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3)《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