来讲有明显缺陷。按照我国有关规定，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只能依法协议转让。作为一名理性的市场主体，大股东特殊的利益实现方式决定了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的行为方式及特点。由于缺乏更有效的股权退出通道，大股东往往会趋向寻找一切可能提高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的 方法 ，具体来讲有如下渠道:一是提高公司业绩，业绩是公司市场价值的基础，业绩的提高必然会提高每股净资产;二是通过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化为股票的债券(简称可转债)等形式进行再筹资，由于配股价、发价或可转债的转股价一般都远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其结果必然导致配股或增发完成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随之相应增加。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这就是说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

在初生期，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而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 经验 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建立的新公司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 其它 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树立公司在公众中良好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在成长期，公司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公司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增长。此阶段，公司需要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 措施 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公司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所以低股息不会使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公司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有股利决定了。

在成熟期，公司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公司应采取稳定的股利发放政策。当然，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政策下，公司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参考文献

[1]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__文，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决策的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3

[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 文章 认为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得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度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因而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长期以来,公司管理层和金融专家致力于寻求股利政策的最佳模式,但至今未有一合理的、可以为各公司普遍接受的结论。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制约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众多,有公司内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有市场的也有非市场的;有投资者、债权人的也有代理人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而且各个因素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公司发展情况的不同,这些因素所占的地位又经常发生变化。所以,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在评析西方金融理论中最佳股利支付模式的基础上,定性研究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理论确定

西方金融理论中关于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确定主要有三派观点:第一派是以沃尔特(J、E、walter)模型为代表,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的关系来确定最佳

股利支付规模。

沃尔特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研究了股票价值同每股税后利润、股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基准折现率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评价股票价值的公式。

如下所示:

即当公司投资受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相等时,股票价值除同基准折现率有关外,还与公司的税后利润有关,而同公司的股利政策无关。

(2)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大于基准折

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少,股票价值越高。特别当股利支付率为零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应为0。

(3)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小于基准折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多,股票价值越高。特别是股利支付率为100%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为100%。据此,沃尔特认为公司最佳股利支付率完全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如果公司有许多投资收益较高的机会,则应少分配现金红利,多提成,甚至把税后利润全部用作投资。相反的,如果公司没有获利较高的投资机会,则应该把利润大部分、甚至全部分配给股东。第二派,股利显示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当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公司股票内在价值一致时的水平,进而提出:公司前景越好,股利支付水平就应越高。股利显示理论考虑股利支付最佳水平的逻辑是:当一家公司需要为一项目筹资时,它要么增发新股(配股)要么少回购一些在外股份;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导致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dilution)。对于前景比较好的公司,降低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的价值就比较高,如果外部投资者都认识到这一关系,其结果,代表现有股东利益的内部人(管理者)就会发放含税负的股利,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下降,公司股价上升。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不同公司支付股利的边际收益不同,而投资者获得股利收入的税负是递增的(随股利水平),因此,具有较好前景的公司就必须支付较高股利,直至股利支付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税负成本)相等,此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也因为最佳股利的显示升至其内在价值水平。

第三派,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股利支付降低的代理成本等于股利支付的税负成本时的水平。如图1所示

,MC1表示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它渐次递增说明随股利水平的提高,边际税率不断提高。MR1表示股利的边际收益,即因股利支付而降低的代理成本,比如管理层更加卖力

为股东利益着想;管理层更具有创新意识;管理层少“揩油”了等等。一开始,单位股利支付所降低的代理成本不断提高,说明此阶段股利支付的效用递增;当股利支付水平已达到Q0时,公司的代理问题已弱化,相应的,再提高股利的边际效用开始下降。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看成公司经营中一个投入要素,则图中MC1与MR1的交点A1所代表的股利水平Q1就是代理成本理论所认为的最佳股利支付水平。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投资机会、市场表现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最佳股利支付水平。这些最佳股利支付水平分别就某一方面而言都是合理的,但作为一个公司整体而言,则都有以偏概全的不足。不过,上述三种关于最佳股利水平的确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若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综合起来就可以给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效用函数,同样,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成本汇总起来,就可得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我们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应存在,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水平。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包括:(1)降低代理成本。(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而把这多余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投资。(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可显示公司未来前景。

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一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包括:(1)税收成本。(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存。(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综合这些考虑,我们也可以给出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股利支付

变量的边际效用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如图2。曲线MR与曲线MC的交点A相对应的股利支付水平Q为公司最优股利支付水平。

二、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根据效益最大化原理所确定股利支付水平,虽然是最优的股利水平,也是公司管理层理论上应该认可1的最优选择,但是选择这一最优方案存在着许多限制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前述的边际效用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确定上。

图2

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中税负成本、中介费用相对较好计算,但筹资成本的提高却是因公司各方面的情况及资本市场特定环境共同引致的,其中有多少是因为支付股利产生的就很难区分,因而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理论上存在而实际操作中真正定量确定有一定的难度。相对比而言,股利的效用函数确定难度更大,比如说因股利支付而导致的代理成本降低一项,因为代理成本降低转化为股利的效用是通过管理层更加卖力为股东财富着想而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实现的,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管理层卖力的程度、为股东财富考虑的成份有多大、对公司投资的开创性如何等等本身极难衡量,内部人会把种种“揩油”行为解释为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其二,代理成本的降低是导致公司价值提高的各种因素之一,代理成本降低与因之而提高公司价值之间难以形成固定的定量关系。因此,前述的由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效用曲线的交点所形成的最优股利水平理论上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优方案,寻求适度的股利支付政策。对于中国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较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在操作上可选择两项财务指标来替代。

(1)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是指公司股份的当期每股实际价值,公司帐面价值即等于每股净资产与普通股发行数之积。与公司市值相比,由每股净资产套算得来的公司帐面价值更能反映公司实际投资价值,尤其是在投机很强的股票市场上,受市场信息的影响,股票价格剧烈上下震荡,若以市场价来衡量公司价值,弹性太大,显然不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若以每股净资产来匡算公司帐面价值,则不会使公司价值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可以真实地反映公司现在价值几何。在这一点上,以每股净资产价值最大化代替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挤出”了由市值最大化产生的“泡沫”。每股净资产最大化还可以较好地综合反映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首先,从公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本经营效益,努力使公司价值增值。在这一点上,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与市值最大化及利润最大化都是不矛盾的。因为每股净资产的较大增值意味着公司利润量较多,利润量的增加会使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价值上升,从而导致公司股票市价上涨,也达到最大化。这时的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有了公司实绩作为支撑基础,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每股净资产最大化在克服了市场价值最大化中非理性因素的同时,与市场价值最大化又取得比较好的统一。

其次,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每股净资产最大化既体现了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高低,又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每股净资产越大,说明投者本金的保值性越好、增值的可能性也越大,而投资者在做投资选择时,总是愿意投向每股净资产增值快的企业。

不过,每股净资产指标是对公司历史价值高低的判断,至于反映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可选择另一指标:利润增长率。

(2)利润增长率。企业利润取决于销售价格、制造成本、市场占有率(决定销售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提高又依赖于企业改善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等,所以说,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刺激企业在上述方面积极进取。利润增长率是一个比例性指标,与利润额相比,更能动态地反映企业发展的状况。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本期利润200万元,在同行业中可能算是很高的利润额了,但若与本公司上期利润300万元相比,却是利润下降了。造成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市场占有率萎缩或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成本提高等,而这一切又都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潜力部分丧失。可见只有纵向地比较企业利润状况,才能发现企业的发展潜力,确定其实际投资价值,使对企业价值的考虑从短期走向长期。

2.适度股利政策并非某种固定模式,它因公司而异。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因其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存在一种仅适合于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亦即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关于这一点美国波克夏·哈斯威公司绝无仅有的股利政策是一个重要例证。按一般美国公司的做法,前景越好、业绩越好的公司股利水平相应也会较高,而不

分配公司往往是亏损公司。但哈斯威作为一家业绩卓著的公司长期以来坚持既不分红也不分股的股利政策,以至于1998年底该公司总股本仍仅226万股,而股价已近每股8万美元。对这样一种股利政策,哈斯威公司的董事长巴菲特作如此解释:其一,分股将使新的投资者更容易购买波克夏的股票,也便于现有持股者的抛售。因此,巴菲特认为,他并不想要波克夏的股票处于投机者的控制之下,而一个高到极端价位的股票,就是最为有效的制止投机的方式。其二,不分红避免了股东与公司被双重征税,并且也不必在支付股利上费什么精力,可以把红利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其三,公司投资机会众多,赢利率极高,股东们投资于波克夏公司比投资于其他领域更赚钱。同时巴菲特也表示,如果他发现他的股东们能够找到比投资于波克夏更赚钱的方式,他会在那时候临时支付红利。再比较分析中国的两家绩优公司:春兰股份、四川长虹,发现它们股利分配政策截然不同。春兰股份侧重派发红利,而四川长虹侧重高比例送红股,但两公司经营业绩都持续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如表1所示),而且也给投资者提供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四川长虹为例,如果1996年1月以7.40元的价格持有1000股长虹作长期投资,那么到了三年后的1999年1月底,历

经了期间的送股、派息和配股后,持股数量增为3952股,持股成本为10340元,而股票市值则达到了64695元,投资回报率高达530%。同样的测算,投资春兰股份同期投资回报率高达330%。截然不同的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分别支撑了两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及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表现,说明这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对于这两公司而言都不失为一种适度的股利分配政策。

3.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亦即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是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1)处于初生期企业、公司的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初生期企业、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经验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刚建立的新企业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其它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企业,有利于树立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

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2)成长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剩余股利政策

成长型的特征是:由于经营得当,企业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企业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有增。此阶段企业需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因为举债成本较高。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成长型企业的股票价格通常是较高的,但是这与股利贴现决定的股票市值的原理并不相悖,因为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企业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了,股息作为股价形成的基础地位和作为评价水平的客观标准已经丧失,并转而为企业收益所代替,即股票价格的计算公式转化为:

由股票利息率公式可知,在企业收益中,利润留存比例十拿九稳是决定股票利息率的关键。成长型企业在获得大量利润的情况下,提高利润留存比例相应地降低了股票利息率,减少了企业利润外流。巨额利润以利润留存形式进行再投资,无疑会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这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常被称为“成长股”,成长股价格的形成,主要是以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成长股的市场供求为依据的,其形成机制是:投资者预见到企业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潜在收益,预期企业股票收益率降低,说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将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因此预期股票投资价值大。良好的预期投资价值使该股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在供求均衡点形成长期股价。成长型企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预期股息收益的增加;企业向股东分配股票股利的预期;预期由股价上涨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即由于成长股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能使其价格上涨,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获得溢价收益。

综上所述,成长型企业虽然实行适度的剩余股利政策,但由于股息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被削弱,所以低股息不会使股票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企业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由股利决定了。成长型企业若因经济周期、行业竞争等原因,不得不采用其它分配政策时,则应尽量考虑股票股利分配,因为股票股利形成的股本金仍属企业自有资金,企业可以继续支配。

(3)成熟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稳定股利额政策成熟型企业的特点是:企业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已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企业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的产品已趋成熟,企业需要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以便调整经营结构,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样企业就要保证有一定的研究发展资金投入。企业除了可从利润拨出一部分资金满足股利政策需求外,剩余资金便可满足研究发展资金需求。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决策下,企业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可以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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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收益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但由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或由于法定的原因等，没有分配给所有者而留存在公司的盈利。它包含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其中盈余公积是有特定用途的累积盈余，未分配利润是没有指定用途的累积盈余。留存收益是企业内部融资的重要途径。在国际会计协调化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更有效的留存收益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会计模式，对留存收益的规定及其披露要求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欧洲大陆模式以德法两国为代表，英美模式以英美两国为代表，以对我国有所借鉴。一、欧洲大陆留存收益会计模式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为了约束公司过量分配，往往从法律上要求公司必须留有一定积累，以利公司持续经营，维护债权人利益。欧洲大陆国家对留存收益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商法》和《公司法》中。通常预先提留“盈余公积”，即按法律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留存收益作为盈余公积。（一）德国模式在德国，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目下列有盈余公积，盈余公积下面又列有四个子项：法定盈余公积（Legal reserve）、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Reserve for own shares）、规章性的盈余公积（Statutory reserves）、其他盈余公积（Other revenue reserves）。法定盈余公积用于弥补亏损和转增资本。这个做法与我国是类似的，所不同的在于计提比例不一样。根据德国《股份法》第15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将年度盈余减除上个年度的亏损结转后的5%划入法定盈余公积（Legal reserve），其数额最高可达资本金的10%或者达到章程上规定的更高比例为止。上述规定表明：公司每年把当年利润弥补上年亏损后，将余额的5%作为法定盈余公积，并且还规定了计提上限10%.一般来说，当资本公积与法定公积之和不超过股本比例的10%时，可用法定公积弥补本年度亏损或以前年度亏损；当资本公积与法定公积之和超过股本的10%时，除了弥补亏损外还可以转增资本。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其数额为“自己股票”（相当于国际惯例中的“库藏股票”）的市值，主要是用于当自己股票再出售、再发行、注销时，或当自己股票价值按一个较少价值调整时，减少或注销该盈余公积。规章性盈余公积，主要是根据公司的规定自主计提的盈余公积，或根据法规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与资本公积之和超过10%的部分。由于有这样两种来源，所以它可以由公司按其规章使用或按法定盈余公积规定的用途使用。其他盈余公积类似于我国的任意盈余公积，由公司自主决定计提比例，主要是为了稳定股利的分配，确保小股东在公司盈利时能分得一定的股利。（二）法国模式法国对留存收益的规定同德国相似。根据《1966年7月24日第66-537号关于商事公司的法律》第34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制公司，应从当年会计年度利润中，减去过去的亏损数额之后，提取至少1/20的款额用于设立准备基金，称为法定准备金。在准备金数额达到公司资本1/10时，上述款项的提取不再具有强制性。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德法两国对计提法定盈余公积的规定实质是相同的，甚至连计提比例也相同。法国在资产负债表中将盈余公积列示为：法定盈余公积、由条例或规则规定的盈余公积（Reserves required by articles or Reserves required by regulatlons）、其他（任意）盈余公积。与德国相比，法国的盈余公积少了“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这一项。同时，法国财务报表附注中还要求对盈余公积进行更详细地披露。二、英美留存收益会计模式在英美会计模式中，公司的利润分配由公司自行决定。对留存收益，法律上没有强制要求公司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这是与欧洲大陆模式最大的一个差别。公司对于因特定目的而需要保存的留存收益，只能是暂时的，在特定目的达到或不再需要时，应转回供利润分配之用。而在欧洲大陆模式中，公司每年按法定比例固定提留的盈余公积，则是永久性的，不能转入未分配利润。（一）英国模式根据英国《公司法》第117条规定：董事会在提出任何股息前，可从公司盈余中提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数目作为一项或多项储备金，董事会可以自由决定把储备金使用于最适宜使用盈余的任何地方，在使用期间董事会可根据同样的自由决定权，或是把它用在公司的业务上，或是用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投资（除公司的股份外）上。董事会也可为谨慎起见，将他们认为不宜分派的任何盈余结转下届而不提作储备金。上述规定表明：公司对于因特定目的而需要保存一部分留存收益时，决定权在公司董事会，并且认为有必要时才提。由于英国对盈余公积的计提不作法定要求，因此英国的财务报告中不存在“法定盈余公积”项目。但对于根据董事会决定提留的储备则要求披露。在英国资产负债表中，要求披露“对自己股票的储备”（Reserve for own shares）、“公司条例（或章程）所规定的储备”（Reserves provided for by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等内容，并列于“资本和储备”（Capital and reserves）栏下的第四部分“其他储备”（Other reserves）中。如果公司当年根据董事会的决议不提取这些储备，则不用披露，灵活性很大。（二）美国模式同英国做法类似，美国也没有要求公司计提法定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的分配由公司自己决定。根据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留存收益分为“已分拨的留存收益（Appropriated rerained earnings）”和“未分拨的留存收益（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在美国，股份公司在进行留存收益的分配时，如果不用于支付股利而被指定为其他用途，并从当年税后利润中扣除，称为留存收益的分拨（Appropriations of retained earnings），或称为限制用途（或指定用途）的留存收益（Restrictions of retained earnings）。这个“其他用途”包括：用于公司股票回购（同德英两国“对自己股票的盈余公积”）用于公司扩张的内部融资以及公司章程的限制等。公司的税后利润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用于指定用途之后，剩下的才是可分配给股东的留存收益，即未分拨的留存收益。在《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第171条“特殊用途储备金”中规定：董事可从该公司资金中划拨出一部分，作为一项或多项储备金，用于任何适当目的下的股息支付，且可对一项或多项储备金子以撤销。美国的财务报告中有一张专门报表用来反映留存收益，即留存收益表（The statement of retained earnings）。这张表中涉及了留存收益的期初、期末数及股利分配情况，但对留存收益的分拨情况没有披露。公司往往在资产负债表中对留存收益的分拨进行说明，一般是在“留存收益”项目后面加括号注明分拨的金额及用途。另外，在财务报告附注中也对分拨情况予以反映。三、两种会计模式的比较及启示（一）两种会计模式的比较在利润分配中预先提留盈余公积的制度，是欧洲大陆国家会计实务中通常的做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还有重大的影响，像发达国家中的意大利、日本，发展中国家中的墨西哥、中国等都有类似的做法。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要求公司定期计提固定比例的法定盈余公积，其目的在于促使公司稳健经营和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职能的一种表现。在英美法系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充分重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因此政府极少干预公司的具体事务。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英美两国留存收益的分配由公司自行决定的做法了。由于法律上没有作强制性的要求，因此公司对留存收益的分拨，只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在特定目的达到或不再需要时，立即从已分拨的留存收益转回至未分拨的留存收益，用于向股东派发股利。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使投资者能及时得到回报。另外，由于各国对留存收益的具体规定不同，导致各国对其披露要求也不一样。总的来说，德法两国在法律上有明确计提盈余公积的规定，财务报告中均有固定的披露，而且均须披露法定盈余公积。英美两国将留存收益的分配权交给了公司董事会，因此留存收益分配的披露视公司情况而定，但若有分配则必须披露。英美两国不要求计提法定盈余公积，自然也就不用披露。（二）对我国的启示我国的留存收益制度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法定盈余公积的规定和披露上同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类似，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有差别。在当今国际会计协调化的背景下，我国留存收益制度仍有值得改进的地方。1.适当调低法定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和上限。德法两国的计提比例均为5%，且有上限为10%；我国计提比例为10%，上限为50%，无论是计提比例还是上限均高于德法两国。可见我国的会计政策倾向于保护国家（大股东）利益。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小投资者投身于资本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法定盈余公积制度也应作适当修改。笔者认为应适当调低法定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和上限，将更多的利润分配给广大投资者（中小股东），使他们的投资能够得到充分回报，这样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2.特定公司应不受法定盈余公积的限制。从法律上看，强制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就是强制公司增加自有资本，减少股利分配，扩大经营规模。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适合的。对特定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希望资本退出的公司，它们不是要增资，而是要减资。例如，对于一个处于夕阳产业的公司，如果逐步缩小公司规模，逐步退出资本更符合股东利益，那么强制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也就是要求公司增资，这样就会损害股东利益。我国《公司法》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的特殊要求，缩小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因此建议《公司法》考虑这些公司的特殊需求，对专门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应作专门的规定，使其不受法定盈余公积的限制。3.法定公益金不再法定。根据我国《公司法》，公司按税后净利的5%-10%提取法定公益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支出。这与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有很大关系，目的在于保障职工的集体福利。问题在于：法定公益金性质上属于所有者权益，但又必须用于职工利益，两者似乎是矛盾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职工的社会保障由政府承担，而不应由公司所有者负责，公司对职工福利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工资报酬中。例如，职工住房货币化，即职工工资中已开始包含职工住房所需的资金。因此，可以考虑取消强制提取法定公益金的规定，不再强制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计提，而由企业自主决定。当然，并不是说企业不能为职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公司只要愿意，只要有能力，完全可以建幼儿园、福利房等。只是法律无需强制规定。欧洲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是当今两种主要的会计模式，各有千秋，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不同的国家应根据各自的政治经济背景分别采取合适的做法。我国的留存收益制度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时俱进，取长补短，以尽快提高我国的会计水平，在国际会计协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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