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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近日收到陕西青年作家柳育龙先生的《家谱与寻根》一书的征询稿，这是作者根据现存柳姓家谱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编纂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该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从研究综述、研究作用和意义、柳姓播迁及分布等方面进行阐述柳氏家谱；二是上篇，主要从新旧家谱的对比系统梳理家谱的体例，同时，详细介绍了家谱的内容、编纂流程、真伪和现存问题，这对当前宗族成员及修谱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三是下篇，主要以散文的形式探寻宗族寻根的各种情感历程，感情充沛，思想丰满，情系家谱，心满寻根，作者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寻根方式和寻根基地，这对当前宗族寻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柳育龙先生于2009年萌生编纂该书的念头，从2013年开始正式撰写，遍访陕西各地柳氏后裔，下江南，上山西，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巨著。编纂家谱这项工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尤其是靠一己之力更是如此。编纂者多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编纂工作，并且要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此外，对于编纂者而言，至少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且谙熟宗族历史；二是古文功底深厚，方可编纂出好的家谱；三是时间充沛，编纂家谱是耗时耗力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年代，能够像柳育龙先生这样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人越来越少。2006年，我开始系统接触家谱，先后到过孟津县、洛宁县、伊川县、宜阳县、嵩县等地方搜集家谱，在搜集的过程中，访问过诸多编纂家谱的老者，大多半途而废。要么资金不够，要么缺乏追根溯源的勇气，修谱工作大多开始激情高涨，最终却不了了之，甚是可惜。时至今日，我一直比较关注家谱研究的发展动向，做过几个这方面的课题，现在在研的家谱项目是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家谱叙事中话语与权力表达研究》。柳育龙先生的这部《家谱与寻根》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下面我就从这个方面肤浅的谈谈。 时至今日，家谱到底有多少种呢，武新立先生认为：“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中国家谱的收藏情况是：内地约有28500余种，台湾有10613种，香港有700种，日本有1750种，美国有1430种，共计42993种。假如我们估计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重复部分，那么尚有三万四千多种。” 王鹤鸣先生在《<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指出：“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40%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种数达47000余种。”并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家谱散藏于民间，粗略估计，当前家谱种数5万余种应该不为过。如此浩繁的家谱，其定义也是多种多样，柳育龙先生通过梳理家谱的定义，最终坚持了王鹤鸣先生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所以，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该著作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此外，当前，王鹤鸣先生、冯尔康先生、常建华先生、钱杭先生、杜靖先生、王华北先生在家谱研究方面建树颇丰。 该著作以柳姓为例，在绪论中，系统梳理当前柳氏家谱的现存状况，柳育龙先生认为:就目前柳氏家谱来说，一是数量少，二是体例与内容不健全，就研究来说，虽然论文较多，牵涉的面也较广，但未形成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整体性的研究。这或许也是柳先生编纂这部《家谱与寻根》的一个初衷，这部著作对柳姓的开基祖、源流、播迁、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对通谱的编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家谱谱系存在的错误原因及《中华柳氏通谱》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篇，系统梳理了新旧家谱的体例与内容，柳育龙先生为柳下惠后裔，重点考察了《胶东郡望——福山高瞳柳氏家谱》，此外，在浙江青田一支考证中，该支为正宗柳宗元后裔。值得一提的是柳育龙先生在第四编现代家谱编撰流程中，系统整理了当前编纂家谱一般过程，这对家谱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篇，通过散文的形式寻根谒祖，收集了柳姓关于寻根谒祖的一些散文，主要有柳广辉先生的《古稀老人理清家族脉络传承世代遗风》、柳哲先生的《搜集家谱、历尽艰辛》、柳春垓先生的《寻找祖墓几十年》、柳梅先生的《家谱，一缕写不完的乡愁》、柳锦承先生的《修谱！修谱！何其难矣？》、柳忠秧先生的《楚歌》、柳小民先生的《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祖辈的心愿》、柳育龙先生的《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二十年后无村志》、《对方言文化的忧虑》、《我为何钟情于文史写作》、《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等，其中柳小民先生为柳育龙先生的父亲，叙述了本家柳姓近代的发展轨迹，同时表达了修谱寻根的心愿。柳育龙先生在《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一文中，编纂了本族字辈，一是实录祖上字辈；二是以明世系，并且以亲身体验为个案说明字辈推行实施的困难；在《对方言文化的忧虑》中，柳育龙先生表达了对关中方言渐渐消失的忧虑；在《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该书中为何刻意描述柳公权的墓地位置，又进一步阐明了柳家村与柳庄的关系。下篇中还详细介绍了寻根指南、寻根基地以及家谱中的常识性问题，这对寻根谒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谱与寻根》是柳姓修谱和寻根谒祖的指南，对于柳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姓氏而言，也极具参考价值。 一部家谱，一个姓氏，细细品味，那一抹浓浓族史，走远，又归来。 从懵懂起，至暮年归，不禁想轻轻的问一句，归属地是否安好。 家和则族兴，族兴则国昌；盛世修谱，文化传承；时光不老，寻根谒祖；略述浅薄，以抛砖引玉。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王忠田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近日收到陕西青年作家柳育龙先生的《家谱与寻根》一书的征询稿，这是作者根据现存柳姓家谱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编纂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该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从研究综述、研究作用和意义、柳姓播迁及分布等方面进行阐述柳氏家谱；二是上篇，主要从新旧家谱的对比系统梳理家谱的体例，同时，详细介绍了家谱的内容、编纂流程、真伪和现存问题，这对当前宗族成员及修谱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三是下篇，主要以散文的形式探寻宗族寻根的各种情感历程，感情充沛，思想丰满，情系家谱，心满寻根，作者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寻根方式和寻根基地，这对当前宗族寻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柳育龙先生于2009年萌生编纂该书的念头，从2013年开始正式撰写，遍访陕西各地柳氏后裔，下江南，上山西，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巨著。编纂家谱这项工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尤其是靠一己之力更是如此。编纂者多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编纂工作，并且要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此外，对于编纂者而言，至少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且谙熟宗族历史；二是古文功底深厚，方可编纂出好的家谱；三是时间充沛，编纂家谱是耗时耗力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年代，能够像柳育龙先生这样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人越来越少。2006年，我开始系统接触家谱，先后到过孟津县、洛宁县、伊川县、宜阳县、嵩县等地方搜集家谱，在搜集的过程中，访问过诸多编纂家谱的老者，大多半途而废。要么资金不够，要么缺乏追根溯源的勇气，修谱工作大多开始激情高涨，最终却不了了之，甚是可惜。时至今日，我一直比较关注家谱研究的发展动向，做过几个这方面的课题，现在在研的家谱项目是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家谱叙事中话语与权力表达研究》。柳育龙先生的这部《家谱与寻根》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下面我就从这个方面肤浅的谈谈。 时至今日，家谱到底有多少种呢，武新立先生认为：“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中国家谱的收藏情况是：内地约有28500余种，台湾有10613种，香港有700种，日本有1750种，美国有1430种，共计42993种。假如我们估计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重复部分，那么尚有三万四千多种。” 王鹤鸣先生在《<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指出：“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40%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种数达47000余种。”并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家谱散藏于民间，粗略估计，当前家谱种数5万余种应该不为过。如此浩繁的家谱，其定义也是多种多样，柳育龙先生通过梳理家谱的定义，最终坚持了王鹤鸣先生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所以，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该著作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此外，当前，王鹤鸣先生、冯尔康先生、常建华先生、钱杭先生、杜靖先生、王华北先生在家谱研究方面建树颇丰。 该著作以柳姓为例，在绪论中，系统梳理当前柳氏家谱的现存状况，柳育龙先生认为:就目前柳氏家谱来说，一是数量少，二是体例与内容不健全，就研究来说，虽然论文较多，牵涉的面也较广，但未形成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整体性的研究。这或许也是柳先生编纂这部《家谱与寻根》的一个初衷，这部著作对柳姓的开基祖、源流、播迁、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对通谱的编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家谱谱系存在的错误原因及《中华柳氏通谱》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篇，系统梳理了新旧家谱的体例与内容，柳育龙先生为柳下惠后裔，重点考察了《胶东郡望——福山高瞳柳氏家谱》，此外，在浙江青田一支考证中，该支为正宗柳宗元后裔。值得一提的是柳育龙先生在第四编现代家谱编撰流程中，系统整理了当前编纂家谱一般过程，这对家谱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篇，通过散文的形式寻根谒祖，收集了柳姓关于寻根谒祖的一些散文，主要有柳广辉先生的《古稀老人理清家族脉络传承世代遗风》、柳哲先生的《搜集家谱、历尽艰辛》、柳春垓先生的《寻找祖墓几十年》、柳梅先生的《家谱，一缕写不完的乡愁》、柳锦承先生的《修谱！修谱！何其难矣？》、柳忠秧先生的《楚歌》、柳小民先生的《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祖辈的心愿》、柳育龙先生的《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二十年后无村志》、《对方言文化的忧虑》、《我为何钟情于文史写作》、《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等，其中柳小民先生为柳育龙先生的父亲，叙述了本家柳姓近代的发展轨迹，同时表达了修谱寻根的心愿。柳育龙先生在《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一文中，编纂了本族字辈，一是实录祖上字辈；二是以明世系，并且以亲身体验为个案说明字辈推行实施的困难；在《对方言文化的忧虑》中，柳育龙先生表达了对关中方言渐渐消失的忧虑；在《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该书中为何刻意描述柳公权的墓地位置，又进一步阐明了柳家村与柳庄的关系。下篇中还详细介绍了寻根指南、寻根基地以及家谱中的常识性问题，这对寻根谒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谱与寻根》是柳姓修谱和寻根谒祖的指南，对于柳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姓氏而言，也极具参考价值。 一部家谱，一个姓氏，细细品味，那一抹浓浓族史，走远，又归来。 从懵懂起，至暮年归，不禁想轻轻的问一句，归属地是否安好。 家和则族兴，族兴则国昌；盛世修谱，文化传承；时光不老，寻根谒祖；略述浅薄，以抛砖引玉。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王忠田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不知道这个是否对您有帮助，刘氏宗亲网的文章表述，自1986年《四川工人日报》刊登《刘备真墓可能在奉节》后，又经《文摘周报》转摘，一两年内，该作者收集到16种《刘氏族谱》，后又从山西族谱研究中心及上海谱牒研究中心获悉：山西族谱研究中心收藏刘氏族谱几百册；上海谱牒研究中心收藏刘氏族谱几百部。
(1)妇女的服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行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幔，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无复遮蔽，士庶竟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饰。中唐以后，窄袖管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宽袖衣裳，妇女服饰愈来愈肥，愈加褒博。（2）女服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左图为穿襦裙、披长帛的妇女（河南洛阳关林出土唐三彩俑）上衣为短襦或称半臂，它与披肩构成当时襦裙的重要组成部分。（半臂形制如同今短袖衫，因其袖子长度在长袖与俩裆（背心）之间，故称为半臂）初唐女服多用披帛，又称画帛，通常以轻薄的纱罗裁成，上面印画图纹。长度一般都在两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走起路来，随着手臂的摆动而不时飘舞，非常美观。从大量图像来看，唐代妇女在各种场合，如劳动、娱乐或出行，都喜用披帛作为装饰。隋、唐时期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以上身着襦、袄、衫，下身束裙。本图为初唐时期穿襦裙、披长帛的妇女。披帛，是长条形状的巾子，搭在肩上，缠绕在手背间，一般都是薄薄的纱罗裁成，上面有印花，或者是金银线织就的图案。唐代广泛流行。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披帛分两种：一种横幅较宽，长度较短，多为已婚妇女所用；另一种长度可达两米以上，多为未婚女子所用。唐代妇女所披的帛巾，大体有两种形制：一种布幅较宽，但长度较短，使用时披在肩上。形似披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及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壁画所绘的披帛，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帛巾布幅较此为窄，但长度有所增加，妇女平时披此，多将其缠绕于双臂，走起路来，身后似拖着两条飘带。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及张萱《捣练图》所绘的披帛，都属于这种类型。左图中所绘女服，是胡服的典型样式，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它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锦边。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凡穿胡服的妇女，腰间都系有革带，革带上原来是北方民族的装饰，在魏晋时传入中原。到了唐代，曾一度定为文武官员必佩之物，上面悬挂算袋、刀子等七件物品，俗称“蹀躞七事”。开元以后，由于朝廷有了新的规定，所以一般官员不再佩挂。但在民间妇女中十分流行，凡穿这种服装的妇女，腰间都系有革带，革带上还常有若干条小带下垂，只是装饰之意，无使用价值。(3). 妇女服饰与其地位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由此可知唐诗里说的“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不是虚言。或许《簪花仕女图》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图中的妇女穿高腰长裙，抹胸披帛，神态悠然，显得雍容典雅异常。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武德、贞观之时，骑马的宫人“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如今看来该是十足一副阿拉伯妇女模样；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妇女上街多著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在西安郑仁泰墓出土的骑马女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样式的帷帽；武周之后帷帽大行；而到了开元年间，“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再后来更是连胡帽都脱去，“露髻驰骋”了。我们至今还能够在传世的画作里看到开元年间的那种情景。《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描绘了唐玄宗时代显赫一时的皇亲杨氏姊妹出行游春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女性上襦下裙，披帛，但无帷帽，神情骄矜自信，丝毫不见后世人物画中的羞涩女子形象。“著丈夫衣服靴衫”“女着男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不守妇道的表现,因此几千年来极为罕见,但在唐代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服饰现象却极为盛行。永泰公主墓中就有一幅线刻画，可以看得出来是两个男装胡服的宫女形象。在西安韦顼墓、章怀太子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装扮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的流行度。我们可以将唐代妇女的装束归结为两个字：大胆；大胆地穿着轻纱薄罗，大胆地穿着男装上街。这种现象在晚唐之后、民国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将《簪花仕女图》与慈禧太后生日时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唐代妇女着装这种大胆的特质就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慈禧身上的服饰繁复华丽，无处不是绣纹，无处不是珠玉，但与唐代宫廷中的几件薄衫比起来，却只能透露出一股子末世的颓败气息。唐代妇女的这种大胆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资料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唐代妇女积极从事各项娱乐活动包括骑马、射箭、拔河、打球、荡秋千、斗百草等,她们有单独公开的社会活动,甚至可以结社。唐朝的权力中心一度由女性执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皇后韦氏及其女儿安乐公主都曾积极地参与政事。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妇女所受到的束缚明显小于其他时代,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裹小脚之类的严重损害女性身心健康的事情怎么能在唐代风行起来呢？唐代的妇女着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妇女的确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唐朝终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我们如今所说到的一切锦绣衣饰，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品。新旧唐书的舆服志（《新唐书》中为车服志）共两万五千多字，提起平民女子装束的不过“庶人嫁女”之类的寥寥数语。想要从贵族的墓葬品中找到关于唐代平民女子衣饰的文物更是难上加难。一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能够穿着那些华丽衣饰的女子其实不过少数。我们总认为唐代妇女服饰华贵美丽，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相，然而更多的时候，它们会蒙蔽我们的双眼。
一．韩国服饰的起源韩国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对此，史书中就有记载：“服制礼仪，生活起居，奚同中国”。唐代时，新罗与唐朝交往非常密切，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无异。韩服的个性发展开始于李氏朝鲜中期。从那以后，韩服特别是女装，逐渐向高腰、襦裙发展，同中国服饰的区别逐渐增大。但官服、朝服等重要礼服，仍一直延续着较多的中国特色。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西式服装进入韩国。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人们觉得韩服太过繁琐，穿着不便，因而使用者大为减少。但是，韩服爱好者一直积极推销韩服，并设计出了合乎时代、容易穿着的式样，使韩服重新恢复了活力。二．韩国服饰的文化韩国服饰文化包括传统韩国服装和现代韩国服装。（一） 韩国服装，即韩服。1．韩国服饰文化特点（1）韩国服饰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一般来说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男性以裤子, 短上衣, 背心, 马甲显出独特的品位。白色为基本色, 根据季节, 身份, 材料和色彩都不同。韩服的特征是色彩, 纹路, 装饰等很随意。 使用两种以上颜色, 超越单纯色彩的范围, 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 花纹, 衣边装饰也增添了韩服的美。韩服的美可以从外观的线条, 布料的色彩及装饰的变化中看出。强调女性颈部柔和线条的短衣, 内外边V字型领或自然柔和的袖口曲线, 突出温和感。 从短衣到裙子, 垂直下垂的线条都体现端庄, 贤淑。 裙子从上到下渐渐扩散细纹增加优雅之美。 线条的美在男性的服装中也一样。（2）韩国服饰还可掩饰体形上的不足，使体形较矮的人看上去较高，较瘦的人看上去则较丰满，增添女性之美。如今，大部分国民是已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春节（农历正月初一）、除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搭配优雅的长裙；男性则是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刺明艳华丽的锦绣。韩国传统服装-韩服女装由短上衣和宽松裙子组成,显得十分优雅,男装由上衣和裤子组成.作为白衣民族,韩服基本色为白色。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身份其着装的穿法、布料、色彩不同。提到韩国服饰就不能不提到05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在韩国釜山举行，韩国特意为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制作了韩服。据介绍，每件韩服的颜色和图案分别根据“阴阳五行说”选定，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例如黄、青、赤、黑、白五色分别代表着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图案方面，制作者则选择了青松、竹子、云和牡丹为花样。青松和竹子代表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君子风范，而云和牡丹则象征着远离世俗的超脱境界和华丽富贵。（3）历史上，韩国服饰是朝鲜半岛居民的普及服装，不过如今却很难在大街上看到了。韩国人之所以平时不穿韩服，是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传统韩服穿起来相对复杂，活动也不很方便。不过，这样反而提高了韩服的档次，使之成为重要节庆活动的礼服。韩国服饰着装比现代服装复杂得多，以女式韩服穿法为例，裙子里边要穿上衬裤、衬裙等配套服装。衬裤要比衬裙短3到4厘米，衬裙也要比外裙短3到4厘米。裙子的开启部分要放到后边，侧襟放到左边，并从前面系上。此外，女子穿韩服时搭配的发卡、耳坠、戒指等首饰，应选择古典的风格才可展示出典雅的气质。穿韩服当然必须化妆，不过据朋友讲，即便在平时，韩国女孩出门前也会精心打扮一番，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修养的表现。在韩国人心中，正式场合穿韩服已经上升为一种规范，如果有晚辈违反，长辈便不会接受他们的“请安”。过年过节，上街不穿韩服还会被陌生人指为“粗鲁、没有礼貌。”也正因为如此，不管韩国人身处何方，韩服在他们心目中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2．韩国服饰的种类韩国服饰可根据身份, 功能, 性别 , 年龄, 用途, 材料分类。 现代观点中, 用途上的区分最有代表性。 根据生活风俗用途, 韩服分为婚礼服, 花甲服, 节日服, 周岁服等。（1）节日服在韩国, 春节早上必须给父母拜年, 父母穿平常韩服, 孩子们穿色童(七色彩缎)短衣和韩服拜年。（2）花甲宴服是子女们为花甲的父母举办的仪式, 祝父母身体健康, 长寿, 这时摆上宴席祝寿。花甲宴的男性穿戴金冠草服; 女性穿小礼服一唐装。 （3）周岁服在韩国, 孩子一周岁的时候要举行祈求孩子, 无病长寿的仪式。 这时, 孩子要穿周岁服。 男孩子转浅色衣服, 一般是篮色边粉红色短衣浅紫色裤子, 上面穿蓝色背心, 草绿色衣带。 女孩子用深绿色或黄色做短衣, 周岁或特殊的日子里穿色童短衣, 最近也给周岁的女孩子穿唐装。（4）婚礼服传统婚礼上的韩服比平常韩服华丽。 婚礼上, 新郎的穿戴是裤子, 短衣背心, 带结上穿外套, 戴纱帽冠带, 穿木靴。 新娘是红裙黄短衣上穿圆衫, 戴发簪, 龙簪上垂着前缀和飘带。（5）生活韩服传统韩服因穿戴复杂繁琐, 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穿。 因此,最近出现追求简单便利的生活韩服。 生活韩服种类繁多, 根据材料的多样性和设计的差异生产各种各样的样式。 因其传统美和价格低廉也受到国外游客的欢迎。（二）韩国现代服装韩国现代服装的特点标新立异的不对称设计，是“韩流”中最典型的款式。比如去年开始流行的裸露一侧肩部的单肩设计，给追求时尚的女孩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而这种不对称设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韩式服装上：裙长变得不规则不对称，裙子下摆被设计成斜线的不对称或完全的不规则，使穿着更有动感。领部的独特设计，前襟的不对称设计，都给夏日服装注入新鲜的感受。韩国服饰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所运用的夸张手法，它满足了都市里忙忙碌碌的人们渴望宣泄的心情。个性的张扬就是快乐的源泉：宽就宽到极至的阔腿裤，瘦便瘦到极至的紧身衣。你可以妩媚到极至：纯白色紧身背心，嫩粉色的绣花长裤，一举手，一凝眸，都散发无尽的女性魅力；你也可以神秘到极至：黑色无带背心配黑色的阔腿长裤，本色的鱼网长裙，一个令人目光追寻的神秘女郎。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服装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1]张文明.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N]. 云南政协报,2020-08-26(006).[2]孟庆.关于人物摄影与服装造型的关系探讨[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44-45.[3]李雯.白裤瑶设计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究[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193-194.[4]杨韶斐.探析民族服装设计中蕴含的文化性和审美性[J].西部皮革,2020,42(15):50.[5]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产业网络定制营销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7):73-74.[6]王丽霞.民族服装的传承与创新--评《创意服装设计学》[J].印染助剂,2020,37(06):67.[7]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规模个性定制营销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11):13-15.[8]新华.民族服装业中的销售问题初探--以呼和浩特蒙古族服装业为例[J].全国流通经济,2020(15):28-29.[9]郑天琪.西南少数民族服装配饰功能与内涵研究[J].美与时代(上),2020(05):120-121.[10]张君浪.中国民族服装品牌发展的国际化探索[J].国际纺织导报,2020,48(04):55-59.[11]新华.民族服装加工业经营的调查研究--以巴林右旗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06):16-17.[12]陈欢,卢菁菁.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文化探析[J].智库时代,2020(09):275-276.[13]王俊伟.闽南服装文化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工业设计,2020(02):146-147.[14]陈志军,蔡珍珍.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创新研究[J].纺织报告,2020(01):72-73+78.[15]陈莉芳.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轻合金加工技术,2020,48(01):68.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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