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娲降格辨论文范文

女娲造人是中国上古神话 传说 之一，最早见于《山海经》和《楚辞》中，明确提出于《风俗通义》中。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女娲造人神话传说 事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一、女娲造人历史记载

《太平御览》：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狗，初三创造猪，初四创造羊，初五创造牛，初六创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一点一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为了让人类永远的流传下去，她创造了嫁娶之礼，自己充当媒人，让人们懂得“造人”的 方法 ，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

这些传说是由于当时受到母系社会的影响，从而来编造这么一个英雌，体现出了当时的母系社会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女娲造人的神话，反映出早期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存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子女只认自己的母亲，无父无夫的国度。女娲造人的神话正是含有母系社会的影子。

《淮南子·说林训》提出了女娲与诸神共同造人之说，当女娲造人之际，诸神一起来襄助她：黄帝造出女男性别，上骈造出耳朵眼睛，桑林造出胳膊手掌，女娲所以能多般转变创造化育。”汉末学者高诱注解：“黄帝，是古代的天神，在开始造人的时候，造出性别;上骈、桑林，都是神的名讳;女娲，是天下共主的王者。多般转变创造化育，这里说创造化育(人类)的社会进化大业并非只是一个人的功劳。”

后续时代提出另一种传说，女娲是与伏羲为兄妹繁衍人类，《独异志》卷下：从前宇宙初开时，天地之间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下，而天下未有别的人民。相议想为夫妻，又自觉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将天上的云都合起来一团，要不就把云散了吧。”于是天上的云立即合起来，兄妹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俩人的子孙后代。

这些传说则是反映母系社会过渡父系社会，男性权力的增大与对社会的掌控，越来越多的人不能接受人类的造物主与至高神为女性的说法，即女神中心神话向男神中心神话转换，最后以男神权力取代女神为终结。女娲造人的降格，随着父系社会对女神的削弱，不一产生了黄帝、伏羲、盘古等，与女娲共同造人或繁衍人类或取而代之。

二、女娲造人历史历程

女娲神话的第一批古书籍记载例如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和《楚辞》(虽然《说文解字》记载西周末年的周宣王太史籀所作著作中有娲字，但已亡佚，仅作传言)。尽管二书中的记载还比较模糊朦胧，但今人多肯定其以造人为职能的始母神神格意向。袁珂先生就将《楚辞·天问》中的“女娲有体，孰能匠之”理解为“女娲作成了别人的身体，她的身体又是谁作成的”。丁山先生则更为明确地认为这两句话说明：“(至少)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固已盛传女娲造人的 故事 了。”

至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的记载，袁珂则以晋人郭璞注为解：“或作女娲之腹。”又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并以汉人许慎和刘安的话作为参证 。丁山也认为这“显然又是孕毓人类的寓言” 。尽管如此，这些记载当中仍然没有明面提出女娲造人的说法。

除了造人之外，先秦典籍中女娲为乐器始神(发明瑟、笙簧、埙等)的记载也应该是女娲造物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尤其是它在移位到文学中的浪漫题材，更是缺少关注。《礼记》与《帝王世纪》、应劭《世本·作篇》作“女娲作笙簧”，可见孔疏不误。这短短五个字的记载却成为后代文学家驰骋才华的平台。

古籍中最早明面提出女娲造人故事的是《风俗通义》，这则故事虽然正面描写了女娲造人的事迹，显示出女娲始祖母神格的地位，但毫无疑问，其中已经烙上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子。“抟黄土作人”被认为是人类 文化 史上制陶技术的发明在神话中的投影，而所造人类产生富贵贫贱之分则是人类进入等级社会的反映。这说明，神话一旦离开了它自身的生长土壤，它的形态就要随着新的生长土地而呈现出新的姿态。

同时，女娲还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婚姻之神。《风俗通》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罗泌认为：“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因典祠焉。”这应该是人类进入婚姻制度之后所赋予女娲造婚神话的痕迹。

三、女娲造人传说事迹

天地开辟以后，天上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地上有了山川草木，甚至有了鸟兽虫鱼了，可是单单没有人类。这世间，无论怎样说，总不免显得有些荒凉寂寞。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女神，叫做女娲。据说，她一天当中能够变化七十次。有一天，大神女娲行走在这片莽莽榛榛的原野上，看看周围的景象，感到非常孤独。她觉得在这天地之间，应该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让它生气蓬勃起来才好。

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呢?

走啊走啊，她走得有些疲倦了，偶然在一个池子旁边蹲下来。澄澈的池水照见了她的面容和身影;她笑，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笑;她假装生气，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生气。她忽然灵机一动：“虽然，世间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了，可单单没有像自己一样的生物，那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像自己一样的生物加入到世间呢?”

想着，她就顺手从池边掘起一团黄泥，掺和了水，在手里揉团着，揉团着，揉团成了第一个娃娃模样的小东西。

她把这个小东西放到地面上。说也奇怪，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地面，就活了起来，并且开口就喊：

“妈妈!”

接着一阵兴高采烈的跳跃和欢呼，表示他获得生命的欢乐。

女娲看着她亲手创造的这个聪明美丽的生物，又听见“妈妈”的喊声，不由得满心欢喜，眉开眼笑。

她给她心爱的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

人的身体虽然小，但据说因为是神创造的，相貌和举动也有些像神，和飞的鸟、爬的兽都不同。这样，看起来似乎有一种管理宇宙的非凡的气概。

女娲对于她的作品，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又继续动手做她的工作，她用黄泥做了许多能说会走的可爱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在她的周围跳跃欢呼，使她精神上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安慰。从此，她再也不感到孤独、寂寞了。

她工作着，工作着，一直工作到晚霞布满天空，星星和月亮射出幽光。夜深了，她只把头枕在山崖上，略睡一睡，第二天，天刚微明，她又赶紧起来继续工作。

她一心要让这些灵敏的小生物布满大地。但是，大地毕竟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还没有达到她的意愿，而她本人已经疲倦不堪了。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创造人类的方法。她从崖壁上拉下一条枯藤，伸入一个泥潭里，搅成了浑黄的泥浆，向地面这么一挥洒，泥点溅落的地方，就出现了许多小小的叫着跳着的人儿，和先前用黄泥捏成的小人儿，模样一般无二。“妈妈”“妈妈”的喊声，震响在周围。

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工作，果然简单省事。藤条一挥，就有好些活人出现，不久，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踪迹。

大地上虽然有了人类，女娲的工作却并没有终止。她又考虑着：人是要死亡的，死亡了一批再创造一批吗?这未免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他们继续生存下去呢?这可是一个难题。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小人儿分为男女，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叫他们自己去创造后代。这样，人类就世世代代绵延下来，并且一天比一天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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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伊始，人类社会步入了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动之中。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动之中，克隆技术备受关注，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名词。一方面，由于克隆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美好前景，人们对它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其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不确定的抑或是灾难性的后果，不少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强烈反对。2004年11月19日联合国一次会议放弃了制定一项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条约的努力。在这次大会上，由于争论陷入僵局，由哥斯达黎加等60国提出的要求全面禁止克隆人试验的提议，和由比利时提出的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研究、允许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提议均未通过。克隆技术目前发展状况如何？克隆人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克隆技术产生了哪些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可以禁止吗？伦理学不能接纳这项新技术吗？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克隆技术的发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成为可能 上世纪初，韦伯（H. J. Webber）创造了“克隆”这一词，其含义指由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的其他个体。由于该词构词简短，容易发音，能清晰表达出准确的意思，因此这一术语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加以广泛使用[1]()。1952年，科学家开始用青蛙进行克隆实验。从此以后，动物克隆的试验结果不断涌现。1970年克隆青蛙实验取得突破，青蛙卵发育成了蝌蚪。1984年第一只胚胎克隆羊诞生。1997年2月24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用取自一只6岁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培育成功一只克隆羊。1998年7月，日本科学家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两头牛犊诞生。2000年1月，美国科学家宣布克隆猴成功。2000年3月14日，曾参与克隆小羊“多莉”的英国PPL公司宣布，他们成功培育出5头克隆猪。 随着一系列克隆技术突破的完成，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讲已成为可能。有的科学家认为，从技术上说克隆人并不比克隆其他哺乳动物更困难。克隆人即将出世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意大利著名的“克隆狂”安蒂诺里曾宣布，克隆胎儿将于2003年1 月问世。2003年第一期《发现》杂志也把2002年“命名”为“克隆年”，理由是克隆技术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克隆人的阶段。该杂志断言：“虽然世界不想要克隆人，但克隆人却将要出现。” 但是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克隆人的问世，原因是尽管克隆技术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目前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分化的体细胞克隆对遗传物质重编（细胞核内所有或大部分基因关闭，细胞重新恢复全能性的过程）的机理还不清楚；克隆动物是否会记住供体细胞的年龄，克隆动物的连续后代是否会累积突变基因，以及在克隆过程中胞质线粒体所起的遗传作用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着低着床率、高流产率的问题，维尔穆特研究组在培育“多莉”的实验中，融合了277枚移植核的卵细胞，仅获得了“多莉”这一只成活羔羊，成功率只有％，同时进行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和胚胎细胞的克隆实验的成功率也分别只有％和％。此外，生出的许多个体表现出生理缺陷或畸形。以克隆牛为例，日本、法国等国培育的许多克隆牛在降生后两个月内死去[2]。观察结果表明，部分牛犊胎盘功能不完善，其血液中含氧量及生长因子的浓度都低于正常水平；有些牛犊的胸腺、脾和淋巴腺未得到正常发育；克隆动物胎儿普遍存在比一般动物发育快的倾向，这些都可能是死亡的原因。 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都不甘落后，谁也没有放弃克隆技术研究。同时，克隆人的出现越来越成为可能，人们对其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担心。 二、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 人们对克隆人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的担心由来已久。1978年科幻小说家D ·罗维克写了一本书《克隆人》。书中描述了一位67岁的富商，独身而没有子女。他对遗传工程非常感兴趣，并且了解了科学界没有对外公开的可能引起争议的一系列试验。他愿意花费巨资制造一个他自己的复制品。他找到了愿意为他做克隆人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并最终在1976年成功地克隆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这本书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轰动。这以后人们对克隆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加忧虑。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雷德贝格博士认为“在哺乳类或人类中完成这项工作绝不会有特殊困难”，但是“它把人类推到了一场进化上的大骚乱的边缘”[1]()。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1997年6月5日通过决议，认为“克隆体必将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他将不再被视为一种目的而成为一种手段，我们不再称其为人，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操作的物件，它还与以多样性为依托的生物法则格格不入，正是这一多样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认为克隆人可能带来如下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1.用人体来做实验时产生的伦理问题 克隆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将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取出与一个去掉细胞核的卵子结合，然后将这个卵子植入母体发育。这里首先有一个人的胚胎实验问题。国外某些伦理学家认为这侵犯了人的胚胎的权利，特别是当这种研究用于非治疗性目的时更是如此。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早期胚胎根本不是人的个体，不存在什么利益需要保护，不存在什么尊严需要尊重[3]()。笔者认为即便这里不存在个人胚胎的权利尊严利益问题，也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尊严的问题。这里的尊严不仅仅是对人类的尊重，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规避重大灾难的问题。人类繁衍至今，还从来没有自己通过技术制造自己，那只是传说中的女娲和圣经中的上帝干过的事情。这样做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把握它？这些都需要伦理学做出深入的研究，规避技术可能带来的重大灾难也正是现代伦理学的任务之所在。 进而当把这个进行无性生殖的卵子或胚胎植入母体让他成长发育时，其他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就又产生了，这主要涉及妇女儿童的权益与尊严问题。在用动物做实验时，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和一些伦理学家甚至认为存在着伦理问题，认为这给动物带来了痛苦，伤害了它们的感情。法国国家农学研究院2000年10月21日制定的动物实验伦理学章程中规定：动物是具有感受性的生命体，并具有认知能力与情感。它们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从事动物实验者有义务保障它们的身体和待遇状况不受无谓的威胁。避免使它们遭受无价值的痛苦应是实验者思考问题的前提。对人来讲，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如果用人体来做实验，可能伴随着大量的流产问题，这将给这些妇女带来痛苦和伤害；也可能克隆出比例很高的不正常人，比如怪胎、生理上有遗传缺陷的人，这些不幸的事情事先难以预测和阻止。而这些都会给当代或下代人以及社会带来痛苦和负担。这和生物医学伦理中的不伤害原则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和完善。 2.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 即使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使人的基因得以重组优化而能够复制出一些社会精英来，可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能复制出正面人物，也同样能复制出反面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复制出大批他可以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他就充当了造物主的角色，克隆出来的人成了他的工具，从而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将荡然无存。从伦理学来看，这种克隆人导致的人自身不被看作是目的，而沦落为一种工具，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挑战，康德认为人“要这样行动，以便将人类，包括你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永远只当作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4]()。而这种目的的克隆正是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是不符合伦理学原理的。从技术价值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用来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它的价值也在于此。现在用克隆技术产生出个别人要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的话，人性即将被改变，科学技术对全人类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正是从批判把人工具化、手段化，把人降格为物的角度提出的。马克思抨击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贬低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写道：“对我来说，你是生产那在我看来是目的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对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样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占有我的物品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产者”[5](vol 42, )。显然，马克思反对把人工具化、手段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的尊严应当受到尊重，认为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恩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将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认为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应该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或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vol 42, )。他主张建立一个与“人类本性”相一致的、将人当作真正目的的未来社会。他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5](vol 25, )。当克隆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正确使用它来为人类服务，从人出发而复归为人，以人为本，这将是对我们的考验。3.当代人的选择和克隆人的社会定位问题 从理论角度讲，我们可以使用基因重组技术把我们认为是决定好的性状的基因组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我们认为最优秀的人。在这里一个伦理问题又产生了，所谓的“好”是我们当代的理解，是我们自己现时的标准。下一代人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阐述了视界的不同和变化的问题。有无数不同的视界，造成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而又绝不会有封闭的视界。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6]()。所以我们认为是“好”的特征他们可能不接受。举一个例子来说，唐代妇女以胖为美。如果以这种审美观点克隆胖美人，当她长大后发现不被人认为很美，她乐意吗？既然克隆人与我们具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将我们上一代人的价值标准，我们的善恶观念和审美观念，通过技术的方法强加给他们呢？克隆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但是这种选择的权利我们怎样去使用？我们能做好造物主吗？准确的答案和方法目前还没有。在人类进化的若干年中，正是由于遗传具有不确定性，才构成了对人类的重要保障，以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出于他人意愿或目的、对个人命运进行预定的行为。如果早就能对个人命运进行控制，人类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我们使用克隆技术要慎之又慎。 克隆人如果真的产生出来了，如何处理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将显得十分尴尬。假定一对夫妇使用丈夫的遗传物质克隆了一个小男孩，那妻子是这个小男孩的生身母亲吗？如果说是，小男孩并不带有她的遗传物质。而说不是，他确由她所生。而对于丈夫来讲呢？小男孩是他儿子呢？还是另一个他自己？这样，世代的秩序和个人身份的确立被打乱了。而这种秩序和定位是构成人和社会的最基本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历练于其中，如果这种秩序和定位产生了混乱，人和社会的意义将发生偏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套社会认同和接受的伦理规范。 总之，克隆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许多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有些是根本性的问题。和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对待这些问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恐惧，一提到克隆人，想到它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便谈虎色变，避而远之，坚决禁止；另一种是对新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惧怕后果，不顾各种阻挠，大力发展。这两种做法都不足取。后者遭到了社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反对，而前一种态度则貌似一种理性的负责的态度，实则不然。技术是能禁止的了的吗？伦理原则必须要固守以前的框架吗？ 三、克隆技术的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开放性对于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许多组织和国家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11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中通过《关于人类染色体的一致宣言》，在其正文第11条中规定“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行为，诸如以生殖为目的的克隆技术，应当予以禁止”。美国伦理咨询委员会在1997年6 月呈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中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论是在公共范畴还是私人领域，试图以克隆方式，即通过移植体细胞核的方法制造一个婴儿，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从精神上不能接受的。” 来自不同层面的许多声音要求禁止人类克隆，然而，事实上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谁也没有终止克隆技术研究。这一点上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具有代表性，在1997年2月底宣布中止对“多莉”研究小组投资后不到1个月，英国科技委员会就对克隆技术发表专题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们认为盲目禁止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建立一定的规范让它为人类造福。这表明了克隆技术还是要发展，不能因为可能产生的伦理学问题而禁止它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发展。这就涉及到技术发展规律和伦理学的开放性问题。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可能产生不利的一面。克隆技术也是如此，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构成了它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但它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人们对其产生忧虑并限制其发展的原因。由于利益的存在，全面绝对的禁止无从谈起。上述英国政府的态度和开篇提到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克隆人决议未获通过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而目前采取的限制手段也不可能阻挡住克隆技术的发展。 首先，科学和技术一经产生，它的发展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一定的规律，就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强制而随意控制和消灭得了的。技术的发展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它具有在积累的前提下自我创新的能力，在一定规模上自我增长的能力，通过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趋势适应环境的能力，自我扩大应用层面和范围的能力等[7](—51)。技术的运动是积极和开放的，即使人类介入并加以控制，其自身的规律和作用仍然存在。科学史上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避孕套刚发明的时候，许多人反对使用，但是很快就普及开来。 其次，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主体——科学家对未知的事情具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在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学术报告时说过一段话：“科学很大一个作用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出于好奇而进行研究是科学家的本性，甚至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克隆人有强烈的兴趣。政府不让搞，他们偷偷摸摸也要搞。这也是克隆技术不易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目前的一些伦理学原则来讲，也并没有要求我们全面停止这项技术的研究。现代功利主义对待这些问题采用的是“冒险—获利”原则，它要求对研究和应用技术进行详尽的分析，作出综合性评价，估算研究或试验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可能受伤害的危险，冒险相对于利益及获得知识的重要性来说是否合理。获利大于伤害即是可行的。康德反复强调的是要充分考虑“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权”、“个人的自决权”。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伦理学的原则，它通过社会各方的对话和反思，建立起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并使各方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在这里反复强调了对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理解，提出以理性应对科学研究对人类带来的风险和分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协商伦理不再认为道德具有绝对的特性，它可以随社会环境而改变。“道德是为人创造的，而不是人为了道德”。由于和现时的伦理学不符而禁止克隆技术研究，与以上伦理学精神相悖。所以，与其要严格禁止克隆技术的发展，不如遵循因时而异的态度加以控制并引导其发展。 社会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和保守性，但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新鲜事物，产生新的情况，必然对已有的观念提出挑战。思想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适应新的思想，增加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技术的信任。时间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而是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促使产生了新的观念，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近些年来，伦理学家对新的生物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公众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伦理学应该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去对待新事物的发展。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整个世界都在为之发生改变，它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没有一成不变的伦理学，它应该具有开放的框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改进。这里有关克隆技术的伦理原则也应该是因时而异的原则。我们也应当接受每一代人对我们今天的文明准则有不同的阐释，应当看到，如果因为我们现时的见解而用禁止的办法来避免克隆人的出现，早晚必然要被修正，因为人们能够逐渐正确对待和处理克隆人的相关事情。2004年1月，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由科技部、卫生部联合印发全国各相关单位。禁止生殖性克隆研究，允许人胚胎干细胞和治疗性克隆研究，提出了相关行为规范。这是对克隆技术发展的规范，是对待克隆技术的一种理性做法，它既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也符合伦理学开放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为此而产生丝毫松懈，以为克隆人不会出现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前者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后者的进步。这种做法的着眼点是要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充分利用克隆技术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又要严格控制可能造成混乱的克隆人的出现，但同时必须抓紧做好社会各方面包括伦理学方面的工作，准备应对克隆人的出现。 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兴趣推动，构成了克隆人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不可预见的伦理和社会灾难又使人类望而却步。这便形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技术向前发展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而伦理学的框架也是开放的。为此不能采取全面绝对禁止或大力支持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控制好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大力做好伦理等各方面的相关准备工作，为克隆技术发挥好导向和协调的作用，有控制地发展克隆技术。

女娲造人的故事，在中国神话中，应该出现得很早。在屈原的天问中，屈原就向天发出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也就是屈原觉得奇怪啊，女娲创造了人类，但是在此之前，女娲又是谁制造出来的呢？

其实也能怪屈原有此疑问，因为女娲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的女族长的形象，所以详细传说和故事，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失传很久了，直到数百年后的西汉《淮南子》中，我们才看到了关于女娲造人的详细流程：“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什么意思呢？原来是黄帝区分了阴阳男女，上骈和桑林，这应该也是两个大神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他们制造了人的耳目和手臂，最后由女娲化生成人。原来造人是一条流水线，而女娲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产量也不大，一天70个！

等到了东汉的《风俗通》一书中，女娲造人的神话才演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天地开辟的字样，造人的大神也从众神变成了女娲一个人的活儿，以至于她一开始还一个一个来捏小人，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所以开启了批量操作模式，拿绳子沾泥水，然后将泥水抖落在地上就变成了小人。

再然后，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版本越来越多，民间对于女娲的崇拜也逐渐兴起。到了唐代的《述异记》中，女娲有摇身一变成了伏羲的妹妹，两人在一场洪水过后是唯二的幸存者，为了人类的繁衍，他们向上天祷告后结成了夫妻，重新繁衍了人类。这里，虽然女娲依然是人类始祖，但是已经从大神降格为普通的人了。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的演变和不同版本。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女娲从一最早原始母系社会的女神最后演化成现在伏羲之妻的这样一个过程！

从前，世界上没有人类，女娲用泥土做人，可太忙了。就用绳子沾了泥土，甩起来。把他们叫作人。

《风俗通》（应劭著）中有关女娲的两则短文1、原文：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传说是人面蛇身，创造了人类）抟黄土做人。剧务（工作繁忙），力不暇供（没有多余的力量来供应需要），乃引（牵、拉）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绳）人也。译文：民间传说，天地开辟之初，大地上并没有人类，是女娲把黄土捏成团造了人。她干得又忙又累，竭尽全力干还赶不上供应。于是她就拿了绳子把它投入泥浆中，举起绳子一甩，泥浆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后人说，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抟黄土造的，而贫贱的人只是女娲用绳沾泥浆，把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2、原文：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译文：女娲在神祠里祷告，祈求神任命她做女媒。于是女娲就安排男女婚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