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责任研究论文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探析来源： 作者：王继荣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强环境侵权法律责任的研究，对于保护正在日益恶化的环境，改善人类的生存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多种学说和观点，关于侵权责任要件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四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基本要件有四：1?行为的不法性；2?损害；3?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过错。二是三要件说，即认为侵权责任有三：1?过错；2?损害；3?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民法理论一直公认侵权责任由四要件构成。尽管各个要件的具体问题尚不无争议，但四要件说已成为通说。在笔者看来，侵权责任三要件说较为合理。 一、不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可推导出的责任要件只有三项：1?过错，即公民、法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2?损害，即对财产或人身的损害；3?因果关系，即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法律条文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规定与理论的通说产生了矛盾。一是法条未将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要件；二是法条将因果关系规定为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法条的明文规定似乎与三要件说相合。这表明既有的理论阐释于法无据。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一些法条在立法时或许缺乏理论上充分思考，但倘若这些规定按字面解释又在理论上合理时，我们应按合理的理论作为阐释或理解法条的根据，以完善法律解释，指导审判实践。 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把“不法”作为侵权责任要件，这似乎不尽合理。一则其不符合现行的民法规定，二则因其不利于操作，易使许多致人伤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认而被免责。这一点在环境侵权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确定当事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是否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与环保法的规定是有矛盾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中并无此项规定，正如常见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样，几个企业都按标准同时向河中排污，结果导致下游鱼苗死亡，这里的违法性要素何在?这种情况能说不是环境侵权?可见，不法性在环境侵权中并不十分必要。如何解决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即便排污没有超过规定标准，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为性质，并不必然具有广泛性。因此，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侵权构成要件的理论，笔者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违法的，特殊情况下是不违法的。所以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建议《民法通则》第124条在保留原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环保法中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即使企业无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损害。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财产或经济损失，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它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次，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加上人类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难证明致害人的过错。第三，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出发，环境污染的行为者大多是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造成污染的企业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础上的，故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公平合理的。同时，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既转移了自己的赔偿责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够赔偿。第四，在环保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动和促使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二)损害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1?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2?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人身损害及其赔偿。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三)因果关系 传统的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违法行为为构成要件，因此，其应为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致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中，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的认定。 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在确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之所以要适用推定原则，是由这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第一，环境违法行为的形式复杂多样，同一危害后果可能由数个不同的行为引起，而且绝大部分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是由环境违法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过程共同完成的，后者在法律上应认为是环境违法行为的继续，环境违法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渐进的，使得其违法行为的实施与危害后果的发展时间间隔较长，其因果关系具有不紧密性和隐蔽性，证据也易灭失。第二，由于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的局限，要查明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尚非力所能及。如果处理环境案件仍要求有严密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并按通常的诉讼程序去查证因果关系，就会拖延诉讼时间，使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赔偿。第三，在确定因果关系时，多因一果的现象经常出现，如数家工厂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饮用该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很难或根本无法证明谁是致害人，他只需证明分别存在时间、地域和致害物质的同一性，则可成立共同侵权行为的推定。这种推定允许被告提出反证，即如果任何一个被告能够证明自己未在同一时间、地点排污，或排污为另一物质，则不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致害人，应按照排污量的比例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应当指出，不能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混为一谈。依唯物辨证法，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互相制约的，其中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为另一现象所引起，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为原因，被原因引起的现象为结果。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这种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就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但既然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以确定责任为目的，那么，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原理只有适合于这种特定场合时才具有意义。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本身就置于纷繁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下，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原因中寻找对于确定侵权责任具有意义的原因，才能上升为民事侵权中的原因，才具有侵权责任要件的意义。

再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评《侵权责任法》第65条 诚然，由于制定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渊源，法官应该严格执法，但是，在立法中存在漏洞或空白时，司法实践中法官造法就不可避免了。[21]但是，当我们已经发现立法中存在漏洞，我国立法机关为什么不通过完善立法的手段填补立法漏洞，而要将立法漏洞任由司法实践中的法官“自由裁量”与“造法”呢？就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而言，我国立法，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立法无视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中被证明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不完善的事实，而依然沿袭传统立法，维持存在漏洞的立法现状，这无异于置司法实践中的法官于两难处境。当法官面对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外的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时，要么严格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舍弃救济受害人利益的“自由裁量”；要么以救济受害人为己任，采取“自由裁量”、“法官造法”等手段救济受害人，舍弃严格“依法”断案原则。因此，在立法上，如果不能科学构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话，那么，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拥有良知与丰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知识的法官舍弃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继续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判决案件，即法官继续造法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应该允许法官造法”的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22]但是，笔者认为，为保持我国基本法律渊源的稳定性，我国应从立法上完善现行立法的缺陷，为法官严格执法提供法律保障。 注释: [1]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2]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除第124条规定的“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为特殊侵权行为外，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为一般侵权行为。 [3][4]《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等与刘国权等环境侵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渝二中民终字第141号》，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 chinalawinfo. com/cane/displaycontent. asp？ (iid= 117517509&Keyword=(最后访问时jeJ 2011-06-08) 。 [5]《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等与刘国权等环境侵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渝二中民终字第141号》，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 chinalawinfo. com/case/displaycontent. asp？ Gid=117517509&Keyword=(最后访问时间2011-06-08)。 [6]环境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公民或法人因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乃至环境权益等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它是一种特殊侵权民事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且在举证责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参见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zls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曲格平主编：《环境与资源法律读本》，9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马骤聪主编：《环境保护法》，14114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五版)，30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陈泉生：《环境法原理》，8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13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罗丽：《中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比较研究》，83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7]《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等与刘国权等环境侵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渝二中民终字第141号》，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 chinalawinfo. com/case/displaycontent. asp？ Gid= 117517509& Keyword=(最后访问时间2011-06-08)。 [8]为解决适用分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现环境保护部)曾就《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适用发布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口，明确规定：“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9]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1}-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如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污染物的排出等所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以致于产生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危害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的现象。自然环境破坏，是指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等，使自然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引起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易、生态平衡失调等环境问题产生的现象。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17页。 [11]忠梅：《环境法》，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13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2]日本《环境基本法》规定：“公害”是指伴随企(事)业活动及其他人为活动而发生的相当范围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下沉和恶臭，并由此而危害人的健康或生活环境(包括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财产以及动植物及其繁衍的环境)。 [13]参见巨日己淡路刚久、大爆直、北村喜宣编：《公害法判例百选》(日文版)，142- 218页，东京，有斐阁，2004p。 [14]罗丽：《中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比较研究》，123一 I50页。 [15]本案是于2004年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起围绕栽种公路的行道树诱发梨锈病而致周围梨农收成减产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原告为武汉市某农业区2227户梨农，被告为市交通委员会、湖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市公路管理处、区公路管理所、区国道路段收费站、区交通局、区公路管理段7家单位。原告与被告纠纷的重点在于1997年被告所属公路部门在107国道东西湖区路段栽种桧柏的行为与原告所种植大量梨树发生梨锈病以及梨树减产的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坚持认为被告所属公路部门在107国道东西湖区路段栽种桧柏，是诱发梨树发生梨锈病并导致梨农收成减少的直接原因；而被告则主张梨树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桧柏树与梨树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一审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法庭进行了调解，在双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于2005年1月19日开庭审理，并于2005年3月18日做出了驳回梨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用33万余元全部免交的判决。此后，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黎昌政、李正国：《武汉梨农状告“行道树”栽种单位案一审判决》，载“新华网”，http：刀news. sina， com， cn/c/2005-03-18/22315399889x.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1-06-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