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毕业论文完整版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费孝通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思考 小城镇是以聚集人口、商品、文化、信息、科技、教育、金融和服务为特征的地域系统。小城镇位于农村之首、城市之尾，与农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又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是大中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后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十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快小城镇建设，走符合十堰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一、发展小城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义 十堰作为地处鄂西北山区的新兴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典型，扶贫任务艰巨，加速推进城镇化，既是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解决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关键。发展小城镇，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把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城乡共荣、协调发展。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成为我市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1、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像十堰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十堰市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有14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贫困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有限，种植业增长的空间也很有限。要使农民致富，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人均生产率。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也大大提高，收入相应增长。而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又极为有限。因此，实现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只有发展小城镇，实现城镇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人口、经济要素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除此别无出路。 2、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加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从理论上说，城镇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专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工业化需要聚集状态，只有人类活动集中才会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才会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市乡镇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通过发展小城镇，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充分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作用，为乡镇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市场、技术和人才条件；通过发挥小城镇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带动农业产业化。 3、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市山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在全市240多万农村人口中，有当家地仅160万亩，由于居住分散，自然灾害频发，种植业的70%望天收。只有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在总量上相应减少现有耕地承载人口数量，转变农民的谋生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向城镇聚集，给大自然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才能解决土壤退化、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降低等生态环境问题。 二、小城镇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地市合并后，十堰市的城镇有了较快发展。截止目前，建制镇由1984年的13个发展到63个，其中城镇居民万人以上的9个，城镇总人口万人，短短17年城镇化率由提高到。城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沿交通干线襄渝铁路、汉江、209国道、316国道展开，城镇职能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职能或低水平商贸职能为主的状况，形成了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各种类型结构。纵观十堰城镇化进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十堰城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因汽车产业的聚集效应使城市人口增长较快，城市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二是乡村城镇化即小城镇的发展相对缓慢。建制镇的发展由于在地市合并以前受行政管理区划的限制，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松散型，区域城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边境贸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中心城市对小城镇发展的辐射能力较弱。地市合并后，城镇建设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由于十堰市农村人口较为稀疏，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有限，这就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适中，同时农村经济非常落后，因此，在农村地区形成小城镇的内、外动力较弱，导致小城镇发展滞后。 十堰小城镇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划问题。规划不科学，执行缺乏严肃性。城镇建设缺乏特色，风格雷同；二是融资问题。目前，城镇化仍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尚未面向市场，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因此，城镇建设资金来源贫乏，投资渠道单一，投入严重不足；三是制度障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延缓了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不利于调动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积极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农民进镇缺乏“安全感”，增加了城镇化成本；四是政策问题。各地出台了鼓励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系列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力，农民在市场准入、税费征收、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不到优惠待遇，甚至有的地方农民进镇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待遇。我市小城镇发展滞后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主观上来看，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建设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存在有思维误区，我们必须克服：第一，要克服官位设市的思维误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帝王以外，下面的州、府、郡、县的设置，等级森严，不可僭越，哪一级官管辖下的城市，城墙该有多高，该有几条街道，衙门有多大，均有严格的规定。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省、市、县、镇的设置，也基本沿用封建社会那一套，严格按行政级别、管辖面积、人口设市，城镇规模基本以官帽定位，而不是按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定位。改革30多年了，包括体制上、观念上很多脱离实际的东西都改过来了，但这一传统的设市设镇模式仍被顽强地保留下来。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在体制上形成了固有的模式，难以体现时代精神，制约了城镇化发展，我们必须克服。 第二，要克服人为构市的思维误区。如果说古楼兰曾为古丝绸之路开辟立下汗马功劳的话，那么它的消失，也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城镇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发展规模该有多大，完全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不能凭主观想象来构筑城镇框架，我们不能不顾城镇发展规模和区域经济社会动态比较优势，好大喜功，人为构市，盲目扩市，以至于城镇“增肥”了，却有城无市。如我市一些小城镇，虽耗巨资建起了几条街道和广场，至今门可罗雀，成为“空壳”。这样的浪费和教训令人心痛。今后，我市的城镇化必须注意克服这种违反规律、人为构市的思维误区。第三，要克服全能乱市的思维误区。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的影响，我市不少小城镇总想来个各行各业齐头并进，搞“大而全”、“小而全”，忽略自身城镇的产业强项和文化特色，搞“全能城镇”。资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苏南地区凋查后曾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的概念，意思是说，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呼唤小城镇的发展，为其提供信息、市场和科学文化服务。加快小城镇建设，其目的一是解决农村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问题；二是以小城镇的广泛建设解决大城市的“通病”。遗憾的是我们却误解了费老的原意，片面认为发展小城镇商品经济就是要搞“小而全”，而未能与时俱进，把小城镇建设放在国际社会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去考察去建设，导致在小城镇的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全能城镇”，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加快我市小城镇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我市小城镇建设要立足市情，既要增加城镇的数量，但更应注意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不能搞“一刀切”。要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梯度推进，全面增强城镇的综合实力、聚集能力和经济辐射功能，逐步形成以重点城镇为支撑、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要把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作为小城镇建设的出发点和归缩点，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带动作用，使小城镇成为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支点。按照小城镇建设的基本思路，加快我市小城镇建设应采取以下对策：1、变官位设市为按经济规模设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规模而言，一些原来默默无闻的沿海乡镇已超过了西部不少地级市，其城镇发展的规模和格局，也超过了西部的不少县和市。就十堰而言，城镇化进程起步晚，即使是县城，与沿海一些乡级小镇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质量上的差别都很大，思想观念上的差距、经营理念上的差距就更大了，尽管国家还沿用按行政级别设市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但打破这一传统的桎梏，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市应遵循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一条客观规律，按经济规模来安排城镇资源的分配，收紧拳头，突出重点，把握规律，有选择、有特色地走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否则，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2、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兴市城镇发展必须以经济产业作为依托。我市多数小城镇近些年来之所以出现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城镇服务功能不配套等问题，甚至是没有经济内涵的“空壳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规划和架构小城镇，小城镇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一个城镇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镇特点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优势产业，而不是面面俱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新兴的城镇，如温州、绵阳、诸城等等都是以特色产业立市。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依据各自的优势，推准主攻方向，大力培植工业主导产业，走依靠产业支撑辐射功能的路子。我市小城镇应当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发展山区资源加工工业，培育城镇支柱产业，增加城镇经济实力，从而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功能。3、变全能镇为特色镇我市小城镇建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追求“小而全”，使小城镇特色不突出。我市城镇化应该走“小而特”的路子，不同的小城镇必须打造不同的特点，或以产业特、或以文化风情特、或以区位特，突出特色，形成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竞争战略，以鲜活的城镇特色，形成“名镇效应”，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小城镇的竞争力，反过来又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张。结合十堰产业与资源特点，可以着力发展以下几类具有特色的小城镇：一是建设工业主导型小城镇。把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区域市场、资源特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建设小型工业园区，把乡镇工业塑造成为带动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力量。二是建设旅游服务型小城镇。旅游资源丰富的乡镇要搞好景区生态环境建设，完善服务设施，全面提高风景名胜区的硬件设施水平和服务接待水平。三是建设流通商贸型小城镇。边贸口子镇要在突出抓好市场等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便捷的服务、最宽松的经营环境，吸引周边的鄂、渝、陕客商前来经商兴业。四是建设特色产业型小城镇。要依托药材、黄姜、茶叶、绿松石等山区资源，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加工、包装、销售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镇。五是建设移民镇。抢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机遇，用好用活移民政策，推动移民小城镇的建设。4、积极解决小城镇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根据这一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为使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还应解决如下问题：(1)搞好科学规划。小城镇规划要坚持科学合理原则，选址要与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导向政策、交通、通讯大动脉相联系。起点要高，具有时代气息；必须满足我市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使小城镇成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载体。小城镇发展的规划，不仅要考虑长远义务教育设施布局，还应考虑职业技术教育设施布局，科教兴镇，保证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把市场一体化要求与本地经济特点相结合，将小城镇规划建设融入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同中心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城镇化体系格局，利用大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小城镇的风貌一定要体现综合经济实力和居民群体凝聚力，使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要把环境生态建设列为主要内容，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自然条件，建设生态小城镇。规划必须体现全局意识，着眼于长远，决不能因党政负责人的更换而改变。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要列入目标考核责任制，要强化规划的实施力度。(2)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可以实行财政资金为引导、吸纳民间资金为主，吸引外资为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首先，财政资金可以向小城镇倾斜，在注重抓好水、电、路及通讯、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与农民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有巨大消费空间的项目，以此吸纳民间投资与吸引外资，加快建设速度，完善城镇功能，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其次，通过小城镇安居工程，吸引农民建房资金。再次，把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建设。政府通过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健全规章制度、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等软件上下功夫，使小城镇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并以“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吸引众多的人带着资金参与城镇建设。要大胆尝试和探索将城镇当作资产来经营的思路，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断建立和完善“经营城镇”的新机制。要最大限度地盘活土地资源，把自然资源变成城镇发展的宝贵财源，变过去土地使用的“行政审批制”为现在的“市场配置制”，使国有土地的资本效益趋向最大化，大力推行竞价拍卖等多种土地经营形式，为城镇建设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营运市政设施，实现滚动开发。经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公共房产及道路、桥梁、公路灯杆等市政设施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推向市场，能卖则卖，宜租则租；经营城镇无形资产，把城镇空间、户外广告标牌经营权、交通线路营运权、道路和其它设施的冠名权等，通过转让、拍卖、租赁等形式推向市场，使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3)加快改革步伐，消除制度障碍。要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落实以现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以住户、职业、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以居民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确保进镇农民的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和吸引农民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要改革土地使用办法，在坚持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对农村土地使用流转制度进行创新，允许农民对土地进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解决农民担心长期离开农村后、遇到困难生活没有保障和后路问题，并为农民进镇后土地集中使用打好基础。同时，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医疗、就业、教育制度等配套改革，建立规范的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进镇解决后顾之忧。

1、费孝通（ ），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5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 3、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4、人物生平：1910年11月2日（清宣统二年），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 [5-6] 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 5、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6、1935年（中华民囯二十四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36年秋（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