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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自古流传着“观音菩萨三姐妹，同锅吃饭各修行，大姐修在灵泉寺，二姐修行在广德寺，唯有三姐修得远，修在南海普陀山”的传说，广德寺、灵泉寺作为观音的道场，香火兴旺，声名远播。广德寺曾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获唐、宋、明朝皇帝十一次敕封，被誉为“西来第一禅林”，有全国罕见、全川唯一的珍贵文物“圣旨坊”和北宋真宗皇帝所赐“敕赐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一颗及明朝皇帝所赐的“敕赐广德禅寺”玉印。每年观音菩萨的生日（2月19日）、得道日（6月19日）、出家日（9月19日），在遂宁的民俗活动中,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涅磐日),民间均要在灵泉寺和广德寺举办盛大的观音香会节,自明代起即形成当地的传统节庆,至今不衰。特别是二月香会,自正月初一至三月初三,历时两月余, 香会节期间，近至川内各都、道、府、县，远至云贵、两广及南洋各国，信众都抬着圣驾，打起旗幡，扎好屏台，耍龙舞狮，敲锣打鼓，前来朝圣，此时的遂宁香客遍城，热闹非凡。除四川各地的善男信女外,还有从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地远道而来的香客,年逾百万人次。朝山晋香、物资交流、商贸洽谈、文艺演出等,隆重而热闹。川中大乐：民间大型打击乐。原名“蓬莱大乐”。流行于遂宁市及边沿地带。相传，此乐由我国周朝时宫庭乐师发明，流传到唐代开元年间，唐明皇听到此乐高昂悦耳，演奏队型壮观，气势磅礴，特命为“大乐”，专供皇帝登基和帝王出巡时使用。明末，有一青年乐师因战乱出宫，后到中江定居，用他的技艺建起了一支乐队，于是世代相袭，光绪年间传入蓬溪。20世纪初，四川的中江、金堂、蓬溪、射洪、南充诸县十分兴盛。川中大乐由两组组成：主乐组有脚盆鼓、大钹、大马锣、饶钵、钗子、苏钵、苏钗、铛铛、铙铙等。辅乐组演奏时，两组乐队重迭交替，阵容庞大，场面壮观，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曲牌有“云顶翻”、“凤点头”、“扑灯蛾”、“牵藤藤”等十多种。原蓬莱大乐的节奏欢快，气势热烈喜庆，融北方锣鼓阳刚之气和四川民间打击乐柔媚秀丽风格于一体，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地方文化特色。后经蓬溪县文体局组织专人发掘整理，依据传统模式，结合巴蜀文化特点将“蓬溪大乐”更名为“川中大乐”，重新制作乐器，创制新曲牌“五洲庆瑞”，改进乐器组合，调整鼓乐队形，使得“川中大乐”演奏时场面更加恢宏，节奏更加激越，高潮迭出，豪气勃发。人们盛赞“川中大乐”为四川的“威风锣鼓”桃子龙： 遂宁民间舞蹈，俗称“脱节龙”，因其龙躯为脱节的桃子形而得名。相传川北一带的“娘娘”会，各家各户均要上庙献桃，以求得送子娘娘的保佑，后来在观音会和元宵灯节活动时，人们将竹编扎彩饰的桃子组合成一条龙，舞时，一人持宝戏龙，一人持龙头，五人持龙身，一人持龙尾，八女孩各拿两朵彩云在龙身伴舞。由于桃子龙为脱节龙，表演者可任意往来穿梭，此起彼伏，似龙在云海里翻腾、沉浮。正如民间俗语：“桃子龙各耍各，穿来穿去嵴连着。”遂宁桃子龙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80年代，遂宁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彭科税等制作的桃子龙，参加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受好评，并由中国博物馆收藏。杂技：中国遂宁杂技团成立于1974年，原名童家班杂技团。现有演职人员80多人，团内分设演员队和学员队。演员平均年龄岁，是一支精干而极富朝气的年轻杂技队伍。该团在继承中华传统杂技技艺的基础上，广收博采姐妹艺术之所长，创造性的创作、排练，演出了近三十个民族特色浓郁、充满时代神韵、形式多样、技精艺美的杂技节目。《顶碗》、《顶技爬梯》、《大武术》、《蹬圈》、《转碟》、《扛竿》等节目先后在国内外各类杂技比赛中获奖，其中《顶碗》获全国少儿杂技比赛“铜狮奖”。该团长期以来，除坚持在国内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外，还先后应邀赴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友人赞誉。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1999年应庆祝澳门回归组委会邀请，杂技团赴澳演出，获得海内外观众一致好评。 龙灯舞：民间传统舞蹈，又称“龙舞”、“龙灯”、“耍龙”等。据说始于汉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舞龙灯。龙形品种多样，有“彩龙”、“火龙”等。彩龙龙头五彩缤纷，龙身以各色软段制成，约9制10余节，造型精美。舞时常配以鱼虾蚌壳等彩灯同行。舞龙者不分男女，皆着对襟彩服，系红腰带，手持一节把竿，随逗宝人曲身翻舞，绵延不停。有打击乐器相伴。火龙多用彩龙头，龙身着彩绘龙鳞的粗麻布，每节内有竹笼，内置燃烛或捻子，舞时点亮。火龙较彩龙长、大，一般10余节，把竿也较长，龙把竿长约2米。 因多在元宵夜举行烧龙仪式，故名“火龙”。火龙一般有双龙双宝。元宵烧龙，象征新年庆祝活动圆满，借以祈求“清吉平安”。舞火龙者头戴草帽、穿小裤衩、赤脚光背、持龙游舞，四周燃灯者手持鞭炮、拌以铁花、炭圆，向火龙喷射。只见火花飞溅，火龙翻滚，火光冲天，五彩缤纷。待至龙体被焰火燃烧正旺时，舞龙者举起龙架跑至江水，意为送龙归海。遂宁市中区船山乡把龙舞作为特色文化项目，继承传统，壮大规模，使龙舞更加丰富多彩。2000年，国家文化部授予船山乡“中国龙舞之乡”的称号。彩莲船：亦称“划旱船”、“花船”，大都在春节期间和大型文艺活动中表演。由么姑、艄翁两人表演。随着锣鼓，艄翁随后划船上场，两人边歌边舞，配合默契，组成轻松欢乐的双人歌舞。彩莲船的表演主要是模仿水上行船的动作。么姑的舞蹈动作可概括为四句话：“手腕摇，腿下颤，腰要勤，身拔高”，艄公的舞蹈动作如“划船步”、“吸腿划船”等，贯以川剧中矮子的身法，与么姑的行舟飘游相呼应。舞蹈形象地表演船在水上，时而平水泛舟，潇洒飘逸；时而破浪行船，起伏浮沉。舞蹈以悠荡开始，又以悠荡结束。有浓郁的民间特色。车车灯：又称“逗么妹”、“跑旱船”。主要在春节前后演出。表演者3人，1人饰么妹，1人饰小花脸，1人饰车夫或艄翁。也有7人表演的，除上述3人外，增加4个手执灯笼的“报子”（打场人）。灯班均由乡村表演技艺较高的老艺人领头，串联一些爱玩灯的人，临时组成“车车灯”队，春节期间四处玩灯，春节一过即行解散。“车车灯”的表演，先由小花脸手执花折扇跑场，逗出坐“彩车”、戴墨镜，手舞彩巾的么妹（多为男扮），然后即兴编唱各种与节庆、农事、民俗有关谐趣之词，以幽默逗乐为主。么妹在车船内手把车沿，随唱词作出前后仰俯摇摆动作，面露娇羞忸怩状。车夫或艄翁按曲调节拍作推车划船状。小花脸领唱后，其他人帮腔伴唱。每唱完一段后，在锣鼓声中走“转元宝”、“挽蚂蚁”、“筛莲花”等传统套路变换队形。其表演技巧概括为“么妹要稳，花脸要逗”八字，唱段有超腔、数腔两部分。唱词多属上下结构，句句押韵，以7字句居多，常附加衬字、嵌词，唱腔为微式调，曲调重复演唱。伴奏乐器有二胡、月琴、三月、四胡、锣、鼓、四面板等。狮舞：又称“耍狮子”，是融武功、杂技和民间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民间艺术。据传始于汉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为狮舞高潮。此舞一般为3人组成，2人藏于狮腹，饰以狮形道具，配合表演狮头狮尾舞蹈动作，1人扮演笑脸和尚或孙悟空，戴面具，持拂尘，逗引狮子做各种动作。孙悟空持金箍棒顽皮活泼。舞狮时有打击乐器伴奏，随行有提灯笼者数人。狮子舞有文阵七十二，武阵三十六。表演路数分“文狮”、“武狮”。文狮主要是与猜谜续对联等相关的表演，显得活泼风趣，也有搔痒、舔毛、打滚、抖毛等动作；武狮主要是擅长跳跃、踩球、跌扑、登高、腾转等武功，显得勇勐刚健。在形式上，有“高台狮”、“平台狮”、“高脚狮”、“地狮子”等。平台狮是在一个由四方桌拼成的平台上表演；高台狮是把两张方桌贴面重叠，舞狮者在4只桌脚上表演，也有重叠十多张方桌的高台，表演难度更大。狮子在戏狮人的逗引下，通过翻、腾、蹦、跳等动作，一层层登上桌顶，在四只桌脚上表演“观音坐莲台”、“海底捞月”等动作；高脚狮表演时即兴加入杂耍等滑稽动作；地狮子偏于打滚、扑跳等动作。狮舞还可分为“单狮舞”、“双狮舞”、“群狮舞”。表演节目有“杀狮过年”、“盗灵芝”、“翻铁门槛”、“钻火圈”、“开关四门”、“钻刀圈”、“红灯进宝”、“摆莲花牌坊”、“大舜耕田”、“猴子啃萝卜”、“猜哑谜”等。腰鼓舞：俗称打腰鼓。其鼓以木制成鼓框，长形，两端小中间大，双面蒙皮。击鼓时，以绸带系鼓于舞者腰间，双手各执鼓槌，交替击奏，并伴随舞蹈动作。其打法可分为“大花流派”、“小花流派”、“战鼓流派”、“综合流派”等，队前还常有盆鼓和大钹助势，击鼓节拍明显，节奏鲜明，舞姿多样，气氛热烈。打莲箫：又名“打铁棍”。表演者手拿一根三尺长并装有铜钱的竹棍，用两端均匀而有节奏地敲打身体的脚、腿、手、肩、臂等部位，还可蹲、跑、滚着敲打，也可几人互打，节奏鲜明、悦耳动听，边打边唱，边讲边唱，中间帮腔衬词，唱词内容通俗易懂。节假日期间，多随着其他表演队伍同行，多姿多彩，很受欢迎。打围鼓：有称“玩友”。工余饭后或红白喜事，邀约或邀请“玩友”四五人围坐一起清唱。不用舞台、化妆和服装，一般在玩坝或茶馆举行。玩友各自坐在座位上，手执板鼓、堂鼓、川鼓、马锣、川胡、钹之类乐器，自吹自打自唱。打板鼓者是鼓师，其他乐器以鼓师手势、鼓签、鼓点指挥行事。打围鼓花钱不多，费事不大，因而深入民间，广泛流传，满足了川剧爱好者爱唱、爱听的要求。平台戏：民间传统表演形式。平台以木板拼合绑扎而成，有8人抬起游演。平台上由众人扮演一出戏站立造型，人物多系明戏中的脚色。后来，人们将平台戏放置于大型运载车辆上表演。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一、 调查背景：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二、 调查目的：探究春节习俗，了解人们是如何度过春节的。三、 调查内容：1.贴春联春联是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桃梗”演变而来的。《淮南子》上说，桃符（即桃梗）是桃木刻成的。上面刻着灭降福的咒语，一年一换。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过春节时心血来潮，令人将桃树削片，他提笔在上面题写了联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称的正式诞生，则在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曾在除夕时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年”。以后，春联得以推广，沿袭至今过年时，各家各户都要贴春联。 2.年夜饭 在大年30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当然,这是新年的第1餐正餐,既可以在自己家里吃,也可以在长辈家里吃.对于团年饭的菜式和菜数都是有很严格的规矩的.在我们家.每年的团年饭上都得有8道菜,其中鱼和鸡是必不可少的菜.鱼象征年年有余,而鸡又是广东人最喜欢的食物.它们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呢! 3.放鞭炮： 每到春节，华灯璀璨，锣鼓齐鸣。鞭炮声此起彼伏，为沸腾的大地奏起了新春之曲。空中流光异彩，百花争艳，为佳节谱成了快乐篇章。放鞭炮贺新春，在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最早的爆竹，是指燃竹而爆，，因竹子焚烧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故称爆竹。说起爆竹的起源，有个有趣的传说。《神异经》上说：“西方山中有焉，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魈惊惮，后人遂象其形，以火药为之。”这是爆竹起源最早的记载，说明当初人们燃竹而爆，是为了驱吓危害人们的山魈。据说山魈最怕火光和响声，所以每到除夕，人们便“燃竹而爆”，把山魈吓跑。这样年复一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点红烛、敲锣打鼓欢庆新春的年俗。春节放鞭炮，作为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的习俗，历史悠久，这种活动，虽然可以给节日增添欢乐的气氛，但放鞭炮释放的烟尘，溅出的火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火灾，一些烈性爆竹每年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随着社会和人们的文明进步，对春节放鞭炮这种习俗的弊端，已引起各界的重视。以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制定了禁止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现未解除。在大年三十晚上的0时整放鞭炮也是一种特殊的习俗,它寓意着＂辞旧岁,迎新春＂．对于迎接新春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守岁＂这么说吧,＂守岁＂其实就是指从大年30到初一期间不睡觉．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这是玩的最好时间．当然这也不是尽然的,有些老当益壮的老年人也会和着年轻人们一起闹新年呢！ 春节放鞭炮，作为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的习俗，历史悠久，这种活动，虽然可以给节日增添欢乐的气氛，但放鞭炮释放的烟尘，溅出的火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火灾，一些烈性爆竹每年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随着社会和人们的文明进步，对春节放鞭炮这种习俗的弊端，已引起各界的重视。以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制定了禁止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现未解除。4.应节活动 初一早，不少舞狮班及英歌队敲锣打鼓到各村各户参拜贺年，主人燃放鞭炮以迎。初二、初三日乡镇会组织有庆新春文娱活动.如映电影、赛球、书画展、猜谜语等。白天夜晚人们成群结队尽兴游赏观看，一片迎春的热闹喜乐气氛。 5.给红包 给红包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要分钱给后辈，能挣钱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些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要很讲究地装在一个利市包中.这俗称为“压肚腰”，意谓一年从头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富裕裕。 6.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之间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到宋代，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贴致贺，这就是早期的贺年片。到了明代，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7、饺子：饺子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特色食品，又称水饺，是中国北方民间的主食和地方小吃，也是北方的年节食品。大年三十包饺子。是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民间过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年三十的饺子，由于是节日的重要内容，所以，还规定了许多规矩和约定俗成的习俗内容。这些习俗都是为了配合过年的气氛需要。有一句民谣叫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四、结论：春节是中国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象征着美好、幸福。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由于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的旧习俗也有了新的变化。但不管生活变得多么现代化，春节依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我希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璀璨文化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参考资料：调查的呗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一．过年长辈为什么要给孩子压岁钱每到除夕之夜，小孩子将会得到长bai辈给的压岁钱。为什么过春节的时候要给孩子压岁钱呢?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退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为"守祟"。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长夜守祟。半夜里，一阵巨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黑矮的小人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进裂出一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祟就再也不敢来害小孩子了。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在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这种钱币形式的佩带物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日"，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卷记载了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之事。这里说的洗儿钱除了贺喜外，更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的护身符。宋元以后，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称为春节。不少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其寓义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用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二．过年时为什么要吃饺子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应时不可缺少的佳期肴。据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基本类似。到南北朝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这种吃法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仍然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要在汤里放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小料。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这种写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间仍可见到。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明朝“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自蒙古语。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即使同是一种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斡尔人要把饺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的一些地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旅游民俗文化1、民俗及民俗文化的涵义它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使承的生活文化。2、旅游与民俗文化“入乡随俗”、“入国问俗”、“入国问禁”，早已成为旅游中的常识，旅游与民俗历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诸多的文人学者，为了探索各民族历史变迁、民俗风情，行万里路，越千重山，进行旅游采风，观风察俗，考察民间文化。妙不可言的神话故事、宗教祭祀、民间娱乐等，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旅游的内容和内涵。 3、民俗文化的构成民俗文化是社会共同体在劳动中，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人类活动的过程里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研究者一般将“民俗文化”分为“生产民俗”、“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等。4、民俗文化的特点（l）社会性和集体性风俗习惯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它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即使最初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但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融于社会民俗之中，才有生命力，也才能由集体的行为实现流传。 （2）类型性和模式性社会民俗现象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社会民俗文化现象一旦形成，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并成为约束行为的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在稳定发展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按照这一模式代代相传。 （3）传承性和传播性社会民俗文化现象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当然传播性决非被动地、平镜式的复制，运动场跑步式的单调重复，而是“扬弃”式的贯通，是辩证否定基础之上的继承创新，兼容并蓄基础上的推陈出新。（4）稳定性和变化性 相对稳定性是指和上层文化相比，民俗文化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从来无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民俗尽管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民俗在时空中传承、播布、演进，也必然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种种变形变异和消亡的现象。如傣族泼水节，称为“浴佛”节，但现在淡化宗教的成分，而加人娱乐的内容，取其吉祥洁净，对境内外游人有了吸引力。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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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一.苗族节日 苗族的传统节日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等，其中以过苗年最为隆重。苗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一般在秋后举行。节日早晨，人们将做好的美味佳肴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酒以示对其辛苦劳作一年的酬谢。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踩堂舞。 苗年 苗年，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的苗族人民欢庆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传统节日。一般在收获季节以后，有的在农历十月亥日，有的在农历九、十、十一月的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节日早晨，晚辈将做好的美味佳肴、虔诚地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些酒以示对其辛苦耕作一年的酬谢。姑娘们身着色彩鲜艳、风格各异、刺绣镶边或挑花的蜡染衣裤或长短百褶裙，佩戴着引人注目的耳环、手测钏等多种银饰物，与英俊的小伙子们跳起踩堂舞（男的吹芦笙，女的排成弧形翩翩起舞）。入夜，大铜鼓声传遍整个村寨。外村寨男青年手提马灯吹着笛子来到村寨附近的“游方”场去游方（又称“坐妹”、“坐寨”、“踩月亮”等，即青年男女的社交恋爱活动），村村寨寨歌声不断。通过对歌，钟情男女便由定情之物--绣有鸳鸯的锦花带连接在一起。 苗年若与“吃鼓藏”年相遇，更为隆重“鼓”为“大家族”之意，“鼓藏”是由家族人共同举行的祭祖仪式，若干年举行一次，七八年、十来年不等。 “鼓藏”前，将“鼓藏”牛（为鼓藏神喂养三年的大牯牛）排队角斗。届时，大家推举的“鼓藏头”一主持仪式，杀牛祭祖，还要杀鸡鸭。全鼓的亲戚都要赶来参加，活动持续十余天。 吃新节 也叫“新禾节”。“吃新”是居住在清水江和都柳江中上游的苗族节日之一。没有统一的规定日期。按照习惯，在收获的季节里，找一块稻谷长势最好的田，大家就在这里欢庆“吃新节”。 相传很古的时候，人间没有谷子，只有天上告呼（雷公）掌管的谷子国有谷子，人们只好打猎为生。为了得到谷种，苗族的老祖先告劳拿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到谷子国换了九斗九升九碗谷种，放在仓库里，等来年开春播种。可是有一天晚上，胳膊很长很长的阿乌友，手扒着天边，借着天灯的光，踩着石头，舂蕨粑根，不小心将天灯打翻，恰恰掉落到木板仓顶上。结果起火，火越烧越大，谷种在仓里哭喊连天，最后乘着烟飞上了天，跑回了告呼家。告劳去找告呼，请他劝回谷种，可是告呼硬说谷种没上天。没办法，告劳又和告呼商量,再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去换回谷种。嘴巴磨破了九层皮，嗓子说干了九坛水，告呼死活不答应。告劳想了九天九夜，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等谷子成熟的时候，派一只狗到稻田里打几个滚，让谷子沾在毛毛上带回来。古历七月十三日早上,狗要出发了，告劳又交待：要取谷子杆有五尺高、谷穗有五尺长的谷种。但因狗走的太急，到南大门时，不小心绊了一跤，把告劳交待的话记颠倒了，结果跑到只有五寸长的稻田里,赶忙打了几个滚就往回跑。计策被告呼识破了，当狗走到天桥时，告呼早派了九十九个彪壮的武士一把守桥头，他们把狗打落到天河里，他们想天河又宽又深，狗只有死路一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狗落入天河后赶紧把尾巴翘得高高的露出水面，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游过天河回来了，尾巴上还沾有九粒谷种。告劳有了谷种，赶紧犁田撤种，到了古历六月六日这天，秧尖上抽出了一串狗尾巴一样的谷穗，一个月后，金闪闪的谷穗成熟了。古历七月十三日，正是取得谷种一年的日子，告劳这天摘了九升谷子，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他先舀了三大碗给狗吃了，然后自己才尝新。剩下的谷种，年年播种，使人们都吃上了白米饭。为了记住取谷种的日子，将七月十三日定为吃新节，一直传下来。 节日这天，家家都用新谷做饭，天刚破晓，人们便带上新米饭、酒、鸡、鸭、鱼、肉来到田间，祭过先人之后，宴席开始，大家围成一个圆圈，每人将手中的酒杯举到下一位的唇边，老人一声令下，大家接连欢呼三声，便互相敬又酒，一饮而尽。顿时田间笑声回荡，对歌、踩塘、跳芦笙等传统的文体活动开始，直到黄昏。 四月八 农历四月初八，是贵州省贵阳市附近苗族人民纪念古代英雄“亚努”的传统节日。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苗族人民就在富庶的格罗格桑（今贵阳附近）休养生息，过着幸福、美满、丰衣足食的生活。为了抵御统治者官兵的攻打，足智多谋的首领“亚努”率众英勇抗击，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于四月初八牺牲，葬在“嘉八许”（今贵阳市喷水池附近）。为了纪念“亚努”英烈，至今每逢农历四月初八，身穿节日盛装的苗族人民，都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贵阳市喷水池旁集会。 届时，喷水池旁红旗招展，人如潮涌，吹笙奏笛、对歌传情、耍狮子、玩龙灯、打球、比武热闹非凡。小伙子的芦笙比赛别有情趣，他们边吹芦笙边做快速旋转、矮步、倒立等技巧。夜晚，贵阳市和喷水池一带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到处欢歌曼舞，一派欢乐景象。 四月八的活动在川、鄂、湘、黔等地苗族中也广为盛行。 舟溪芦笙节 居住在凯里舟溪一带的苗族。在农历正月十六至二十日要过芦笙节。芦笙堂设在舟溪井坎边的河沙坝上。正月十六日的清晨，几位主持芦笙堂的老人，扛着芦笙来到井坎查看碑文，念道：“吹笙挑月，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娱乐活动。每逢新年正月，各地纷纷仿效，以娱乐而贺新年，更为我苗族自由配婚佳期……” 念完后倒出葫芦里的米酒，先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中央，喷酒数口，各人又饮一大口，吹响了第一支芦竺曲；这时带着银花首饰，穿着艳丽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随着悦耳的曲调翩翩起舞。小伙子们向意中人索取花带，姑娘们则将花带系在中意的小伙的芦笙管上。三天过去了，青年男女各自物色了心中的伙伴。这时主持芦笙堂的老人，仍然背着米酒，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上喷洒米酒。堂中央插上草标。此后芦笙高挂，直到五谷归仓，农历“苗年”，才能取下，直吹到芦笙节。第四天是闹春，青年情侣，自由谈唱，交融感情，互送信物。 龙舟节 龙舟节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此时万人盛装，云集江边，参加龙舟出发前的献祭活动。比赛开始，几十条龙舟破浪前进，两岸锣鼓、礼炮齐鸣，观众呐喊惊天动地。岸上还举行对歌、跳芦笙舞等活动。入夜，余兴未尽，青年男女相聚对歌，倾诉真情。 捕鱼节 捕鱼节是贵州中部独木河及南明河两岸苗族的节日。独木河发源于云雾山，在贵州境内北流至尤里、福来交界处与南明河汇合，再北流注入乌江。这个节日最初是在播种插秧需要水时，苗族人民在河边祈祷龙王降雨的求雨节，但年长月久，就逐渐演变为捕鱼节了。 节日时期各地不一，从三月到六月，由各寨善捕鱼而有威信的“渔头”商定。届时，青壮男子都要前往山上采集树叶作“闹药”，到河中闹鱼捕鱼，妇女则在家中备办腊肉、香肠、糯米饭和酒。中午时，全家老少都穿着盛装，携带酒肉到河边进餐。食毕，男吹芦笙。女唱山歌，尽兴欢乐。到夕阳西下时，才带着鲜鱼回家，另设宴招待亲友或以鱼馈赠他们。 吃信节 吃信节，是贵州省合江县包寨一带苗族人民的节日，历时四天，时间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信”（戊）日（根据干支纪年计算）。届时，远嫁他乡的苗家姑娘，极尽梳妆打扮，穿着如花似锦的衣裙，佩戴琳挪满目的银饰物，满“载”节日礼品，跋山涉水回家探望父母乡亲。节日期间，全寨欢腾，鼓乐齐鸣，吹起芦笙，翩翩起舞，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百嗄雅山脚、翁雅河畔，人声鼎沸。斗牛、斗雀、跳芦笙、拔河、打球等比赛场上，喝彩声此起彼落。钟情青年男女相邀到树林里，溪水边对山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情。 花山节 花山节，又称“踩花山”、“耍花山”或。“踩山”，也叫“跳场”或“桃花”，是贵州省西部、中部，云南省东南部和四川省南部苗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日期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正月，有的在五月、六月、八月下旬不等。节前，几个苗寨联合产生花山会的三人领导小组，连任三年、七年、十二年不等花场在地势平坦的风水宝地。 届时，披上节日盛装的“花场”，灯笼高悬，彩旗飞舞。花杆矗立。身穿对襟短衣，头缠青色长布，腰来大市带的男子和身着节日盛装、精心梳妆打扮的妇女，吹着芦笙、吹呐，敲着铜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云集会场。芦笙舞贯穿花会始末，赛歌是花会的主要项目，爬杆比赛最引人瞩目。舞狮、武艺竞赛、斗牛、赛马活动，各地不尽相同或兼而有之。芦笙舞给人一种轻松活泼之感，衣着鲜艳的姑娘和着小伙子芦笙的旋律起舞，有的是几个男子一字排开，边吹边舞，姑娘们围绕芦笙队，转圈而跳；有的是小伙子吹笙在前，姑娘联臂纵舞于后，或全场数百人随乐齐舞，歌舞升平，令人心旷神情。舞狮活动别有情趣，在矗立的花杆顶端悬挂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两瓶美酒，舞狮毕，比赛爬花杯。花杯是用一棵剥皮的松树制成，又高又滑又细，要想取胜是很困难的，人们常常采用人梯的办法摘取胜利品。爬花杆表演最富有民族特色。表演者边吹笙，边绕杆旋转起舞。一个鹞于翻身上杆，头朝下，双腿交叉紧紧绞住杆子倒挂，吹奏芦笙，一个鲤鱼打挺，身体倒转一百八十度，循环反复一直攀到杆顶亮相。表演者双脚夹住花杆倒挂。吹着芦笙下滑，距地面数尺时，一个筋斗翻下，轻盈自如，赛过体操运动员的技巧，博得全场喝采。妇女的绩麻穿针比赛，饶有风趣，比赛搓麻绳、穿针引线的质量、速度。 勤劳、智慧的结晶为她们带来节日欢乐。花山会是青年男女社交的机会，钟情的姑娘会被小伙子撑开的花伞拢去，互相依偎着，倾诉衷肠。花山会到处洋溢着节目的气氛，充满着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 砍火星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干贵州关岭一带。节日内容主要是规定乡规。根据不同姓氏，节日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大致为七月、八月和九月二十七日不等。一年一度，按氏族中的人户，轮流值年，值年负责召集大家商讨乡规和有关大事，然后值年家要备酒杀鸡，请大家喝“合心酒”，并把鸡头敬给下一届值年。循环轮流轮到谁家值年，就在谁家举行聚议和饮"会心酒"。 客家年 苗族的客家年就是春节。在农历三十晚上，家人团聚，不许外人打搅。他们用半掩门放鞭炮以示此时来人不许入内。初一清晨继续燃放鞭炮，敬祖先，除邪恶。人们用两手做栏牛、拦羊状，嘴里说：“赶牛，赶羊……”以示六畜兴旺，然后吃年饭。初二开始身着盛装的苗家人走乡串户，互相祝贺节日。好客的主人对来宾要敬酒三杯。家家洋溢着节日的欢乐。青年男女聚集在村前寨旁的草坪上，吹芦笙，弹月琴，跳舞唱歌，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踩花山”、“并牛”等活动。 晾桥节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苗乡寨头的传统节日，也叫“二月二”。相传寨头人原住在也雾山，因寨头土地肥沃，全寨人一起搬进寨头。搬家那天，龙也要跟着搬，但石屏河水挡住了龙的去路，于是寨里的构罗（长老）们商议一下，决定架桥把龙接来，因龙象征吉祥幸福。全寨十二房都要接，所以这座桥就修了十二个桥墩。桥修好了起名为“接龙桥”，桥是农历二月初二造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每年这一天寨头苗家十二房各抬一头猪，在桥上宰杀。 龙船节 龙船节，有的地方又称“龙舟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届时，清水江畔，彩旗飘舞，人如海，歌如潮，几十只装饰一新的青、红、黄龙舟一字排开，泊在争相竞发的起跑线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旌旗迎风“哗哗”作响。每条船上三四十名运动健儿，上着对襟短衣，腰系绣花带，下穿阴丹士林布裤，头戴精巧的斗笠，个个精神抖擞，集中待命。德高望重的鼓师和标致英俊的少年擂鼓呐喊，指挥龙舟行进在宽阔的江面上，龙船似离弦飞箭，两岸的欢呼声，喝彩声响彻天空。竞赛结束，男女青年随芦笙、吹呐、竹笛、芒筒、月琴、木叶等乐曲声翩翩起舞。跑马、斗牛、踩鼓和“游方”活动相伴举行，增加了节日浓郁的气氛。节日里，出嫁的姑媲精满载鸡鸭、棕粑回娘家探望。 姊妹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地区。每年春天，那里的苗族妇女要过一次“姊妹节”，吃上一餐“姊妹饭”。节日的早上，寨子里的姑娘们便去田里捉鱼，准备“姊妹饭”、不管她们到哪家田里捕捞，都会受到欢迎。妇女们吃完“姊妹饭”后，便各自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彩色糯米饭，到游方场找小伙子对歌。小伙子想要吃到糯米饭，必须在对歌中取胜。除对歌以外，妇女们可以随意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出嫁的姑娘也要回娘家过“姊妹节”。 爬山节 苗族的爬山节亦称“爬坡节”，形成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每年农历的三月下旬里的“马日”（古代用十二生肖记日），即农历三月十九日这天举行。届时居住在黔东南凯里地区的苗族人民聚集在香炉山上，他们在山上对歌斗雀，歌山人海，热闹非凡。青年男女边唱歌边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向山顶攀登。一路春风一路歌，苗族的飞歌、情歌、酒歌、古歌洒满山坡，最先到达山顶的被誉为“爬山英雄”，受到大家的尊重。得到姑娘们的青睐。 相传香炉山爬山节是纪念苗族的英俊青年阿补和玉帝小女儿阿别的。玉帝的小女儿阿别向往人间的自由生活，顺着山顶飞下来，与聪明能干、忠厚善良的阿补结为夫妻并生有三个女儿。一天黎明全家人正在高兴之际忽然鸡叫头遍。玉帝规定每天鸡叫三遍时为朝拜时，阿别若不能及时赶到，必有大祸临头。心急如火的阿别在山顶向天空飞奔时一脚将香炉山顶登垮了六层。香炉山没了山顶，阿别再无法下凡了，玉帝也因没有山顶不能享受人间香火，便罚阿补变为香炉，供烧香之用。为了纪念阿别和阿补的忠贞爱情，苗家人便在阿补变香炉这天过一年一度的爬山节。 杀鱼节 居住在贵州省贵定一带的苗族人民每年农历三月初九都要过杀鱼节。这天，人民起早来到河边，叉起河里的鲜鱼，在河边煮着吃，边吃边唱山歌，吹芦坚，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挑葱会节 是湘西保靖县翁排坡苗族青年的集会。传说很久以前，老鼻子苗寨土官的女儿阿达惹爱上了夯沙的苗家放牛郎岩诺。土官气得要死，说：“凤凰鸟哪能与钉钉雀共窝？”岩诺的老人也劝岩诺：“金银花与地巴菜同不了一个心。”阿达惹被锁在吊脚楼里，不能出去。岩诺每天黄昏赶牛回家，从夯沙跑到老鼻子寨来看心爱的姑娘。失去自由的阿达惹用歌声唱道：“翠鸟关在竹笼笼里，挂牵山上花蓬蓬哩。鸟盼花，花盼鸟，清明采青才相逢哩。”“清明采青”是苗族姑娘在清明这天，上山挑葫葱，求山神保佑。岩诺明白了姑娘的意思，忙唱道：“扯下树的藤子卷在地哩，藤也枯叶也枯好孤凄哩，盼清明，发春雨哩，缠上村儿再莫离哩。”清明这天，两人各自早出家门，正好走在葫葱茂密的翁排坡上相遇。他俩忠贞相爱感动了葫葱仙姑，促成了他们美好姻缘。因此，每年的清明节，苗族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带上蒸好的“清明粑粑”，手拿挑葱刀，男青年拿着沙刀，都聚集在翁排坡上，对歌择偶。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挑葱会”。 祭鼓节 这是苗族的传统祭祖节日。十二年一大祭，六七年一小祭。传说，人类的妈妈“妹榜妹留”是从枫树的树心里生出来的，他们死后还要回到枫树里去，人死后灵魂也要回到老家去才得安息。祖宗的老家在树心里，木鼓就是象征祖宗安息的地方。后来祭祖，“祭祖”喊成了“祭鼓”了。沿袭到现在祭鼓就是祭祖了。祭鼓是以“缰略”为单位举行的，一个“缰”是一个始祖传下来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同敬奉一个认为祖宗的灵魂住在里面的木鼓。祭鼓节那天，每家准备一头水粘牛，也可以几家准备一头，或买些牛肉。先放牛角斗，几百头牛一起角斗，场面是很壮观的，然后再宰杀敬供。按习惯，不论是来庆贺的亲友，还来看斗牛的客人、过路的商贩，一律留下，不准走，人越多，主人脸上越光彩。 跳花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关岭地区。这是关岭地区苗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节日。据说是为多年不生育的夫妇们举行的娱乐盛会。现在远超出这个范围。节目多在正月举行，为期三天左右。白天，吹芦笙、口弦，唱歌跳舞。晚上，对歌，谈情说爱，老人围在篝火旁饮酒畅谈。参加者有时上万人，男女老幼竞相赴会。
春节，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节日。节日前，就在门脸上贴上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当春姑娘来到门口时，会念一遍寄托新一年美好愿望的句子，这一念，好运真的来了。同样寓意的事情还有挂大红灯笼和贴“福”字及财神像等，“福”字还必须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到了”。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年”是什么呢？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199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禁放烟花爆竹的法律，使这一沿续了几百年的习俗成为历史。春节是个亲人团聚的节日，这一点和西方的圣诞节很相似。离家的孩子这时要不远千里回到父母家里。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了。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一个月。正月初一前有祭灶、祭祖等仪式；节中有给儿童压岁钱、亲朋好友拜年等典礼；节后半月又是元宵节，其时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盛况空前，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结束了。春节：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是很不相同的。那么“年”究竟是怎么样来的呢？民间主要有一种说法：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上长角，在海里生长，春节爬上岸来。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这年除夕，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只见他手拄拐杖，满头白发。乡亲们有的封窗锁门，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到处人喊马嘶，一片匆忙恐慌景象。这时，谁还有心关照这位乞讨的老人。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惊目细看，见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她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婆婆无奈，只好撇下家，上山避难去了。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独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着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 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腊烛还发着余光……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右祥的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或者春节的习俗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春节传统习俗 节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我国原始社会就有“腊祭”之说，夏朝建后，这一习俗流传下来。《尔雅》一书说春节：“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商代在一年中要做四次大祀，“冬祀”便是作为春节来过的。民国初年开始，将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这天凌晨，千家万户都会燃放爆竹，有的人家会在除夕夜年夜饭后一直守至午夜放开爆竹才去睡觉，称之为“开门爆仗”，祝新年开门喜庆。早上，合家必吃糯米粉做的团圆，象征全家老少团团圆圆；中午，一般都吃面或馄饨，意为长寿、兴旺。这天，年岁较高的长辈一般都守在家里，等着小辈上门请安，也称“拜年”。家中一般都备有瓜子、花生、糖果、香烟等，以招待上门拜年的客人。旧时，有敬天地，祭鬼神，宿命求财等封建迷信活动，解放后已基本破除，但有些习俗还存在，如禁扫地、不汲水、不动剪刀等，说是为了“积财气，保平安”。在农村，春节走亲访友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才算结束。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的这一月叫元月。但是，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为一岁之首，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长达2080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公历，也叫阳历、新历。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是，人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就以夏历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岁首。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半夜子时（十二点）过后，春节就算正式来到了。临近春节，人们采办年货，除夕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贴年画、春联；迎接新的一年来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春节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彩。不仅保留了过去民间习俗，剔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春节具有新的时代气息。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并互相祝福。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耍龙的，也有踩高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古代的蒙古族，把春节叫做“白节”，正月叫白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藏族是过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是过“古尔邦节”。春节也是苗族、僮族、瑶族等的盛大节日。
元宵节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唐宋时，元宵放灯已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词中生动地描绘了都市元宵佳节满城花灯，满街游人，通宵歌舞的热闹情景。清代元宵节还有舞火把、火球、火雨等。姚元之咏元宵诗：“花间蜂蝶趁喜狂，宝马香车夜正长。十二楼前灯似火，四平街外月如霜。”生动别致。元宵节往往还与爱情连在一起。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抒写了对情人的思念之苦。元宵节除了放灯，还有其他的风俗，如吃元宵，即吃汤圆。宋代周必大在《元宵夜煮浮圆子》诗中云：“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寓意团团圆圆，事事如愿。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一.苗族节日 苗族的传统节日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等，其中以过苗年最为隆重。苗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一般在秋后举行。节日早晨，人们将做好的美味佳肴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酒以示对其辛苦劳作一年的酬谢。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踩堂舞。 苗年 苗年，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的苗族人民欢庆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传统节日。一般在收获季节以后，有的在农历十月亥日，有的在农历九、十、十一月的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节日早晨，晚辈将做好的美味佳肴、虔诚地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些酒以示对其辛苦耕作一年的酬谢。姑娘们身着色彩鲜艳、风格各异、刺绣镶边或挑花的蜡染衣裤或长短百褶裙，佩戴着引人注目的耳环、手测钏等多种银饰物，与英俊的小伙子们跳起踩堂舞（男的吹芦笙，女的排成弧形翩翩起舞）。入夜，大铜鼓声传遍整个村寨。外村寨男青年手提马灯吹着笛子来到村寨附近的“游方”场去游方（又称“坐妹”、“坐寨”、“踩月亮”等，即青年男女的社交恋爱活动），村村寨寨歌声不断。通过对歌，钟情男女便由定情之物--绣有鸳鸯的锦花带连接在一起。 苗年若与“吃鼓藏”年相遇，更为隆重“鼓”为“大家族”之意，“鼓藏”是由家族人共同举行的祭祖仪式，若干年举行一次，七八年、十来年不等。 “鼓藏”前，将“鼓藏”牛（为鼓藏神喂养三年的大牯牛）排队角斗。届时，大家推举的“鼓藏头”一主持仪式，杀牛祭祖，还要杀鸡鸭。全鼓的亲戚都要赶来参加，活动持续十余天。 吃新节 也叫“新禾节”。“吃新”是居住在清水江和都柳江中上游的苗族节日之一。没有统一的规定日期。按照习惯，在收获的季节里，找一块稻谷长势最好的田，大家就在这里欢庆“吃新节”。 相传很古的时候，人间没有谷子，只有天上告呼（雷公）掌管的谷子国有谷子，人们只好打猎为生。为了得到谷种，苗族的老祖先告劳拿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到谷子国换了九斗九升九碗谷种，放在仓库里，等来年开春播种。可是有一天晚上，胳膊很长很长的阿乌友，手扒着天边，借着天灯的光，踩着石头，舂蕨粑根，不小心将天灯打翻，恰恰掉落到木板仓顶上。结果起火，火越烧越大，谷种在仓里哭喊连天，最后乘着烟飞上了天，跑回了告呼家。告劳去找告呼，请他劝回谷种，可是告呼硬说谷种没上天。没办法，告劳又和告呼商量,再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去换回谷种。嘴巴磨破了九层皮，嗓子说干了九坛水，告呼死活不答应。告劳想了九天九夜，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等谷子成熟的时候，派一只狗到稻田里打几个滚，让谷子沾在毛毛上带回来。古历七月十三日早上,狗要出发了，告劳又交待：要取谷子杆有五尺高、谷穗有五尺长的谷种。但因狗走的太急，到南大门时，不小心绊了一跤，把告劳交待的话记颠倒了，结果跑到只有五寸长的稻田里,赶忙打了几个滚就往回跑。计策被告呼识破了，当狗走到天桥时，告呼早派了九十九个彪壮的武士一把守桥头，他们把狗打落到天河里，他们想天河又宽又深，狗只有死路一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狗落入天河后赶紧把尾巴翘得高高的露出水面，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游过天河回来了，尾巴上还沾有九粒谷种。告劳有了谷种，赶紧犁田撤种，到了古历六月六日这天，秧尖上抽出了一串狗尾巴一样的谷穗，一个月后，金闪闪的谷穗成熟了。古历七月十三日，正是取得谷种一年的日子，告劳这天摘了九升谷子，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他先舀了三大碗给狗吃了，然后自己才尝新。剩下的谷种，年年播种，使人们都吃上了白米饭。为了记住取谷种的日子，将七月十三日定为吃新节，一直传下来。 节日这天，家家都用新谷做饭，天刚破晓，人们便带上新米饭、酒、鸡、鸭、鱼、肉来到田间，祭过先人之后，宴席开始，大家围成一个圆圈，每人将手中的酒杯举到下一位的唇边，老人一声令下，大家接连欢呼三声，便互相敬又酒，一饮而尽。顿时田间笑声回荡，对歌、踩塘、跳芦笙等传统的文体活动开始，直到黄昏。 四月八 农历四月初八，是贵州省贵阳市附近苗族人民纪念古代英雄“亚努”的传统节日。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苗族人民就在富庶的格罗格桑（今贵阳附近）休养生息，过着幸福、美满、丰衣足食的生活。为了抵御统治者官兵的攻打，足智多谋的首领“亚努”率众英勇抗击，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于四月初八牺牲，葬在“嘉八许”（今贵阳市喷水池附近）。为了纪念“亚努”英烈，至今每逢农历四月初八，身穿节日盛装的苗族人民，都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贵阳市喷水池旁集会。 届时，喷水池旁红旗招展，人如潮涌，吹笙奏笛、对歌传情、耍狮子、玩龙灯、打球、比武热闹非凡。小伙子的芦笙比赛别有情趣，他们边吹芦笙边做快速旋转、矮步、倒立等技巧。夜晚，贵阳市和喷水池一带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到处欢歌曼舞，一派欢乐景象。 四月八的活动在川、鄂、湘、黔等地苗族中也广为盛行。 舟溪芦笙节 居住在凯里舟溪一带的苗族。在农历正月十六至二十日要过芦笙节。芦笙堂设在舟溪井坎边的河沙坝上。正月十六日的清晨，几位主持芦笙堂的老人，扛着芦笙来到井坎查看碑文，念道：“吹笙挑月，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娱乐活动。每逢新年正月，各地纷纷仿效，以娱乐而贺新年，更为我苗族自由配婚佳期……” 念完后倒出葫芦里的米酒，先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中央，喷酒数口，各人又饮一大口，吹响了第一支芦竺曲；这时带着银花首饰，穿着艳丽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随着悦耳的曲调翩翩起舞。小伙子们向意中人索取花带，姑娘们则将花带系在中意的小伙的芦笙管上。三天过去了，青年男女各自物色了心中的伙伴。这时主持芦笙堂的老人，仍然背着米酒，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上喷洒米酒。堂中央插上草标。此后芦笙高挂，直到五谷归仓，农历“苗年”，才能取下，直吹到芦笙节。第四天是闹春，青年情侣，自由谈唱，交融感情，互送信物。 龙舟节 龙舟节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此时万人盛装，云集江边，参加龙舟出发前的献祭活动。比赛开始，几十条龙舟破浪前进，两岸锣鼓、礼炮齐鸣，观众呐喊惊天动地。岸上还举行对歌、跳芦笙舞等活动。入夜，余兴未尽，青年男女相聚对歌，倾诉真情。 捕鱼节 捕鱼节是贵州中部独木河及南明河两岸苗族的节日。独木河发源于云雾山，在贵州境内北流至尤里、福来交界处与南明河汇合，再北流注入乌江。这个节日最初是在播种插秧需要水时，苗族人民在河边祈祷龙王降雨的求雨节，但年长月久，就逐渐演变为捕鱼节了。 节日时期各地不一，从三月到六月，由各寨善捕鱼而有威信的“渔头”商定。届时，青壮男子都要前往山上采集树叶作“闹药”，到河中闹鱼捕鱼，妇女则在家中备办腊肉、香肠、糯米饭和酒。中午时，全家老少都穿着盛装，携带酒肉到河边进餐。食毕，男吹芦笙。女唱山歌，尽兴欢乐。到夕阳西下时，才带着鲜鱼回家，另设宴招待亲友或以鱼馈赠他们。 吃信节 吃信节，是贵州省合江县包寨一带苗族人民的节日，历时四天，时间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信”（戊）日（根据干支纪年计算）。届时，远嫁他乡的苗家姑娘，极尽梳妆打扮，穿着如花似锦的衣裙，佩戴琳挪满目的银饰物，满“载”节日礼品，跋山涉水回家探望父母乡亲。节日期间，全寨欢腾，鼓乐齐鸣，吹起芦笙，翩翩起舞，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百嗄雅山脚、翁雅河畔，人声鼎沸。斗牛、斗雀、跳芦笙、拔河、打球等比赛场上，喝彩声此起彼落。钟情青年男女相邀到树林里，溪水边对山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情。 花山节 花山节，又称“踩花山”、“耍花山”或。“踩山”，也叫“跳场”或“桃花”，是贵州省西部、中部，云南省东南部和四川省南部苗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日期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正月，有的在五月、六月、八月下旬不等。节前，几个苗寨联合产生花山会的三人领导小组，连任三年、七年、十二年不等花场在地势平坦的风水宝地。 届时，披上节日盛装的“花场”，灯笼高悬，彩旗飞舞。花杆矗立。身穿对襟短衣，头缠青色长布，腰来大市带的男子和身着节日盛装、精心梳妆打扮的妇女，吹着芦笙、吹呐，敲着铜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云集会场。芦笙舞贯穿花会始末，赛歌是花会的主要项目，爬杆比赛最引人瞩目。舞狮、武艺竞赛、斗牛、赛马活动，各地不尽相同或兼而有之。芦笙舞给人一种轻松活泼之感，衣着鲜艳的姑娘和着小伙子芦笙的旋律起舞，有的是几个男子一字排开，边吹边舞，姑娘们围绕芦笙队，转圈而跳；有的是小伙子吹笙在前，姑娘联臂纵舞于后，或全场数百人随乐齐舞，歌舞升平，令人心旷神情。舞狮活动别有情趣，在矗立的花杆顶端悬挂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两瓶美酒，舞狮毕，比赛爬花杯。花杯是用一棵剥皮的松树制成，又高又滑又细，要想取胜是很困难的，人们常常采用人梯的办法摘取胜利品。爬花杆表演最富有民族特色。表演者边吹笙，边绕杆旋转起舞。一个鹞于翻身上杆，头朝下，双腿交叉紧紧绞住杆子倒挂，吹奏芦笙，一个鲤鱼打挺，身体倒转一百八十度，循环反复一直攀到杆顶亮相。表演者双脚夹住花杆倒挂。吹着芦笙下滑，距地面数尺时，一个筋斗翻下，轻盈自如，赛过体操运动员的技巧，博得全场喝采。妇女的绩麻穿针比赛，饶有风趣，比赛搓麻绳、穿针引线的质量、速度。 勤劳、智慧的结晶为她们带来节日欢乐。花山会是青年男女社交的机会，钟情的姑娘会被小伙子撑开的花伞拢去，互相依偎着，倾诉衷肠。花山会到处洋溢着节目的气氛，充满着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 砍火星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干贵州关岭一带。节日内容主要是规定乡规。根据不同姓氏，节日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大致为七月、八月和九月二十七日不等。一年一度，按氏族中的人户，轮流值年，值年负责召集大家商讨乡规和有关大事，然后值年家要备酒杀鸡，请大家喝“合心酒”，并把鸡头敬给下一届值年。循环轮流轮到谁家值年，就在谁家举行聚议和饮"会心酒"。 客家年 苗族的客家年就是春节。在农历三十晚上，家人团聚，不许外人打搅。他们用半掩门放鞭炮以示此时来人不许入内。初一清晨继续燃放鞭炮，敬祖先，除邪恶。人们用两手做栏牛、拦羊状，嘴里说：“赶牛，赶羊……”以示六畜兴旺，然后吃年饭。初二开始身着盛装的苗家人走乡串户，互相祝贺节日。好客的主人对来宾要敬酒三杯。家家洋溢着节日的欢乐。青年男女聚集在村前寨旁的草坪上，吹芦笙，弹月琴，跳舞唱歌，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踩花山”、“并牛”等活动。 晾桥节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苗乡寨头的传统节日，也叫“二月二”。相传寨头人原住在也雾山，因寨头土地肥沃，全寨人一起搬进寨头。搬家那天，龙也要跟着搬，但石屏河水挡住了龙的去路，于是寨里的构罗（长老）们商议一下，决定架桥把龙接来，因龙象征吉祥幸福。全寨十二房都要接，所以这座桥就修了十二个桥墩。桥修好了起名为“接龙桥”，桥是农历二月初二造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每年这一天寨头苗家十二房各抬一头猪，在桥上宰杀。 龙船节 龙船节，有的地方又称“龙舟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届时，清水江畔，彩旗飘舞，人如海，歌如潮，几十只装饰一新的青、红、黄龙舟一字排开，泊在争相竞发的起跑线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旌旗迎风“哗哗”作响。每条船上三四十名运动健儿，上着对襟短衣，腰系绣花带，下穿阴丹士林布裤，头戴精巧的斗笠，个个精神抖擞，集中待命。德高望重的鼓师和标致英俊的少年擂鼓呐喊，指挥龙舟行进在宽阔的江面上，龙船似离弦飞箭，两岸的欢呼声，喝彩声响彻天空。竞赛结束，男女青年随芦笙、吹呐、竹笛、芒筒、月琴、木叶等乐曲声翩翩起舞。跑马、斗牛、踩鼓和“游方”活动相伴举行，增加了节日浓郁的气氛。节日里，出嫁的姑媲精满载鸡鸭、棕粑回娘家探望。 姊妹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地区。每年春天，那里的苗族妇女要过一次“姊妹节”，吃上一餐“姊妹饭”。节日的早上，寨子里的姑娘们便去田里捉鱼，准备“姊妹饭”、不管她们到哪家田里捕捞，都会受到欢迎。妇女们吃完“姊妹饭”后，便各自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彩色糯米饭，到游方场找小伙子对歌。小伙子想要吃到糯米饭，必须在对歌中取胜。除对歌以外，妇女们可以随意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出嫁的姑娘也要回娘家过“姊妹节”。 爬山节 苗族的爬山节亦称“爬坡节”，形成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每年农历的三月下旬里的“马日”（古代用十二生肖记日），即农历三月十九日这天举行。届时居住在黔东南凯里地区的苗族人民聚集在香炉山上，他们在山上对歌斗雀，歌山人海，热闹非凡。青年男女边唱歌边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向山顶攀登。一路春风一路歌，苗族的飞歌、情歌、酒歌、古歌洒满山坡，最先到达山顶的被誉为“爬山英雄”，受到大家的尊重。得到姑娘们的青睐。 相传香炉山爬山节是纪念苗族的英俊青年阿补和玉帝小女儿阿别的。玉帝的小女儿阿别向往人间的自由生活，顺着山顶飞下来，与聪明能干、忠厚善良的阿补结为夫妻并生有三个女儿。一天黎明全家人正在高兴之际忽然鸡叫头遍。玉帝规定每天鸡叫三遍时为朝拜时，阿别若不能及时赶到，必有大祸临头。心急如火的阿别在山顶向天空飞奔时一脚将香炉山顶登垮了六层。香炉山没了山顶，阿别再无法下凡了，玉帝也因没有山顶不能享受人间香火，便罚阿补变为香炉，供烧香之用。为了纪念阿别和阿补的忠贞爱情，苗家人便在阿补变香炉这天过一年一度的爬山节。 杀鱼节 居住在贵州省贵定一带的苗族人民每年农历三月初九都要过杀鱼节。这天，人民起早来到河边，叉起河里的鲜鱼，在河边煮着吃，边吃边唱山歌，吹芦坚，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挑葱会节 是湘西保靖县翁排坡苗族青年的集会。传说很久以前，老鼻子苗寨土官的女儿阿达惹爱上了夯沙的苗家放牛郎岩诺。土官气得要死，说：“凤凰鸟哪能与钉钉雀共窝？”岩诺的老人也劝岩诺：“金银花与地巴菜同不了一个心。”阿达惹被锁在吊脚楼里，不能出去。岩诺每天黄昏赶牛回家，从夯沙跑到老鼻子寨来看心爱的姑娘。失去自由的阿达惹用歌声唱道：“翠鸟关在竹笼笼里，挂牵山上花蓬蓬哩。鸟盼花，花盼鸟，清明采青才相逢哩。”“清明采青”是苗族姑娘在清明这天，上山挑葫葱，求山神保佑。岩诺明白了姑娘的意思，忙唱道：“扯下树的藤子卷在地哩，藤也枯叶也枯好孤凄哩，盼清明，发春雨哩，缠上村儿再莫离哩。”清明这天，两人各自早出家门，正好走在葫葱茂密的翁排坡上相遇。他俩忠贞相爱感动了葫葱仙姑，促成了他们美好姻缘。因此，每年的清明节，苗族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带上蒸好的“清明粑粑”，手拿挑葱刀，男青年拿着沙刀，都聚集在翁排坡上，对歌择偶。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挑葱会”。 祭鼓节 这是苗族的传统祭祖节日。十二年一大祭，六七年一小祭。传说，人类的妈妈“妹榜妹留”是从枫树的树心里生出来的，他们死后还要回到枫树里去，人死后灵魂也要回到老家去才得安息。祖宗的老家在树心里，木鼓就是象征祖宗安息的地方。后来祭祖，“祭祖”喊成了“祭鼓”了。沿袭到现在祭鼓就是祭祖了。祭鼓是以“缰略”为单位举行的，一个“缰”是一个始祖传下来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同敬奉一个认为祖宗的灵魂住在里面的木鼓。祭鼓节那天，每家准备一头水粘牛，也可以几家准备一头，或买些牛肉。先放牛角斗，几百头牛一起角斗，场面是很壮观的，然后再宰杀敬供。按习惯，不论是来庆贺的亲友，还来看斗牛的客人、过路的商贩，一律留下，不准走，人越多，主人脸上越光彩。 跳花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关岭地区。这是关岭地区苗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节日。据说是为多年不生育的夫妇们举行的娱乐盛会。现在远超出这个范围。节目多在正月举行，为期三天左右。白天，吹芦笙、口弦，唱歌跳舞。晚上，对歌，谈情说爱，老人围在篝火旁饮酒畅谈。参加者有时上万人，男女老幼竞相赴会。
元宵节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唐宋时，元宵放灯已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词中生动地描绘了都市元宵佳节满城花灯，满街游人，通宵歌舞的热闹情景。清代元宵节还有舞火把、火球、火雨等。姚元之咏元宵诗：“花间蜂蝶趁喜狂，宝马香车夜正长。十二楼前灯似火，四平街外月如霜。”生动别致。元宵节往往还与爱情连在一起。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抒写了对情人的思念之苦。元宵节除了放灯，还有其他的风俗，如吃元宵，即吃汤圆。宋代周必大在《元宵夜煮浮圆子》诗中云：“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寓意团团圆圆，事事如愿。
元宵节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唐宋时，元宵放灯已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词中生动地描绘了都市元宵佳节满城花灯，满街游人，通宵歌舞的热闹情景。清代元宵节还有舞火把、火球、火雨等。姚元之咏元宵诗：“花间蜂蝶趁喜狂，宝马香车夜正长。十二楼前灯似火，四平街外月如霜。”生动别致。元宵节往往还与爱情连在一起。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抒写了对情人的思念之苦。元宵节除了放灯，还有其他的风俗，如吃元宵，即吃汤圆。宋代周必大在《元宵夜煮浮圆子》诗中云：“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寓意团团圆圆，事事如愿。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