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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洲金融危机后， 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10+3 东亚自由贸易区 1964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设想，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经济体认识到了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8%以上，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001年11月16日，中国在“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并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共识：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从总体上确定了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该《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 2003年10月，东盟系列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同意一项大幅度削减关税的计划，以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这项减税协定，从2004年1月1日起落实“早期收获”计划，每年举办中——东贸易博览会。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6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同意在2010年与中国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其他4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延至2015年落实。同时，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于2005年7月启动。中国与东盟将开始按照2004年11月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时间表，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将关税减到0或至5%。这意味着，一个人口超过17亿 、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渐成型，将有力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其他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 (1)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名为《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02年4月起生效。同时，日本希望以日新协定为模式，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日本与东盟建立“共同体”关系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2003年10月东盟峰会期间，日本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决定双方从2005年4月开始谈判，到2012年落实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2年3月，日本与韩国领导人在汉城会晤，同意由高层人士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就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该自由贸易协定提案将适用于两国1.7亿人口、共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但由于农民及受保护企业的强烈抗议，此协定的落实将耗费时日。 (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年报，新加坡在2004年于约旦签定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同时与科威特、卡塔尔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计划与巴林、斯里兰卡进行磋商。而韩国则同新加坡、东盟、智利积极进行磋商。 3.“10+3”合作走向正常化的轨道 “10+3”经济合作机制是指东盟10个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1997年底，当时的东盟9个成员国首脑与中、日、韩领导人进行了首次会晤，东盟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地区合作，促进东亚的经济增长。此后，每年年末，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都举行“10+3”的非正式首脑会议。 1999年11月，“10+3”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持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各个成员国应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机制，强化资金自我支持的相互援助体系，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可以视为东亚经济区域联合的发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0+3”合作框架凸显了“东亚意识”，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使合作走向机制化进程。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前景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周期增长的进程之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2005年、2006年、200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9％、5.1％、4.9％。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国际投资的明显复苏。2006年全球贸易增长8％。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高达8.7％；日本经济出现良好增长势头，200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了2.6％，比此前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提升1.7个百分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东亚也必然要汇入其中，顺流而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切实看得见的区域经济合作，而首先就可以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东亚国家建立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措施和外交活动层出不穷。在东亚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至少有四种组织形式：“10+3”、“10+1”、“1+1”、“3”，即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中日韩同东盟的双边合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中日韩之间的合作。 从当前的实际情势推断，在上述四种组织形式的共同磋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东亚地区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1.三个“10+1”自然融合为一体，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日韩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削弱日韩对东盟的出口，并加剧日本、韩国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导致日本、韩国的所谓“产业空洞化”。日本、韩国还担心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可能导致日本、韩国在世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被“边缘化”。由于这样的担心，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积极行动，谋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以东盟为中心，最终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2.若干东亚国家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交叉统一，最终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当前，东亚各国对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颇感兴趣，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影响将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在区内建立或正在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近10个。这些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非常容易达成统一目标，从而形成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这两条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同时存在于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进程中。它们不是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一种途径对东盟内部加强合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驱使东盟成员国为应付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加强内部合作，也驱动中日韩三国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样，第二种途径的发展促使该地区成员国为本国经济利益、经济主权和安全而寻求更强大、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地区成员国同区域内外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影响成员国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还会推动它们积极促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合作——成立东亚共同体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摘要] 在多边合作受挫，区域化再度兴起的背景下，本文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考察亚洲区域合作，客观分析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推进区域合作路径提出构想。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与多哈回合中断再次表明，多边主义只是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一种途径，并不能完全协调不同国家的发展利益。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与压力，更多的国家认识到参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亚洲发展中大国，需客观分析当今区域合作趋势，准确分析自身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亚洲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当前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整个亚洲地区存在加快区域合作的压力。1．区域合作现状与发展趋势。区域合作是区域成员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协作，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促进成员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区域合作始于欧共体成立， 20世纪 60年代形成第一次区域合作浪潮。90年代起，全球再次掀起新一轮区域合作浪潮。至2003年6月底，已经通知GATT/WTO并且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达267个，其中有130多个是在1995年以后通知GATT/WTO的。绝大多数的WTO成员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对此，GATT/WTO均有条款肯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合法性及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当今，区域合作已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大国（集团）主动参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如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APEC，欧盟的东扩，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建立多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大国通过推进区域合作一方面是谋求区域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是扩大区域之间谈判的筹码，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利益。事实上，推动有利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大国之间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与策略。2．世界经济天下三分格局初步形成。大国（区域）之间的竞争，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天下三分的格局。（1）日益强大的欧盟集团。冷战后，整个世界发展发生了变化，政治矛盾下降，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欧洲大国在经济上抗衡美国、日本的意识明显增强。1992年欧共体宣布成立欧盟，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现在又开始强化政治同盟的建设，并向东欧推进。 2004年5月，10个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欧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板块，直接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2）以美国为中心的拉美集团。面对日益强大的欧盟，美国不得不改变过去‘非我莫属”的霸气，重视区域经济合作。1993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近年来美国又积极将自由贸易区向南美推进。同时，美国对东亚这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区域也给予更多的重视，积极推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实施“扇形战略”。（3）有待整合的亚洲集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在日本的带动下，20世纪70、80年代，整个东亚呈“雁行态势”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亮点。80年代后期，日本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放慢，而东盟、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近年印度经济呈现强势稳健增长势头。目前亚洲经济整体继续向前发展，各国都积极探索区域合作，但组织程度不高。3．亚洲面临提高区域合作水平的压力。欧盟的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发展已产生严重影响。过去，美国同东亚地区经济上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给予墨西哥特殊贸易安排，使得中国的纺织品和亚洲四小龙的机械产品被挡在门外，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下一步，美国还打算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其影响就更大了。再看欧盟东扩，近年来欧盟加快东扩的步伐，将东欧部分发展中国家纳入欧盟板块，这样欧盟内部又建立一个垂直的分工体系。今后，亚洲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东盟、中国及其它国家将可能面临市场增长缓慢，甚至停止、萎缩的考验。亚洲面临共同的压力，就有进行合作的共同潜在利益，而且也具有现实基础。目前东亚各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东亚贸易份额总量的60％以上，并呈增长态势；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印巴局势总体向缓和方面发展，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积极寻求与东盟合作。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广泛的次区域合作，为亚洲整个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二、中国在亚洲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幅员辽阔，背倚欧亚大陆腹地，面向太平洋，具有广差的领土和领海；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 20％，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政治上看，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从军事上看，中国拥有足够的核自卫力量和相当的陆海空实力；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国。近十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已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尽管当前日本仍是经济大国，但在未来几十年，其相对国力必将衰退。而美国与中国相比，对于亚洲国家缺乏毗邻地理优势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人民币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对防止东亚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和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并已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综上分析，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事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推进亚洲合作中的作用表现为：1．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客观地理中心。中国幅员辽阔，与周边十余个亚洲国家相连或隔海相望，处于亚洲地理区位的中心。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在东南亚，中国参与湄公河开发，并启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东北亚，中国积极参与图门江开发，积极探索中、日、韩合作方式和机制，开展东北亚区域合作；在中亚，中国则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已成为部分成员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幅员大国与特殊地理区位，使得中国在亚洲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中有着特殊的影响。2．中国为亚洲各国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当前，虽然政治等因素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经济合作仍是最基本的动因。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已成为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东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与贸易顺差来源。 2003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高达 40％，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其产业要进一步升级，必将要借助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2002年中日贸易总额已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3％，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北美贸易区的设立及世界IT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使得东盟对美出口受挫，而中国已成为东盟出口增长的重要市场。 2003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780多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目前，东盟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同时，周边其它发展中小国对中国市场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3．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中重要的动力源泉。从日本角度看，推进区域合作特别是与东南亚合作，符合其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但维系日美同盟是日本的首要战略。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极力阻挠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致使日本在推进合作中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东盟作为区域组织，虽有通过加强合作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但自身组织程度不高，综合影响力不够大，同时又在寻求大国均势外交。中国作为潜在强国，推进区域合作符合其自身的发展需求，近年来中国对区域合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并率先与东盟签订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使日本深感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也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进而促进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4．中国经济二无性为区域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国的规模经济逐步体现，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这些地区产业升级加快，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能力增强。目前世界 500强企业大部分已到中国投资，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些地区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望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能力迅速增强，截至2002年底，累计对外投资企业已达6000多家，遍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2003年的统计，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在360亿美元以上，而且将迎来对外投资的新一轮热潮。目前，至少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列为吸引外资的最大目标国，甚至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新加坡也开始在华设立吸引投资促进机构。中国对外投资能力增强，对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存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周边国家产业转移与合作提供广阔合作空间。5．中国是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力量。稳定与安全是区域发展的前提，但在亚洲仍存在不少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印巴边界问题。中国西部边界问题。对此，中国均采取大国负责的态度与方式，如积极倡导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使得朝核问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呼吁印巴双方采取克制态度，用和谈的方式解决争端；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功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共同打击了恐怖组织，并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提倡共同开发，维护地区的政治军事稳定。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东南亚国家迅速摆脱危机，2000年中国签署了《清迈倡议》，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互换，对东亚的金融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三、中国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展望亚洲各国虽有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但也存在众多制约因素，如发展水平不一，对外依赖性强，同时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作为区域大国，有责任与义务积极推进区域合作。从实际情况看，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整体推进同时首先突出推进东亚合作。1．积极开展同东盟合作，促进区域水平分L。东盟各国情况不同，心态复杂，一方面欲借助美、日，制衡中国，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利用中国制约美国或日本。对此中国应从大局出发，加快同东盟自由贸易一体化步伐。在推进区域合作上，首先要让东盟国家有政治与军事上的安全感，在经济合作上更要强调“双赢”，当前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虽处于同一水平，但中国与东盟在产业、产品间仍存在很强的互补性，通过相互合作，双方企业可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水平分工。2．主动与日本合作，推进亚洲“法德和解”。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东亚甚至亚洲合作关键是中日合作。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中、日实现亚洲的“法德和解”，是东亚和亚洲合作的最大。最根本的动力。中国在推进合作的实践中要进一步做好宣传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尊重日本推进区域合作的战略构想，支持日本的产业升级。在当今区域经济合作盛行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对亚洲各国是好事，中国应尽可能从贸易、科技等方面与日本合作，支持日本产业升级，带动亚洲整个区域的发展。3．加强次区域合作，促进区域整体合作。在确立首先与东亚经济主体东盟、日本加强经济合作这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中国应进一步加强次区域合作，如东北亚合作。中亚合作。中印合作、海峡两岸合作及华人经济圈建设，以此促进整体区域的合作。4．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作为大国，中国在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同时，要注重发展民族经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发，积极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产品，不断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共同繁荣。
按老大的写即可，很全面。
作者： 刘晨阳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向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驱动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论调和基于保守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将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积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层面，还是从我国在新形势下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战略导向而言，推进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区域和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有效平台，是我国应充分利用的重要战略抓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联动关系
百度知道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jdx10061128超过19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合作不仅有效 地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同时也显著改善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投 资环境,从而为中国对外经贸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 件。事实上,中国加入 WTO 和此后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与参与亚太区 域经济合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中国大多数的自由贸易伙伴, 如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都是 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参与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这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是中国构建多元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运用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计算并分析各国各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等项目上稍具优势,而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劣势,而同样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印度、日本、东盟等国却在资本密集型项目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要成为服务贸易大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努力扩大服务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规章;抓紧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把服务业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来,使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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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兼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高级经济顾问，并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所高校（研究单位）兼职教授。被国家多个部委和若干省市聘为顾问。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一年。从事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资源经济。20多年来，先后撰写了《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对经济改革的哲学分析》等十余部著作。郑贵斌，1954年生于山东淄博。工商管理专业博士，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山东省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海洋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海洋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人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山东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对外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济南市规划专家组成员，青岛市政府经济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主持国家和省级重大谍题20多项。1981年以来在《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12部，合著10部，主编（合编）著作60多部。两次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曾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山东省优秀图书奖与精品上程奖等多项奖励。论著和观点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和多种媒体报道。?代表作主要有：《比较利益与协调发展研究》、《乡镇企业经济学》、《“海上山东”建设概论》、《蓝色战略》、《海洋经济前沿丛书》、《关于经济学学科体系分类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学科的演变与发展》、《海洋经济集成创新初探》、《海洋资源开发战略位理论与开发战略整合》等。
WTO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供你参考）〔摘要〕GATT对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取代GATT而成立一年多的WTO，为坚持全球贸易秩序化和法制化轨道上运行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的考验，如非关税壁垒、大国称霸、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关系、保护民族工业与自由贸易关系等问题有待解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和WTO能力的局限性。并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加入WTO问题。〔关键词〕国际贸易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一、GATT与贸易自由化的进展诞生于1947年的GATT，是世界上国家（地区）间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契约，是一套系统管理各国（地区）间贸易行为的多边贸易通则。虽然它只是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实际上早已机构化了，只是法律上从未获得真正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对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进行和作出仲裁。按照其宗旨：在国际贸易中，通过相互削减关税、清除非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实际收入及有效需要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在GATT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形成了10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贸易原则；关税保护原则；贸易稳定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反进口数量限制原则；公开与透明度原则；豁免与例外原则；区域性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服装及纺织品的全外原则等。并主持举行了8轮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包括决定建立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是，世界工业品贸易的关税平均税率由1947年的40％减至目前发达国家的4％和发展中国家的12％的水平；其缔约方由从初创时的23国发展到WTO成立前的128个国家和地区；其成员国的贸易额自最初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5％至今已占全球贸易的90％。尽管GATT只是个临时性的协定，其缔约方仍然实施关税特别是非关税保护，也存在“灰色区域”，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协议，还是把世界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95年，全球贸易在1994年取得9．5％的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这与GATT推动是分不开的。二、过渡期间的WTO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已经结束的“乌拉圭回合”产生了多项重要的积极成果，其中之一便是使这GATT这一准国际贸易组织正规化，决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WTO。与GATT相比，WTO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工农业产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其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也更加有效。在WTO成立以来的一年里，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基本上完成了机构建设；同时还增加了新成员，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来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申请加入WTO。WTO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表明它对各国的吸引力增强，目前WTO中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已占2／3，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了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且正在勾画自身的发展蓝图，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作为一个新成立但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的WTO，刚成立就面临三大挑战：巩固“乌拉圭回合”成果；完成该回合已涉及但尚未完成的谈判；研究国际贸易的新课题。面对实施期长达10年，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普遍适用性、卷帙浩繁、空前复杂的“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其实施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为此，WTO在GATT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贸易制度审议机制，WTO对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进行审议，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与多边协议的一致性；还建立了新的解决争端机制，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这一机制与以往GATT比较零散的解决争端机制相比较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实施仲裁结果的能力，它规定所有争端最长必须在18个月内解决，如果该机制作出的仲裁结构得不到实施，有关方面将会受到制裁。在1995年一年中，它受理的贸易争端已超过二十多起，比GATT任何一年受理的争端都要多，其中有6起是发展中国家针对贸易大国的。在这些争端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日汽车贸易纠纷，尽管此案最终通过双方谈判得以解决，但不能否认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威慑力对双方达成协议起的促进作用。以往在GATT时期，贸易大国常常可以藐视该组织作出的裁决而不会受到惩罚，弱小国家的利益往往因此得不到保护。在这一问题上，WTO有了新进展，如1995年4月，香港有关部门将美国对香港纺织品限制案报送WTO裁决后，使美国取消了对香港纺织品采取的限制措施；同年7月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就美国对其内衣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向WTO起诉，结果使美国又一次取消了限制措施。WTO在1995年还组织了“乌拉圭回合”未完成的4项服务贸易谈判：金融服务、劳工流动、基础电信和海运谈判。在金融服务谈判中，美国坚持高要价，谈判一度几乎破裂，但最终还是在欧盟的倡议下达成了一项没有美国参加的临时性协议，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结果，30多个国家作出了提高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承诺。此外，WTO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并计划把所有新课题提交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讲座，以为将来组织新贸易谈判做准备。总之，从GATT到WTO的新旧交替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TO在这一年中为坚持全球贸易在秩序化和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所作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WTO信誉和权威方面，这一新生的组织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三、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严峻考验从理论上说，GATT宗旨是符合通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的；从条文上看已为WTO的运行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从实践来观察，尽管WTO已取代了GATT，但已取得的成绩距离其宗旨要求却相去甚远。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新的课题摆到了WTO的面前，如贸易与贸易环境、贸易与投资政策以及贸易与各国企业的竞争政策等。首先，GATT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已取得的成绩中，削减关税最为突出，这也是世界贸易量增长10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尤其是非关税壁垒障碍上，却无能为力。各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客观上有保护的需要，但由于关税减让太多，不便利其实现保护的目的，遂转而大量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目前全世界关税壁垒措施已达2700多种，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WTO仍然将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其次，WTO并未消除国际贸易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国左右局面情况依然存在。譬如说，由于少数贸易大国的阻挠，贸易额居世界第11位的中国至今仍未能成为WTO的成员国；由于欧美互不相让，WTO总干事人选拖9个月才确定下来；另外美国动辄采取单方面贸易报复措施，这对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失业严重、贸易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它们以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借口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过去，由于主要西方国家背离GATT宗旨，致使发展中国家负担沉重，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至今依然如故；不仅如此，这种行为也使发达国家之间不断爆发贸易争端。这些倾向都对WTO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WTO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当主要工业化贸易大国缺乏竞争力时或在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它们是否仍然愿意尊重WTO的规则，而不凭借其经济实力去破坏它。再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集团化问题。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区域性贸易集团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量比重在不断增加，截止1994年底，在GATT秘书处登记的区域性贸易规定已有10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双重效应，区域贸易集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难免具有排它性，这有可能会带来贸易集团间的磨擦，甚至动摇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在GATT第24条区域贸易安排上，允许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而不必按最惠国待遇条款将同等待遇给予非成员国，这是与GATT的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的。尽管规定了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条件和目的，并在程序上加以规范和约束，但由于这一规定本身的歧视性，以及它在规定上的法律缺陷和漏洞，使一些缔约国有可乘之机，危害其它缔约国的贸易（冯予蜀，第81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的区域化经济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相互抗衡、对峙、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这就削弱了多边贸易谈判的效果。协调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关系就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WTO坚持区域性贸易与全球贸易应该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两者都应在WTO的框架内进行，为此，WTO成立了69个特别工作组，具体负责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加拿大倡议下，WTO决定1996年初成立一个区域贸易集团委员会，以协调这些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但其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最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对民族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甚至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也设法在各种程度上游离于自由贸易原则之外。如1996年元旦，WTO“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政府作为各国最大的买主，其对外开放意味着，在政府采购中凡是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SDR）的政府采购合同都要对外招标。但签字国却只有美、日、加、以、韩、挪、瑞士等15个国家，并较之“东京回合”的“政府采购协议”又少了瑞典、香港和新加坡。专家称此协议为“诸边（Pluralateral）协议”，以区别于其他“多边（Multilateral）协议”。WTO的“政府采购协议”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死角。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离政府采购的开放还相当遥远，即便有个别国有限开放，也是保护国内工业优先。如印尼立法要求“政府采购”要以最有利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而且数额越大的合同，须以对方反购本国非油产品为条件；另一方面，签字国对等开放，由于国力相当谁也吃不了亏，但他们更大的胃口是争夺第三国的政府采购合同。如1994年夏，美国雷声公司与法国汤姆森电子公司在巴西争夺一个14亿美元的亚马逊工程的开办权，最后是依靠中央情报局的帮助，才击败了竞争对手（武跃，1996）。应该说，WTO解决争端的能力至今并未受到真正的考验。目前WTO正处理在各起争端最早要到今年初才会出初步结果；其受理的最大一起争端——美日汽车贸易争端最终是通过双边谈判得以解决的；在重大问题上，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往往抛弃多边渠道，采用单边或双边的方式解决问题；大国仍企图操纵WTO；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构成威胁。在中国“复关”问题上，WTO组织作出了一定努力，遗憾的是由于少数贸易大国要价过高，中国仍然被排斥在外。显然，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总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复杂，贸易范围更为广泛，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都注定WTO在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贸易正逐步走向全球化，如要倒退，那无疑将是把世界带入萧条。四、自由贸易的必然性与WTO能力的有限性就自由贸易而言，其所以会成为一种必然，是因为90年以来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WTO这一较强大的贸易自由化组织的推动；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都为自由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国际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的结果，它们反映了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性。但是，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同集团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就商品而言，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超过了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有选择性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贸易保护相结合。不平衡发展的贸易自由化还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就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来看，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与之并存；各国“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奖励出口；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从贸易保护制度转向更系统化的管理贸易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和管理贸易，如克林顿动员了一大批美国政府机构，为美国企业制定了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3年里，美国企业的业绩证明他是成功的（武跃，1996）。又如，欧洲国家政府投资250亿马克研制“空中客车”，并每年巨额补贴维持营运，到1993年其营业额终于击败了波音，成为世界第一。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增长的根源来看：主要是因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的萧条和不稳定增长；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发展。在这里，由于众多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不断进行下去，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也将继续下去。进而，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将存在，这些根源都将为贸易保护的存在提供土壤。而且还应当承认，“乌拉圭回合”的结果仍然存在不平衡，并且其贸易自由化措施是逐步实施的，对各国的影响也将逐步发生和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将是主要的受益国，因为世界贸易的大部分是它们之间进行的。由于10年内彻底取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非关税壁垒，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从中获益，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关键的问题在于，WTO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无法解决国家之间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这样，在其原则前提下的各种例外就完全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认可其原则的基础上，又利用有关条款筑起新的贸易壁垒。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着WTO。它们凭借其经济实力驾驭WTO。从克林顿政府主张政府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事务，变“自由贸易”政策为“公平贸易”政策，并开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到克氏政府的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阻挠中国复关）和态度也提醒我们，一旦WTO的有关规定对其不利，就很难保证不被践踏，毕竟在国际经济中，国家利益还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其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比联合国强多少，虽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抑制强权的作用，但也不能保证不被强权所利用。有鉴于此，中国对加入WTO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WTO也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各成员国利益均衡和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因而它无法平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必须面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作出灵活反应，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尽管WTO能推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也决非是暂时的，它将与自由贸易并存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之中。WTO并不能保证成员国一定能自动享受到WTO的益处，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入WTO并不仅仅是单纯为获得稳定的最惠国待遇等WTO所规定的益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入WTO将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规则和规范适用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引入更高标准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动力，来促进外贸和与之相配套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一种开放型的市场机制和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和宏观调控手段。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都能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迈向自由贸易。显然，即使中国加入了WTO，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过渡性贸易政策。即，要恰当地把握贸易的进程，对幼稚工业还要适度保护。这一政策既要符合国情，使国际竞争在中国目前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又要能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规范靠拢。期间应该联合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大国的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以维护WTO的信誉和权利，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总之，尽管有WTO的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将会是主流的，但贸易保护并不会因此消亡，甚至有可能并行不悖。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将是非常缓慢、曲折以至有可能会反复。参考文献武跃：“政府采购：自由贸易的雷区”《国际商报》1997年1月5日。杨广志：“周岁看‘世贸’牛刀已初试”《经济日报》1995年12月15日。班玮：“WTO蹒跚周岁”《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2月13日。任烈：《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95年。冯予蜀：《国际贸易体制下的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如果觉得不行 可以在发帖 然后把链接上注明我的网名 或是发给我 我再帮你想想
仅提供个思路，供你参考。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的研究是相互结合的，可以将其看成是两个座标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点，这些交叉点就是研究的问题和方向。现在，你又增加了一个金融座标，于是选择的内容就会更多了。比如，可选不同区域间，金融业对外向型经济的支持作用；不同区域间，金融业对工业、科技、农业、现代物流业、甚至教育业、文化产业等等产业的影响、支撑，以及现状研究等。 想说的是，如果想写出好论文，还是调查研究后选个好题目为好。就算论文没写好，只要调查研究了，有了收获了，也就够了。
我这儿有，给个邮箱发给你
仅提供个思路，供你参考。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的研究是相互结合的，可以将其看成是两个座标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点，这些交叉点就是研究的问题和方向。现在，你又增加了一个金融座标，于是选择的内容就会更多了。比如，可选不同区域间，金融业对外向型经济的支持作用；不同区域间，金融业对工业、科技、农业、现代物流业、甚至教育业、文化产业等等产业的影响、支撑，以及现状研究等。想说的是，如果想写出好论文，还是调查研究后选个好题目为好。就算论文没写好，只要调查研究了，有了收获了，也就够了。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我也是这个专业的，去年写的论文，记得当时还是找品学论文网的老师帮忙的，很不错，从开题报告到最后的修改定稿，帮我省了好多事，老师一会让我改任务书，一会让我给他看修改的稿件，品学论文的王老师都不厌其烦的帮我弄好，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如果想咨询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考下哦。~嘻嘻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是新疆面临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全面展开，新疆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对自身发展的优势与弱势，难得历史机遇与挑战，立足新疆实际，避其弊取其利，以全新的发展思路促进新疆跨域发展，建设人民幸福、环境美好、和谐安定、团结文明的新疆，有必要对当下新疆的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1.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优势 （1）丰富的资源优势 资源丰富是新疆的一大优势，为实现跨越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新疆矿产种类全、储量大，目前已发现矿产138种，占全国已知矿种的80.7%；新疆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储量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新疆风能资源丰富，拥有小草湖、达坂城、罗布泊等九大风区，可开发利用总面积15万平方千米，又是我国风电研发较早的地方之一，为风电开发奠定了基础；新疆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全年平均日照时数2797小时，光热资源开放潜力巨大；另外，区内还有优良的牧场，也是我国主要的现代畜牧业发展基地之一。 （2）独特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内部，地处祖国最西部，周围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是中国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区，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是我国面积最大、毗邻国家最多、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具有与多国接壤的地理优势，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目前，境内现有国家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2个，国家批准的开放县(市)75个，控制对外开放县（市）8个，已初步形成了沿边、沿桥和沿交通干线向国际、国内拓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成为我国开拓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大通道和桥头堡。 （3）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按照《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的资源分类，在中国旅游资源68种基本类型中新疆至少拥有56种，居全国之冠，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旅游资源宝库”。新疆自然景观别致，以“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形地貌，构造了雪山、草原、湖泊、沙漠、绿洲等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著名的自然风景区有喀纳斯、那拉提草原、慕士塔格峰等，奠定了新疆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新疆又是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之地，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宗教文化资源是民族的象征，有著名的楼兰遗址、香妃墓、柯尔克孜千佛洞等著名人文景观；新疆又是多民族聚居区，民俗旅游资源独特，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风情习俗绚丽多彩，包括民族建筑、饮食、服饰、歌舞、工艺、礼仪等，都是取自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 2.新疆跨域式发展的劣势 （1）观念、人才是发展的最大障碍 新疆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而陈旧。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地人才不愿来，本地人才又大量外流的现象，近20年来新疆人才流失达20多万人，其中高级教师、学术带头人、技术创新骨干、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达10多万人，人才资源严重匮乏，远不能适应现在大发展大开发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南疆三地州及偏远贫困地区人才严重不足。 （2）资源环境发展的制约 新疆正处于由传统经济快速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能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环境污染，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凸显。随着新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必将出现资源掠夺性开采，资源地质储量、生态存量与资源开发、供给能力形成了约束，过度依赖资源能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实施，新疆许多地方被划分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发展不仅面临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还面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天”条件不足的困境。 （3）交通运输的制约 新疆深处内陆，远离中东部发达地区，交通运输犹如新疆的生命线。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交通建设史上出现了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新疆交通运输承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新疆航空运输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国机场数量最多的省区。然而随着新疆大开发大发展大建设推进，货运量和客运量的快速增长，新疆交通运输仍面临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运输承载能力与新疆快速发展不协调、道路运输服务亟待加强等问题。 3.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1）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新疆作为开发的重点区域和对外开放的西部桥头堡，为实现跨越发展、后发赶超、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疆特色经济、优势产业的发展和重点地带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疆“大通道”的内涵更为丰富，为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为新疆“双向开放，东进西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2）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展开 新一轮援疆工作的全面展开，又给新疆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此次援疆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全国19个省市及企业大力支援，其中包括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和西部的霍尔果斯建立特殊经济开发区，掀起了支援建设新疆的新阶段新高潮。来自祖国各地的援疆人才齐聚新疆，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对口援疆作为推进新疆跨域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必将给新疆带来又一新的发展机遇。 （3）国家战略基地的确立 新疆的发展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国家赋予新疆越来越多的重要战略定位，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果畜四大生产基地、大型油气生产和储备基地、石油化工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还要努力建设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基地，为新疆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4.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威胁 （1）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集散地。从地缘角度来说，新疆与中亚山水相连，在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亚局势的变动对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中亚的政局动荡已久，随着国际势力的侵入与干预，中亚局势越来越复杂多变。近年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都是“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如乌鲁木齐“7·5”事件，新疆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民族团结工作将面临新的考验。 （2）疆内社会形势依然严峻 新疆的问题不只是历史问题，也有不少现实问题。随着新疆开放建设，对少数民族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问题并未得到及时的解决；另外，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不尊重地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屡有发生，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都或多或少的起到加剧和激化矛盾的作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创新型社会管理，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管理理念。 （3）激烈的国际竞争 边境贸易是新疆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出口的主要商品涉及服装、鞋帽、箱包以及建筑材料和设备、农产品等，边贸进口的主要是资源性产品。随着新疆周边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直接影响到新疆对外贸易的进展；随着经济发达国家进入中亚市场，又增加了新疆对外贸易的强劲竞争对手。从新疆发展现状分析，新疆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等多方面的原因，要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实现新疆跨域式发展，面对机遇与挑战，要结合自身的优势，转变发展思路和政府职能，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疆特色旅游业，努力开拓挖掘“沙产业”，积极探索新疆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新疆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再上新台阶，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社会稳定跨上新台阶，真正实现新疆在发展中转变、在转变中促发展，建设各族人民群众满意的新疆。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实质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目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愿望。本文针对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具体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财税机制的优化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
充分利用区域天然优势，改革优化财税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区域优势存在差异是区域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调的基础性原因。而财税制度作为外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优势不明显地区产生有效的弥补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相关资料的调查，发现创新与优化财税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方式。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有关财税机制的问题解析
1.1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财税分配机制涉及范围广阔，主要包括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经济圈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大量税收项目中，主要支柱性税收占比近90%，这些支柱性税收也就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三个方面，其余非税收财政收入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区域产业税成果微弱。对2015年三种产业的税收供给量展开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为54.81%，第二产业税收贡献了为43.94%，第一产业则为1.22%，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的关键内容，具有极为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有些地区过于依赖非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这将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征税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
1.2财税权限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的财税权限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支配、财税政策拟定发布、财税执行管理等权限。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照固定比例将财政支出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地方主导型、中央主导型以及地方责任型。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23种财政支出项目当中，用于国防军事、国际外交、燃油物资储备等工程的财政支出占比，中央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设施、安全、设备运营等17种项目的财政支出占比地方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支出支配权相对更大，但也同时肩负着更多的公共事业责任。这种财税权限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主要问题体现在地方财政权限和公共事业责任匹配度不足。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3:7的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至55%。2006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同样是3:7，2013年到2016年地方财政支出一度超过80%，大幅高于总财政收入。当今，地方事权与中央事权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具体界限，通过二者财政支出比例可知，中央将大量支出任务交付于地方，例如上述23种财政支出项目中，就有2种为地方责任型、17种为地方主导型。地方政府肩负大量本应由中央承担的教育、交通、农林、国土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公共事权偏移错位现象，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窘境。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策略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相关财税机制、政策加以优化和完善，放宽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财税管理权利，为其供应接二连三的优惠措施，进而从国家层面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作用，提升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均衡水准，不断减小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良好完成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2]。
2.1优化财税分配
优化财税分配机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共享税比例。在我国营改增战略事业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保有地方财政实力，但就长远角度来讲，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在完全取消营业税以后，重新构建增值税具体分享占有比例，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达到40%。同时，为加速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经济进步，提高对此类地区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应对偏远山区、产业优势严重欠缺、资源干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欠发达或困难地区进一步增加五到十个百分点的分成。此外，还应逐渐取消城建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项目以企业、行业为基础进行税收分享的现行方式，应给予省级以下立法部门或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增值税划分规则的权利。
第二，优化或重塑地方税收系统。国家应尽快推出资源税整改措施，例如将石油、天然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归纳为征税体系，以从量定额、从价定率的角度实现从价计税，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负税能力。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城市应依照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优化个人所得税，根据具体行业和普适性计税方法，拓展综合所得税内容；深化房地产税收项目改革优化，使传统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合二为一，由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率。
2.2改革财税权限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现行财税实施全方位改革。一方面，将地方和中央之间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划分，让其界限清晰。例如，中央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事业，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消防、警察等安全类事业支出，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区域内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建设等事业的支出，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大型交通运输事业，水利、电网建设等大型工程建设事业设定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并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明确比例；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央占有、支配财政的权利相对较大，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适度放宽该区域政府的财权。例如，以科学、客观、合理的形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确定权、解释权、减免权等。
在分税制度背景下，地方和中央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税收，应给予地方政府关于固定税收的管理权限，并且该权限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模式存在，将非全国性征收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交予地方，在中央制定全国性征收的个人房产税、资源税等地方主要税收法律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减免权和细微调整权，进而为地方财政实力增加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3]。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对财税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合理完善。例如，明确协调发展标准，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省级、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绩效评价规则。其中，财税评价的主体机构应包括审计部门、立法部门、税务机关以及财政机构等，将责权制度应用于财税评价工作上，实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制约合理的新局面，扩大评价的内容范围，将财政分配的整体过程全部划分到评价体系当中，加大力度对税收管理、财政收入等工作的绩效评价。
3、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符合我国国情的财税制度是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现行财税机制而言，在制度、权限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革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中央和地方应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机制，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4、参考文献
[1]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J].社会科学,2014(09):32-42.
[2]徐丽媛,王胜伟.借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制度及其立法完善[J].兰州学刊,2014(08):136-142.
[3]陈厚义.后发地区财税制度改革的特征问题、动力体系与应对策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30(0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