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发展总结论文

经学在时代不断变化更迭发展中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稳定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开始起步的。 此后，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种不同角度下的经学研究，但东汉的发展时期今文经学研究逐渐走向衰败，几乎销声匿迹，于是古文经学便以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受到朝廷以及学士的关注，成为以后经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 然而，到了清王朝发展的时期，今文经学却再一次出现于儒家经学研究领域中，并于短时间内在经学研究中站稳了脚跟，清朝儒士们对今文经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远超过古文经学研究。 与此同时，在新的研究视角下，有甚者更是大胆公然宣称古文经学的研究对象极有可能为伪造书籍，并深度揭示古文经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大量问题所在。 因此，纵观经学整体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古文经学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今文经学取代，这与经学学术研究的发展需要存在莫大的联系，是经学发展必然的趋势。明代的学术思想领域中宋学占统治地位，前期理学提倡自由研究本是学术界一大进步发展，但后来其内容日渐僵化，并大量空谈明心见性，所宣扬的理论多为不务实际的内容。 从而直接威逼清朝经学研究状况，乾嘉汉学以宗奉汉代古文经学为治学宗旨，在治学范围上以经学为核心，旁及文字、音韵、训诂、辨伪、校勘等，同时注重求实的考据之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 此时的古文经学研究由乾隆至嘉庆而极盛，其成就和学术文化的贡献是空前的。但也存在着缺点，最常见的弊病，是失之烦琐。 方东树对此现象曾在《汉学商兑》中言及：“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沽、形声、传注驳杂，吸据群籍。佐证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 由此可知，古文经学研究下存在的弊端逐渐被暴露无遗，其与社会运行方向已经出现无法调适的境况，面对经学出现的岌岌可危局面，经学研究无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发展突破口。面对古文经学不再继续立足于经学学术领域研究的局面，加之儒士对于学术变革的急切呼声，以及清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掀起的“以复古为解放”、“复古以求新”与鼓励学士从古代的思想宝库中寻觅新的思想启迪的思潮作用下，西汉时期就早已诞生的今文经学在沉默一千多年以后，又重新获得再生的机遇。 今文经学相较于古文经学学术领域中长期为顽固迂腐的皓首穷经方式下的烦琐考证研究，可谓一股清新浪潮。今文经学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灵活性很强的派别，它的特点是通过讲“微言大义”而言政议政、谈变倡改制，这无疑正适应了清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需要。 在此，我们可以断言，今文经学的重新出现，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经学学术发展的必然阶段。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在三个阶段里，今文经学渐渐融入了社会的发展中，并于客观现实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经学学术领域的发展迎来高峰期：大量相关经学研究资料显示，从乾嘉汉学向今文经学复归的时间大概是嘉庆末年，而清朝今文经学复兴研究的开山人物是庄存与。 庄存与的著作《春秋正辞》正是向古文经学研究对象《左传》发起的攻击，是使今文经学开始复活的第一部著作。 它以《公羊传》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纲目，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同时力攻《左传》，认为“获罪圣人者，传左邱氏者也。” 庄存与开辟了新的学派——常州公羊学派，由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等近亲群体组成。主要贡献为：沟通《公羊》和《论语》，以《论语》阐释《公羊》，明确《春秋》在五经中的统摄位置，加固了公羊学研究的根基，并系统阐发公羊义旨，以此彰显了公羊学的经世价值。清理经学统绪，辨析《左传》，定伪《周礼》，贬黜《谷梁》，达至唯纤尘务去的程度，以确立今文经学的独尊地位。 在阐明公羊旨意的研究中，常州公羊学派明显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教衰败、社会动荡局面的不满、批评以及忧虑的思想意识倾向。 他们的变法意识被后来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家的主要代表为魏源、龚自珍等人。 魏源、龚自珍都有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的经历，他们对于今文经学的研究，既不同于西汉今文经学那样以经书为指归，也不像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利用今文经学言论政治现实社会问题，而是为清王朝设计新的发展出路，实现“救稗当世”的理想主张。 两人在今文经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的贡献为：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现实社会政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专制皇权、腐败官制、颓靡的士习、不正的学风，都给予了一定的历史进化观念进行阐释，同时积极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救弊改制主张。 在他们的努力下，今文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了社会思潮尤其是救弊改制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机力量。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运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进行维新变法的实践，从而使得清代今文经学从言政议政，发展到与社会运动密切相结合。 康有为继清代今文学之续，是清末今文经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像常州公羊学派及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家一样，康有为也十分推重《春秋》学，主张治经“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 其创作的《新学伪经考》是对自东汉以来产生的古文经学无情严苛的批判，进而全盘否定古文经学铸就的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以兴天下的教主，并根据时代精神和资产阶级的需要，对今文经学进行了认真的改造，着重运用公羊三世说理论，宣扬平等、选举、议院、民权等西方的民主立宪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需要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利用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强调维新、改良、变法的同时，把视野与目光转向了对西方的学习，并由魏源提出的学习西方器物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 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不仅广造声势、大力宣传，而且还自下而上的进行组织活动，将各方力量汇为一场由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尝试挣脱顽固势力的羁绊。 康有为为今文经学大量灌注了时代风气，并使之成为改革变法新主张的理论基础，成功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今文经学以公羊学为核心，有一套自身的政治历史理论主张，如“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通三统”之政治制度因革观、“张三世”之历史阶段性理念。 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春秋》当新王”、“讥世卿”等一系列义旨。这都是处于盛衰治乱转折时期的人们迫切需要的理论思想，使得大量学士寻觅到了一种新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时代政治社会的态度以及对将来的看法。 今文经学的价值之所以经历一千多年以后仍能为晚清世人所发现、重视、利用，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必然的发展选择。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赞同0| 评论 检举 | 2011-11-6 17:01 村大吉 | 二级 明末清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相互间多有联系和交往,互赠著作,互有评论。如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说,他自己有《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佚文辑补》。）这封信,不仅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明了他与黄宗羲思想的异同。这显然是对黄宗羲的著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再如黄宗羲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作的《序》中说:“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方成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黄宗羲:《古文尚书疏证序》,《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黄宗羲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评价,几乎成为日后评论阎若璩此书的定论,也奠定了阎若璩在清初经学史及考据学中的地位。类似顾炎武、黄宗羲这些论学的“书信”和“序”、“跋”还大量散见于当时学者的著述之中,都应看做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及至清中叶,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巩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统治者大力提倡发展学术,颁布了一系列奖掖学术发展的政策,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蔚然成风。当时的学者全祖望长于明末清初史事,重视对文人、学者轶闻掌故的搜集整理,在其文集《鲒亭集》中,撰写了不少学者的墓志碑铭,诸如《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二曲先生石文》、《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以及为清初大批学者诸如傅山、何焯、姜宸英、沈彤、厉鹗、刘献廷、毛奇龄等人撰写的《墓志》、《事略》、《传记》等等。其中不仅记述了这些学者的生平经历,而且评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学术著述和成就及师友交往。继全祖望之后,杭世骏、钱大昕、彭绍升、阮元等,也都分别在他们的文集《道古堂文集》、《潜研堂文集》、《二林居集》、《研经室集》中,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地为明末清初及中期大批学者,如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撰写了学术传记。由于这些人本身都是著名学者,他们为前辈及同时代学者撰写的学术传记,不仅史实较为可信,评论也较为公允得当。当然应视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尔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宝贵资料。乾隆中期,清朝的统治已达鼎盛阶段,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兴盛景象,学派林立,学者辈出,考据学盛行一时,清政府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继康熙、乾隆朝之后,又编纂了各种大规模的书籍,其中以《四库全书》为最。当时一大批学者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都参与纂修全书。与之同时,还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不仅按经、史、子、集分类收录了历史上留存的包括清代在内的大量文献典籍、学术著述,而且还对收录图书按类撰写了小序及每本书的提要,《序》和《提要》既阐述了学术流变,又介绍了各书作者的生平、著述内容、版本流传及其在学术上的得失。这些文字既反映了编撰者的学术观点,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至嘉庆、道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渐由盛转衰,风靡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逐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再度兴起,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再起。这时出现了对考据学或进行总结、或进行抨击的著作。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江藩站在汉学家立场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其中《汉学师承记》,对清代的汉学家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一一为之立传,分别厘清了汉学的师承源流和各自的学术成就。与之同时,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立场上撰写了《汉学商兑》,对汉学大张挞伐,甚至将其比喻为“鸩酒毒哺”,“洪水猛兽”,不过,确也道出了汉学“支离烦琐”的弊端。稍后,唐鉴也站在宋学立场编撰了《清学案小识》。这些著述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毕竟是清代当时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之作。除上述著述外,阮元编纂有《皇清经解》、王先谦又编纂了《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的注经成果,为研究清代经学史、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