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期刊投稿知识库

首页 期刊投稿知识库 问题

苏东坡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

苏东坡论文范文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精选5篇范文

苏东坡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在宋朝时候尤其以诗文出名,苏东坡,苏轼,东坡居士,历史的传奇,中华的瑰宝。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关于苏东坡的作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1

雨,淅淅沥沥得下着,细细的雨丝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似乎,一切都显得那么萧瑟。即使是这样,你仍旧可以看见,一位老人,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迈着轻盈的脚步,泰然自若地在雨中行进。他,就是苏东坡。

官场失意,文场败笔,爱妻病逝,仿佛一切都在与他作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甩烟雨任平生”。他甚至自嘲,“深入死灰之木,心似不系之舟”。仿佛上天就要将他的心摔个粉碎。

但是,他没有堕落,没有颓废。他坦然面对现实,他以旷达乐观的胸襟接受了这个现实。“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纵使雨一直下,他心中始终有着自己的太阳伞,纵使风一直刮,他脑中始终有着自己的避风处。爱妻病逝,十年后的他仍就记得起爱妻“小轩窗,正梳妆”的模样。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真男人。

即使自己鬓角微霜,面对外敌的入侵,仍旧“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然壮志未酬,但他自己被贬,却还忧国忧民忧天下。似乎整个国家的重担,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感,超越了权力,地位,金钱……即使他夙愿难以实现,也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自己……

最终,他将种种不快,全都化成了江水,一句“大江东区浪淘尽”将自己的愤懑随江水而流逝,只留下一种乐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雨渐渐停了,山头升起了明媚的太阳,霞光打散了一切阴霾。他,驻足,四周环视,微微一笑,继续大步向前走去。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2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的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以为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右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

苏东坡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出生在眉山,偏僻的山区,在当时是极不起眼的,但凭他清新脱俗的文采,得到了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一时声名大躁。但因母亲病故,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返回家中。

后来,他再度返京,因王安石变法一事,主动请求离京,四十多岁时,他调任湖州知州,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被有心人利用,苏轼遭到逮捕,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之后他经历三次贬谪。其中,令人映像深刻的便是那三次贬谪黄州,惠州,颍州。苏东坡,他是不幸的,取仕的路途跌宕起伏,贬谪,升耀,一次又一次在他身上上演;但他也是幸运的,他有着乐观的态度,苦难在他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他有着将苦难当作乐趣的能力。因如此多次贬谪也创造了他。他在被贬期间创作做出许多炙快人口的文章,流传千古。

他几次修建工程,造福了一方百姓,他深受百姓的爱戴。

他为人直率,有话就说,不遮遮掩掩。他的妻子曾多次提醒他,但他毫不在意,一如当初。他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酒后说多了话,在帘后的妻子听着丈夫的朋友的言语,明白那些朋友不值得深交,苏轼不以为然,落得最后被那些人举报的悲惨下场。

他的生活多姿多彩,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田陪卑院乞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边可以和高僧结交,探讨佛学真理,一边亦可以和名妓作乐,把酒,论诗。他练习瑜伽,炼制丹药,求长生不死,但他也并不在意,不论结果,仿佛只是一时兴趣而已。

他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可与米芾,

李公麒合称唐宋三大家。与黄庭坚合称“苏黄”,与辛弃疾合称“苏辛”。

苏轼,一个伟人他的身躯已死,但他的名字是个记忆;但他的思想,将千古不朽。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3

一提起他,想到他那活泼潇洒,有些无聊的性子,和堪称悲剧的坎坷人生,心情不觉就会轻快起来。

他可以潇洒到被贬海南,家中吃食都堪忧了,晚年身体不好的他却小孩般快乐的用茅草建屋子,制纸制墨,无聊到与至交佛印的每次见面,都会含沙射影地互骂。迄今为止,我最为欣赏的一位文人。他随心所欲,想骂就骂,想损就损,毫不避讳。面对各种不幸的开朗正是我所敬仰的。

你的结发之妻虽非他心之所属,但却在他的早年仕途间帮了不少大忙。每当有人到东坡家里赴宴,东坡的妻子总会躲在帘幕后察言观色。苏东坡早年风平浪静的为官生涯,都是聪明的妻子为他打造下的。我不禁为苏东坡惋惜。在那个家国并不兴盛,而政坛又满是勾心斗角的时代,处事稚拙的他失去了发妻这般贤惠的左膀右臂,使得他在后来文章中都带有着一次又一次被贬的疲惫感、无力感,也有着不能回避得(的)沧桑。

苏东坡在文学上的造诣极深。当时鼎鼎大名的欧阳修都对他赞不绝口,甚至对家人说:“苏东坡日后必将超越我。现在人人都在读欧阳修,日后苏东坡必将比我更受人推崇。”他的话,在东坡死后真的印证了。他的文章受到了文人们的大力推崇。潇洒中带着的那一点沧桑更是十分受人欢迎。回望那个年代,王安石为变法而多次流放苏轼,非但没有让苏轼屈服,反而让苏轼练出了一身多变的文风。想来这又是他为文学做出的间接性贡献吧。

拿起《苏东坡传》,回味这个潇洒的男人一生的颠沛流离。看他的不羁、潇洒,让我学着豁达、包容。苏东坡,已经不觉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4

你屹立于历史的河岸,赤壁之上是你高大的背影。任狂风吹动你的衣襟,沙沙作响,你不为所动,看身前江水惊涛澎湃,凝神伫足,思绪万千。

面容沧桑的你,是否回忆起当年的年少轻狂?少时的你,一考成名,从此便开始了你的仕途之旅。你与子由,在去任官的路上,赏尽祖国大好风光。你有感而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那时的你,怎么会想到“雪泥鸿爪”四个字,成了你一生宿命般的照映,即使到了中年,四十几岁的年龄仍豪迈的吟咏出:“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你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即便人已中年,仍年少轻狂。可乌台诗案正在遥远的未来等你,你却浑然不知。

你是否在感叹时光易老?本该施展雄才大略的你,转眼就成了阶下囚。你是否在回忆,牢狱中的日日夜夜?那些黯淡无光的日子,暗无天日的牢房磨平了你的棱角,使你身上,有了岁月的痕迹,脸上有了时光的沟壑。你也渐渐明了“东坡何罪,唯有名太高”。于是,你决定低调,骨子里那份高傲与张狂不得已被埋藏了起来,自此,那个恣意张扬的东坡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只剩乐观豁达的你。

经历了乌台诗案,牢狱之灾后,你被贬官黄州,谪居于此,你无奈,心中的苦闷无处宣泄,便只得寄情山水,对山放歌,对水吟唱。渐渐的,你走出了悲伤,放下了无法报效祖国的无奈,将心绪寄托于那轻轻濡湿纸面的墨色上,重新创造出属于你的新的辉煌。你告别了“拣尽寒枝不肯栖”的人生状态,你明白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世变迁。细雨迷蒙,沿山而行,雨水夹香湿人衣。你放声高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你站在赤壁之山,不兴的水风徐徐扑来,你低声轻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风,吹动了你的衣襟,东逝的江水从未停歇,你多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可是那样就不是你了。你永远只会是那乐观豁达,随意洒脱的东坡,永远只是“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的千古奇才。

历史的画卷,有一颗星,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追溯千年历史,自千年以来,你的乐观豁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点评:一代豪杰苏东坡,用他的诗词书写着人生的辉煌,用他的笑容诠释着人生的达观。铭记着历史记忆的苏东坡,用他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关于苏东坡的作文5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李杜的声名早已印在脑子里。不过当我听闻到苏辛之类的名篇时,推崇李白的内心不禁有了一丝动摇,没错,我最喜爱的词人便是东坡,那一个“自垦城东一坡”的居士,那一个“自笑平生为口忙”的美食家,那一个“西北望,射天狼”的旷世奇才。

我喜爱他的文笔。豪放中略带婉约,而又不失一种迷人的潇洒。思亲人,他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直面生死,他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凉悲壮。屡次被贬,他留下“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的阔达释然。这些不过是生活的点滴,但他们串连在一起,便就是生活。

我喜爱他的乐观,元丰三年,一纸诏书把他带往了黄州。北宋朝廷断章取义,颠倒黑白,虽有幸保住脑袋,却只落得团练副使的有名无实的虚职。但他仍并不为此气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一纸诗文留下,便使他成为北宋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存在。他的一生屡次被贬,他也通过异于常人的方法排解内心的忧郁,黄州的猪肉,惠州的荔枝,海南的生蚝……,这些寻常的食材,在他手中有展现出另一种别样的风味,让现今的人们体味到舌尖上不一样的苏东坡。

他也十分乐山好水,我在这点上与他竟十分相仿。不过他所游历之地,我似乎仅到达过几处,不过在这相同空间,不同时间,我似乎在穿梭时空与他相会,一起在这广阔天地中共赏芳华。

笑看他这一生,苦也好,乐也罢,他那自我调度的释然是我渴望拥有的。他一生的价值,想必也会超出自身的想象吧。

我喜爱东坡,他就是完美男神。Only the idol of mine。

苏东坡,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肆意,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即喝酒,下棋,唱曲儿。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看了大文豪苏东坡的纪录片后,我感受颇多。尽管只是纪录片,但是这部片子不止是知识类讲解,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气看完并且不费力的铭记在心。比如流传至今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烤羊骨的由来;比如西湖为什么又叫西子湖;比如著名景观苏堤春晓,三潭映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等等。自始至终,苏东坡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超凡的智慧在出世与入世的钢丝上行走得游刃有余。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对亲人、爱人、友人的厚重感情浩浩汤汤,充盈在胸,随意喷涌即是锦绣文章,一曲“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成千古绝唱。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于赤鼻矶上游览眺望,虽历经乌台诗案的波折,内心依旧满怀着对人生功成名就的渴望。是的,时间的确太过残酷,让多少心怀壮志的男儿鬓染白霜。但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多年的信仰。唱着“大江东去”的苏轼,把一片豪情赠予世人。何其潇洒,何其旷达,吟颂之际,倍感舒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谓脍炙人口。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把那威风凛凛的将军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份飒爽英姿顿时浮现在眼前。想象着,那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将军出猎图。品味苏轼,不由自主地涌出一种敬佩之感。 苏轼是豪放的诗人,但更是多情的男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缠绵的情意,字字的血泪,那份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与不舍的深情。 还有,无知的我以前只知道苏东坡是一位诗词文人,并不了解他还是那么出色的一位地方官!虽然在朝堂之上苏轼郁郁不得志,但一到地方为官便如鱼得水,抗洪,灭蝗,献出秘方帮老百姓治疟疾,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大概就是源于大文豪苏东坡单纯可爱的人间大爱吧。

浅析苏东坡毕业论文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肆意,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即喝酒,下棋,唱曲儿。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看了大文豪苏东坡的纪录片后,我感受颇多。尽管只是纪录片,但是这部片子不止是知识类讲解,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气看完并且不费力的铭记在心。比如流传至今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烤羊骨的由来;比如西湖为什么又叫西子湖;比如著名景观苏堤春晓,三潭映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等等。自始至终,苏东坡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超凡的智慧在出世与入世的钢丝上行走得游刃有余。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对亲人、爱人、友人的厚重感情浩浩汤汤,充盈在胸,随意喷涌即是锦绣文章,一曲“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成千古绝唱。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于赤鼻矶上游览眺望,虽历经乌台诗案的波折,内心依旧满怀着对人生功成名就的渴望。是的,时间的确太过残酷,让多少心怀壮志的男儿鬓染白霜。但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他多年的信仰。唱着“大江东去”的苏轼,把一片豪情赠予世人。何其潇洒,何其旷达,吟颂之际,倍感舒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可谓脍炙人口。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把那威风凛凛的将军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份飒爽英姿顿时浮现在眼前。想象着,那简直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将军出猎图。品味苏轼,不由自主地涌出一种敬佩之感。 苏轼是豪放的诗人,但更是多情的男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缠绵的情意,字字的血泪,那份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与不舍的深情。 还有,无知的我以前只知道苏东坡是一位诗词文人,并不了解他还是那么出色的一位地方官!虽然在朝堂之上苏轼郁郁不得志,但一到地方为官便如鱼得水,抗洪,灭蝗,献出秘方帮老百姓治疟疾,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大概就是源于大文豪苏东坡单纯可爱的人间大爱吧。

与苏东坡在海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嗯,我有的,可以点我的头像……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议苏轼贬谪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苏轼 儋 州散文论文摘 要:贬谪 儋 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但乐观旷达的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而且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在他的笔下, 儋 州的风土人情也呈现出别样的异彩。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同年七月二日,苏轼与幼子过到达昌化军贬所,即今海南省 儋 州市。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四月,因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至此,他在 儋 州生活了将近三年。苏轼贬谪 儋 州的文(不含书信),据《苏轼年谱》统计共有93篇,其中91篇《苏轼文集》有收,余下2篇《晚香堂苏帖》有增补。 ?与惠州之文相比, 儋 州之文不但在体裁上有明显变化,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就体裁言,赋体惠州时没有,此时则有6篇;史评,惠州时仅有1篇,此时期则有19篇之多。就内容言,最大的不同随体裁变化而来,即史评性文字大量增加,构成了 儋 州之文的一道亮色。 ? 儋 州之文体裁和内容上的变化,无疑与苏轼这次海南之贬有莫大关系。这次贬谪,是苏轼人生三贬中最严重的,也是同时被贬的元祐党人中最悲惨的。虽然在被贬惠州时,苏轼已经能够用一种从容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再次遭逢被贬,而且是贬往国土的最南端,这给苏轼的心灵依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和伤痛。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臣孤老无托,瘴 疠 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其生还无望、悲观欲绝,比惠州时要真切的多。 ?谪居海南时,苏轼已经62岁,身边只有苏过一人。生活上又是一派惨淡景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未来的生活,如何把握剩余的生命,是垂暮之年的苏轼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的最深刻印象,也在于此。即便生命所剩无几,即便命运把他逼到角落,他依然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在《书海南风土》中说: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 儋 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 ?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虽然岭南的环境恶劣,然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比比皆是。这一现象增强了苏轼的继续生活的信心。既然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为什么不能?他的这一想法,也打破了瘴 疠 之地折损性命的世俗观念。 ?苏轼不仅以宽敞的胸怀直视生活,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丰富充实生活。首先,以品评的方式对待极度匮乏平淡的食物。如《书龟息法示过》、《老饕赋》、《黍麦说》、《菜羹赋》等。《菜羹赋叙》云:“东坡先生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 菔 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 醯 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而可常享,乃为之赋。”在现有的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新的烹饪方法使食物适口,无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其次,利用当地条件广采药物,也是苏轼 儋 州生活的.一部分。《海漆录》、《辩漆叶青粘散方》、《苍耳录》、《四神丹说》、《益智录》等短记都是苏轼居 儋 时研究和服食药物的真实记录。最后,著书立说也是苏轼居 儋 生活的重要部分,从《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来看,苏轼在谪居 儋 州时,先后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系统性的史评,这也是 儋 州之文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据《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1《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13篇的内容。其中《论范 蠡 》、《论伍子胥》乃一分为二所致,加上卷四之《宋襄公论》和《士燮论》,共有16篇。 ?苏轼的这16篇史评,常常是以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对象,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孔子》、《论范 蠡 》、《论周东迁》等。针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苏轼往往提出一些个人的独到新颖的观点,而不盲从于传统的抽象的道德标准。比如《论武王》中反对孟子企图掩盖武王弑君的说法,认为“武王非圣人”。历史上,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又让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苏轼认为:“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武王亲以黄 钺 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2”也就是说,武王将武庚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武王葬送了武庚的父亲商纣王的性命,另一方面,武庚作为一个臣子,又不得不臣服于武王。那么,武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作乱背叛,要不就像楚令尹子南之子那样选择自尽。这样,苏轼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揭示了武庚叛乱与武王灭商的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商纣王虽无道,虽可杀,但武王并没有“代商而立”的必要。对待商纣王这样的昏君,首先应该让他“以考终,或死于乱”,甚至可以劝他改过,“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以兵取之,放之,杀之,都是不可取的。圣人的做法应当是:“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这就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的那种道德解读,并不认为“武王伐纣乃解黎民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反倒是还原了武王弑君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苏轼又说明了武王为什么要封武庚于殷,而没有像对待商纣王那样直接取其性命。苏轼认为,“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也就是说,武王之所以要封武庚于殷,目的在于安抚诸侯,以确保自己君主之位的稳定性。《论武王》这篇史论不仅观点鲜明,论证逻辑也十分有条理,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剥离了儒家道德的面纱,显得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他的几篇史论,同样也十分精彩。例如《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论秦亡之由,说蒙毅、李斯、赵高、胡亥一起随秦始皇出巡,途中秦始皇生病了,派蒙毅去祭祀山川,蒙毅尚未归还时,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就矫诏立了胡亥。而当时蒙恬、扶苏都掌握着秦朝的主力军队,本有力量与胡亥、赵高抗衡,但却接受了假传的诏命,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认为是秦法历来严酷,“令行禁止”已成风俗的缘故。又如《论周东迁》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因为周朝建国的根基在西安,迁至洛阳,就好像卖掉了自己的田宅,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总而言之,苏轼的史论文,往往能够透过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抓住一些必然的因素,比纯粹的论理说教,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苏轼 儋 州之文中关于 儋 州风土人情的描写也颇有意思。他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 祷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书柳子厚牛赋后》)的落后状态,深感这样下去,既不能治病,又影响生产。于是他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给琼州僧道 赟 ,希望他规劝当地父老,改变这种迷信鬼神的不良习俗。当时 儋 州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迹象:“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书杜子美诗》),即男子管家务,女子外出谋生。对于这种习俗,苏轼也常常劝导当地百姓,希望得到改变。 ?综观苏轼 儋 州之文,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它的内容或特色,其体裁之繁复,可谓“文备众体”。题材之广,与黄州、惠州相比又胜一筹。 ? ? 参考文献 ?[1][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 ?[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 ?[3][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 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苏东坡被贬的三年,在儋州所居的“载酒堂”给海南学子讲学,使得这块“蛮慌之地”开始“书声琅琅,弦声四起”。

不久,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苏东坡离开海南后,为了纪念这位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海南人民在载酒堂的原址修建了东坡书院。

苏东坡的到来掀起了汉族文化向海南传播的一个高潮,苏东坡带来的汉族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 在海南岛,还有两处纪念苏东坡的建筑,一是五公祠,另一处位于儋州大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院里有当年苏东坡与黎民讲学的载酒堂。

扩展资料:

宋朝海南整体是半开化的蛮荒之地,当地人非常迷信,患病时没有医生,靠术士看病。唯一的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每年从大陆运进来的牛都用于祭神,富有者多的杀牛数十头。

苏东坡是虔诚的佛教徒,设法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他亲自到乡野采药,并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如荨麻、苍耳等。

苏东坡到海南时,发现当地人不重视农业生产,都以贸香为业,多荒田,以打猎为生。李景新说,那时当地人还曾拿未长大的小老鼠蘸糖生吃。

为此,苏东坡向他们进行“劝农”的宣传教育,说重视种麦种稷,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才会带来长远的福利。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

苏东坡对海南文化的影响巨大,开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苏东坡还没来海南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

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据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这不能不归咎于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

参考资料:人民网-海南儋州寻迹苏东坡

写苏东坡的人生观论文的参考文献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苏轼的一生引言:“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今天读到了老师写的《苏轼的审美人生》一文,是我对苏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苏轼的诗,最初只是觉得他的是写得很豪放,对他们人并不了解。可是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在它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去敬佩,他的文采,他的性格。下面,我仅对苏诗作一下介绍:(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二)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 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 (三)尾声: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苏轼用他的笔描绘了他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诗作。我们要感谢老天,为我们创找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识仍能够创作。苏轼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一个完整的苏轼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1、论文格式的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论文格式的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论文格式的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论文格式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格式的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论文格式的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东坡诗词研究论文

《遥想东坡》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被该报称作“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东西方著名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和名臣苏东坡。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才华横溢,思想透彻,感受敏锐;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谦虚谨慎;他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每每读到有关东坡的文字,心是净的,也是静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近日读美籍华裔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我被作者那种写实而生动、严谨而不失风趣的笔触和典雅的文字所吸引。这本书最初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次出版,原书名叫《苏东坡新传》,多次重印,被公认为是了解、研究苏东坡必读的传记之一。现在我所阅读的版本是九州出版社从联经社引进版权后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苏东坡新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 的归结甚有见地。” 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苏东坡大传·浩气不亡》)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有几个人领悟生命能有他的心智和性灵?有几个人有他那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豁达和潇洒?又有几个人有过他那种“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的经历? 与其他有关苏东坡的传记不同,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中,事无巨细,其资料来源皆详备,且多标明出处,全书仅参考书目就达200多本,体现了作者那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从而使我们能尽最大可能地感受和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东坡,使我们对东坡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而正是这点,常让人不禁掩卷长叹,唏嘘不已,如同回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宋朝,同东坡一起在宦海浮沉,真切地感受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 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皆取材自东坡的诗词,参照其他文集资料,勾勒出东坡一生不平凡的际遇。东坡与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他写诗都以事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东坡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词;而不充分了解他的诗词,后人也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东坡的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从他的青年时代起,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多年里他陆续写成的诗篇,传至今天有二千四百多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实情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的第一手好资料……在塑造东坡这一人物形象上,此(其诗作)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其三,作者在刻画东坡这一形象时,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作者是将东坡放在处于动荡、变革的北宋这一背景之下来进行刻画的,东坡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和折射,而在刻画东坡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却有选择性地从一些细微之处着笔,使他笔下的东坡真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为了刻画东坡的顽强和达观、宽容和慈悲,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因此,后人谈论东坡者常会论及章敦,对章敦一般都深为憎恶。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全文引用了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 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做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做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 读完此书,掩卷而坐,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不少诗句让人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或觉两颊生香、回味悠长:“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让人似乎已经闻到枣花和黄瓜的清香;“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随手勾勒,竟是一幅上佳写意;或觉荡气回肠、飘逸不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觉细腻婉约、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可以做个参考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他是苏门之后,却有着超出父辈的妙笔情思;他是大才子,却没有文人墨客的酸腐之气;他是“保守派”,却有着超俗的洒脱和从容,他——“东坡居士”,注定要谱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少年时期的他,是意气风发的才子。高头大马,锦衣玉食,在“苏门”的光辉下,他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气。二十一岁考取进士第二,伴随着欧阳修“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的赞叹,所有人都以为光明的未来正等待着他。 世事难料。原本少年得志的他,被丧父的噩耗打乱了脚步。他主动要求下放杭州,品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感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惬意。举酒引觞之间,他想,也许这样“日啖荔枝三百颗”也无妨,毕竟生性淡泊的他,并不热衷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两年后,他回京,却不知一场权力的风暴正轰轰烈烈地袭来。王安石变法自不容于他心,孤独的行者只能以诗寄情,却不想它们竟成了对手手中最后一张王牌。翌年,“乌台诗案”浮出水面。一夕之间,他成了阶下囚,成为这场文字狱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一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 他向黄州走来,带着官场与文坛泼向他的污水走来,带着满心侥幸与些许不甘走来,带着耻辱走来。他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却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最高峰。 站在滔滔江水边,心中是无限感慨。“卷起千堆雪”的波涛冲淡了内心的愤懑,取而代之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旷达与淡然。官场的失意又何妨,也许古战场上豪气干云的厮杀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在赤壁下倚歌而和,扣舷而歌,在一叶扁舟中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梦。此时此刻,黄州不是苏轼的战场,赤壁却是苏轼的赤壁。 暴风冲击山谷,顷刻化为温柔的微风。他变了:少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多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洒脱。没有了官场中的束缚,他可以在月夜里“把酒问青天”,更能“竹林芒鞋”地徜徉于山间。兴起时“老夫聊发少年狂”,思念亡妻时“尘满面,鬓如霜”。他在黄州度过了人生中最灿烂的阶段,他在这里找回了自我,成为天地间无拘无束的唯一。 点评:习作以苏轼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侧重对苏轼内心进行剖析,将苏轼现实中的遭遇与不同时期的词句相融合,让人发出人为词生,词为人写的感叹。那些或豪放或柔情的文词既是苏轼才华的体现,更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作者走进的不只是作为文豪的苏轼的文词,更走进的是作为普通人的苏轼的内心。------------------------------------------------------------------------------------------似乎自古就有这么一条规律,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三种态度各有其道理,主客因不同,每人思想个性各异,我不敢枉加评判,只是想从第三种态度中发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最让我感动。 〈序〉 苏东坡,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格典型了。自年轻还朝起,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洋与去意。他愈来愈仰慕陶潜,这位园大诗人。他的西斋诗甚至和陶诗一模一样: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淳。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也沃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青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其实,在此前,东坡就已有一些类似 陶诗的作品:“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百年三万月,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禾,歌笑杂悲叹,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众人事纷扰,独士静悄悄”。“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有了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独长醉”的思想倾向,他开始潜心研究陶诗,并愈发感到诗中反映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当时生活。东坡的和陶之作,便始于此时——《和陶饮酒二十首》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支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得酒诗自成”“有酒君莫违”。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自出,如竹常受风吹,枝叶俯仰一样,各成姿态,纯乎自然。如果说前者旨在斥虚伪而任真情,那后首则可看作是对自己“生平出任以犯患”的反省,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正像东坡自语“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定居一生,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可命运随即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再度卷入斗争的漩涡。谪居地,他完成了《和陶潜诗》百余首。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堪吏职,一生徘徊于隐与仕的取舍之间,晚年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不正符东坡此时的心境.然而,东坡真的醉了吗?他曾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东.往往颓然而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 “是否莫能名”,且看, “归老江湖无岁月,禾填沟壑犹朝请”,诚然,虽有深藏宦海浮沉,身夸非我有的感慨,俣更有只要未死犹得见皇帝的决心 “许国心犹在”呀,何况经=致用的人生理想毕竟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态度执着.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百姓,”朝来喜见麦吐芒……剡剡秋谷初分秧……与相地脉增堤防……隐隐叠鼓闹舂糠”,大半生的利民事业之后,东坡仍旧不忘百姓,处处关心农家生产,推进生产工具。可见,他醒,他要全力以赴的为民办事,他要清醒地作他心爱的诗;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奇之气,声彻九天地,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我钦佩,为之震撼. “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 且醉且醉之间,我看见了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